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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C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C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C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政策，推动两派联合掌权。社会上广泛流传潘复生地位不保了。于是对我的清查也就有头没尾，不终而止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晚间睡不实，常常从恶梦中惊醒，白天头脑发沉，昏昏噩噩，思绪杂乱，干活很难集中精力。
一天，我在C120车床上干活，因为头脑里转悠着挨整的事而走了神，不慎将车刀把卡盘刮了一道印，这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我身上，岂不了得？当时我十分惶恐，吓出了一身冷汗。天不坏我，这情形即刻被细心关照我的车工组组长吕树坤师傅见到了，他赶紧跑过来，边操作，边小声地安慰我说：“我理解你，没事儿。”他细心地把卡盘车了一刀，又用砂布沾了点机油将卡盘擦了擦，于是痕迹不见了。他温馨地朝我一笑，我紧张的心情，才逐渐松弛下来。
吕师傅是文革前定的六级工，技艺娴熟，动作麻利，很快将车床卡盘调整好，显得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此时此刻，我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对吕师傅轻声说“谢谢”，他只是回敬了我一丝微笑，就转身走了。
我对吕师傅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如果这事让厂里领导或群众，特别是捍派人知道，那我就要遇到特大麻烦了。或许有人会说：“范正美心里一定有鬼，所以神不守舍，要么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儿！”或许有人借以挑起什么事端，做点什么文章。后来我离开八一厂竟未能对他好好表示感谢，不幸的是他夫妻双双在70年代末因为干预孩子婚事而遭暗算，尸埋煤堆，极为凄惨，正值打倒四人帮后我被审查期间，又未能为他们送葬，觉得终身遗憾。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1970年的一个春夜，我和玉梅刚刚躺下，只听得外面人们吵吵嚷嚷：
“四一厂（绥化的一个木材厂）着火了！四一厂着火了！”
“快，快上车！”
我急忙爬起来，衣服尚未穿好就夺门而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厂门口集合处。这时厂里的大卡车已经上满了人，停在厂大门口，正待命开赴四一厂救火。工人们一个个为即将赶赴现场救火而摩拳擦掌。我快步也登上了车。汽车已经发动，正准备启车。忽然，厂政治部一位中层干部X某厉声喊道：
“范正美！下车，你不要去！”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不信任。这一定是省里部署，对我的行踪限制的那个规定定的禁规。
一天，我和刘万富议论这件事，刘师傅笑着对我说：
“这是怕你趁火打劫。你要是乱中再放把火咋办？”
我说：“这不正好抓我的现行，他们真蠢，丧失了一次抓我的现行反革命破坏罪的机会。”
“真不知道上面一些人是怎么想的。”刘师傅同我共同嘲笑了这些违背政策、违背人之常情的做法。
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当时上边有布置”，要“监视”你的行动，一些社会活动不能让你参加。
还有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我家串门的人，总要在收发室遭详细盘查、对我的出入要严加掌握，则无须赘述。
这桩桩事实，使我深深地感到，政治上层人物和平民百姓，特别是与工人群众，对于寻常事物的见解和处世态度是如此格格不入：在老百姓，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感情不易流露，有时看不出什么特别热情。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如实地、正确的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用寻常人的、但却是真实、理智的眼光去判断、下结论，他们的感情总是朴实、自然、真实的。然而，政治上层人物，则显得是那么虚伪、做作，遇到人和事，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权利、政治荣誉、政治利害。于是他们看待人和事，总是经过有色眼镜过滤。因而，结果是，一切走了样，变了味儿。照理说，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应该襟怀坦白，具有寻常人的情和志，而且还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客观。但是，当派性或从自己私利出发，他们便失去寻常老百姓的理智，丧失了寻常人的心肠和眼力，必然把人和事看歪了，将事情也办扭了。
人们不经过这样的实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政治和政治权力，什么叫做政治歧视，什么叫做政治迫害。真善美和假恶丑，是如此泾渭分明！正是这种环境，使受者认清世故，把握自我，理顺目标，学会生活，搏斗命运，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显扬风骨。
我想，古代志士仁人，尚能白眼看炎凉，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这个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岂能经受不住目前的考验。所以，我一往如昨，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受这些干扰，也不因此为自己徒增烦恼，渐渐习惯于逆境条件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除了正常工作，帮助厂和车间做些宣传工作以外，还抓紧业余时间读书。这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读完了《史记》，选读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要目，补了一些历史知识。还读了老、庄以及孔子的一些著作，对中国历史、古代文化加深了认识，看问题复杂、客观的多了。
我的这段生活逆旅，在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工作以后而开始转折。
刘光涛来省以后，首先推动贯彻“六厂二校”经验。绥化地区军代表、军区政委田玉和任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绥化地区积极贯彻了刘光涛的意图，首倡并认真抓了落实政策的问题，解放了大批受打击的干部和群众。于是在绥化地区、绥化县，政治空气活跃了。人们联系实际，敞开胸怀谈论我省严重的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1967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70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