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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边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不要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上，要站在革委会的立场上做工作。此时此刻，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什么派来。这么多群众看着我，我必须做出高姿态，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急不恼，和颜悦色，态度诚恳。我这么做之后，宾县的捍联总看这样也很难挑起事端，不会榨出什么油水来，加上刘雪峰也做了一些工作，恶作剧终于作罢。我当时最担心的是，炮轰派中的一些人，沉不住气，说三道四，生出口角来，被对方咬住而互相厮打起来。但是，他们中谁也未吱声，以一种蔑视的目光静观事变，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使我感到很欣慰。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给我敲响了警钟：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他们既然认为我范正美作为省革委会常委都可以随便揪斗，那么参加基层革委会的炮轰派代表又算得了老几？
果真不出所料，在潘复生的默许下，不久之后，全省上上下下，陆陆续续开始了揪斗炮轰派头头的整炮轰派运动。
两派学习班稀里糊涂开始，也稀里糊涂结束。我们四个常委各回各的部门，我和宋振业回政治委员会，刘雪峰回生产委员会，聂士荣回群众工作委员会。不过，我和宋，实际上有职无权。我们俩也只是参加相关的会议，随班唱影，并不吱声。
潘复生根据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经验，机敏地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个个“政治机遇”来整炮轰派。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是从小五界开始而以教育战线的学生运动漫向全国，以致于全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有些地方很乱”。这“很乱”的有些地方，我认为也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由于出现了“乱”的局面，各个领域的群众，特别是大、中学校，形成了不同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口诛笔伐，打派仗，甚至武斗，刀枪炮相见，而且还派人四处活动，把已经平静的地方，又让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曾经高度评价学生运动的毛泽东，这时候因为莫名的原因，似乎改变了对学生看法的初衷，而把希望寄托于工农兵。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针对安徽省出现的情况，在一个情况反映上指示林彪：
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23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部队的“三支两军”便在全国展开。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工宣队、贫宣队进入学校的问题。
为此，1968年8月，毛泽东针对学校开展的教育革命指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时在社会上，经过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这一段批小资产阶级派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于是社会上叫得最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工农兵、工宣队和贫宣队。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各种指示、批示、讲话，除了极少数是通过中央文件或集中报导转发以外，多数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重要署名文章发表的。
1968年夏季，毛泽东在关于一个工厂的文革报告上批示指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不言而渝，这里虽然讲的是工厂的文革夺权、建立革委会后的几道“程序”，当然也是其他各界、各条战线应该照办的最高指示。
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以《革命委员会好》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他说：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年元旦，在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当时被誉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一段话：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实际上，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党的系统和各级革委会的传输与变压而加以贯彻，其精神实质和重点便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当地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水平。在黑龙江省，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就都按照潘复生的理解在执行。
3月30日至4月2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上述最新指示。在会上，潘复生开始作报告，最后作总结讲话。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说：“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23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真是蒙棍肆起，帽子横飞，闹得天翻地覆。作为省革委常委，我“参与并领导”了这次现场会。在会上，自始至终我没有吱声，也没有让我吱声，更不敢吱声。现场会上，发言者慷慨激昂，大喊大叫，更有领呼者振臂高呼，喊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派杀气腾腾，我感到神经高度紧张，头脑发麻，血液凝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感。我敢说，当时参加会的人，如果神经正常，有政治良心的话，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气氛难耐，呼吸压抑、心跳加速。我是哈师院的造反派头头，曾经策划和主持过不少批斗会，还没有见过如此充满血腥味儿和火药味儿。一个省里最高领导，这么草芥人命，说罢官就罢官，说抓就抓，说送监狱就送监狱，而且涉及这么多农村区社、基层干部。我不敢苟同，谈何支持。同时，有一种可怕的责任袭上心头：我的缄默就是对此认同。潘复生带领全体常委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说明是全体常委的共同意志，我是常委便成了同谋，而不是一般旁观者。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无法摆脱这双重恐怖，又不敢同人交流。这种恐怖感的持续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我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现场会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笼罩着与会的干部和群众，叫人透不过气来。散会后，我注意观察其他常委和我周围的人们，一个个显得十分紧张，屏心息气，互相不敢对视，更听不见对话声。从人们紧张的不同表情上，仍然可以觉察出其内心世界的恐惧，不得不轻轻咳嗽，以缓冲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毛泽东引而不发，而潘复生则是越俎代庖。所以，当时干部群众私下这样说：1966年群众“运动”干部，1968年是潘复生“运动”群众。群众“运动”揭批干部是喊口号，虽然也令人可怕，但真要打倒还得组织作结论，人们还怀抱一线希望。潘复生“运动”群众，指哪打哪，打哪就倒，因为潘复生就是组织、言出就是组织结论；如果潘复生不发善心或党中央不纠正，则永世不得翻身。
“杀鸡给猴看”。被结合的县团以上干部心里明镜似的，很害怕第二次被“真正的”打倒。要想不被重新打倒，就要乖乖地效法潘复生，起劲地抡起大棒子，如此这般地发动“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大抓漏网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许多正直的、不肯听潘复生话的、已经站起来的领导干部，以“漏网走资派”再一次被推进了“牛棚”。黑龙江省的文革进入了一次最严重的反复。
和平一队的“经验”由潘复生紧锣密鼓推广，继而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又在潘复生领导和指挥下，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据当时有人告诉我，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5万人。对于潘复生的这些做法，我感到很不理解，也很气愤。当时我想，这样对待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关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怎么落实？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讲话，还有什么文革胜利？但是这些话，我向谁去陈说，只能“回家语妻子”。林玉梅向我描述了他们厂子里搞“三反”的斑斑情况：从厂部到车间、从领导干部到班组长、从技术员到工人，上上下下一条线，方方面面一大片，名目繁多的揭批会，接连不断，说揪谁就揪谁，弄得人人自危。我对她说：
“我看，这哪里是深入搞文化大革命，而是糟践文化大革命。”
“你说话可要注意。”玉梅叮嘱我。她不知道，我对谁诉说我的观感。
从北京回来之后，为了避嫌，我不大回师院，同时，我感到回去说话也是左右为难。我不愿意让潘复生抓住我的现行辫子，我也无意干预哈师院的运动。这样，在潘复生发动“三反”以后，哈师院的有关情况，我只能从别的渠道获得。这时，穆国兴已经进入捍联总的围剿之中，揭批他的大字报，换了一茬又一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日子很艰难，被造反团结合的其他干部，也都进入被围剿的现在进行时，摇摇欲坠，情况很不妙。
在潘复生主持的常委会上，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指示时，潘复生再一次提出，“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提高警惕，深入开展大批判，要坚决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在这个期间，潘复生先后多次发动了对宋任穷、欧阳钦、李范五、杨易辰、王一伦等人的大批判。他组织各种知情人（即原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原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及他们的秘书等）的会议，一个个地亲临现场指导，口问手记，循循善诱。对此，潘复生自我欣赏，且很得意，感到用这种办法揭发了上述领导人不少“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并以此认定，大有干货可捞，就是思想不能右。这里的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就是平日里因为私情而说的某些当时不太合时宜的话。潘复生用种种手段，又打又拉，又逼又诱，掏出某些人的“心里话”，以供他作为向他们攻击的重磅炸弹。以致于后来我省有三个领导人，因为揭发欧阳钦，提供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被欧阳钦点名他死后不得让他们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想，欧阳钦气愤的，绝不是认为他的部下揭发了他，因为这在当时为情势所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是两人个别谈话，具有极特殊的时空条件，属于朋友之间的私情、隐私，茶余饭后说出来的一些快言快语或者漫不经心的几句短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些牢骚，怎么可以将它们扯到政治生活，并用这种损人损德的事情来换取新主子的欢心，谋求自己的解放，甚至攀高附贵，这就有丧良心，为人们所不齿、天理所不容，使这位老革命动了肝火。
5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在庆安柳河开办的“五？七干校”。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根据周恩来多次提出，如何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潘汪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5月6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
“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受到如此推崇，在全国很快取得了新党校的地位。如前所述，它的初衷是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它的设计者提出：一是通过干校这种形式，集中组织下放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著、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和参加体力劳动，给他们一个离职学习、锻炼，再提高的机会；二是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用来改造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其中表现好的，予以重新启用、任职或加以提拔。但潘复生在不久之后，就将它变成一种单一的功能，即用来作为惩治犯错误干部的劳动改造所，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和做法，而在其不断反右之后，又变成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另类处置所，因而使“五？七”干校步入歧途，离开了原来设计者的良好愿望。
也许出手太顺利了，潘复生兴高采烈地继续做他的反右倾伟业。
5月初，潘复生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我记得大约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潘复生立即指示各级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在不久又同意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闭店”搞革命的做法，用以揭开商店的“阶级斗争盖子”，接着他又从7月下旬到8月初，亲临现场，到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迫切任务是狠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我记得最清的是8月中旬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潘复生为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稿子。
公正地说，潘复生写报告稿子，有一个好的做法，那就是他事先跟起草人个别商量，提出他要讲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写作要求，供写作班子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