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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复生掌权时，有的群众代表自恃有潘复生作后盾，派性十足，盛气凌人，特别是上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各地有经验、群众有意见，还继续抱着潘复生大腿不放，跟着撒谎，欺上瞒下，不肯落实政策，甚至玩弄权术，压制批评、抵制意见，采取种种人们难以容忍的手段，惟恐因此失宠，拼命跟着抵制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
1970年10月15日，潘复生亲自主持省革委会机关毛著讲用会，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T说，“落实政策不是大方向，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前主要矛盾不是落实政策，是广大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受到潘复生的赞扬，并要她到哈尔滨市各单位去讲。
在潘复生被迫同意召开的落实政策的车辆厂现场会的常委准备会上，另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N在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车辆厂的经验“是从伯恩施坦和托洛茨基武库里搬出来的”，“如果车辆厂经验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二十三军、省军区、O一六、五0五部队支左都错了，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都得作检讨。”还说，“假如你们硬是要说车辆厂是派性掌权，群众组织政策不落实，两派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你们回去，到车辆厂去讲好了，我们这是全省的会，在全省搞你们这个东西，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说什么“派性掌权的论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且质问一三一九部队参加现场会的人，“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用心何在？”气的这位一三一九部队首长直哆嗦。
这些简单事实说明，这些群众代表受潘复生的影响，已经极端脱离群众和现实了，对此干部群众意见很大。但是，在召开省党代会前后，我多次做这两位副主任的工作，帮助他们同潘复生的错误划清界限。当其中一位副主任思想不通、托故不肯参加党代会时，我请车把他从他家请来参加大会。当时大会开会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是不见这位副主任。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感到他以前在潘复生掌权时的许多做法和今天对待党代会的态度都做的过头了，有的同志极为不满，感到特别气愤，贬斥之词脱口而出。但是，当大家见我把他领进会场时，也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胸怀和风格，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这些做法，使这两位不同观点的群众代表很受感动，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从而为消除派性隔阂、促进团结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说实在的，一想到许多战友、同志和同学，在潘复生大搞派性掌权时，挨整受压的情形，我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痛楚，在情感上难于通过。但是，我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团结胜利的路线，寄希望于这些同志自己觉悟，寄希望于这次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后解决和纠正潘复生的错误。我想，我不能再来个一报还一报，翻烧饼，又整他们一下。“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前些年，某些群众代表趾高气扬的做法我是很反感、也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借此报复一下，那我就也犯错误了，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风范，连古代的封建文人还不如。关键是必须解决潘复生的问题，大家从潘复生的错误那里吸取教训；只有团结整自己整错了的同志，才能把在潘复生影响下的人争取过来。应该以大局为重。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样做，使省里上上下下了解了我的为人，也使那些跟潘复生跟得很紧的人，后来变成了我的朋友。对此，人们是不忘的。这一点我将在后面适当的时机来介绍。
谈到党干会，有必要在这里谈谈我对钦差大臣毛远新的观感。
1971年的党干会开了近三个月，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待了三个月，可这位年纪轻轻（如果不错的话，那年他33岁）、就读于哈军工的学生、与我们这些出身于普通工农的造反派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他，此次来哈竟然把自己封固在花园村这个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设计的“行宫”里。开大会时，他步随陈锡联，披着一件军大衣，不时抖动左右肩膀，以防军大衣滑落，迈着四方步，神气活现、威风十足地走向主席台，还未坐定，服务员就端上他的专用水杯，倒好水，彬彬有礼地献到他的跟前，只见他高兴时点点头，有时却毫无表情，摆着派头坐定，扫会场一眼；会散之后，又是这般模样退出。那作派，着实令人看起来很不舒服。人们看在心里，其观感，我想不会与我相反。整个党干会期间，他行动的轨迹，就是坐着红旗轿车，在北方大厦与花园村之间这个几百米距离来而复往，他既没有离开花园村到小组来看看，也没有找我们这些曾经同他很熟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叙叙旧，或者听听哈尔滨其他情况什么的。显然，他眼里没有人。我们中许多人觉得，毛远新变了。
1967年我们两派在北京时，毛远新经常穿着一身旧黄军装，挎褙一个旧黄布书包，把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找到一块唠唠，甚至开个玩笑，引得大家捧腹而笑。有时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把我们约到西苑旅社附近的一个公园的树林里，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同我们席地而坐，随便聊天。那时我们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觉得毛主席的亲人确实很亲、也很可敬。那时，我们之间是同志加朋友。现在，我觉得他在摆谱、端架子，俨然以上司自居，自命不凡，不认朋友，使之感到他离我们远了，不可亲、不可敬了。这使我想起我们班的艾和，曾经针对他的四月来信说过的一句话：“他代表谁？没有他大爷的签字，他啥也不算。”
大会期间，哈师院胡云飞、李阁卿等人曾经向我建议，要我找毛远新谈谈心，我将上述印象告诉他们说：
“毛远新已经变了。他已经离他的老子、他的伯伯差远了。”
我这个人，本来无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非分之想，而多少有点儿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想凭着自己本事干革命，而毛远新此时的作派，令我反感。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依傍人势，叫人家瞧不起。人家此时自以为高不可攀，我又何苦低三下四；人家自以为他现在是大人物、了不得，我又何必去卑躬屈膝般求见呢？”
当时我想，也许毛远新以为他的那封“四月来信”是助纣为虐，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了，这也何必，跟大家见见面做几句自我批评不就取得我们的谅解了吗？他可万万不能以领袖侄儿自居，因为靠别人支撑的门面，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上风传我和毛远新过从甚密，这是人们从时空上、从正常情理中的猜度。谁知此一时彼一时的毛远新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否则，黑龙江就会有一批人因为见他一次而永远也抖落不清楚。这是后话。
1971年的省党干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1972年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一月一日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年入党，1932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段历史，1978年随着全国叛徒问题不复存在而予以平反。
联系潘复生的历史问题看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在70年代初认为，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反常地疯狂，就是要以“左”的假面目，来掩盖其历史的右的这个真“实”。因为他一心要把右藏起来，就得给人一个“左的”好印象。正是毛泽东所谓“形左实右”。后来在柳河干校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省委青年干部学习班以及省委全会批林批孔期间，我都反复谈到这一点。
1971年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期间，我母亲去世。党代会之后的这一年秋天，我和玉梅请假回长沙省亲。这次回家有三个目的：一是祭奠母亲；二是接我女儿回来；三是同在长沙的原哈军工的造反派战友会面。
在回长沙老家的路上，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我们走下火车，一出长沙车站，前来迎接我们的原哈军工迁校到长沙的冯昭逢、厉志华以及随夫迁来长沙的我们同年级一班的焦彬林等几个同志，见面互致问候之后，冯昭逢小声地跟我说：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听说了吧？”
对于林彪的问题，当时大家通过批陈整风及一系列传达已经看出了大势，但他乘机叛逃，却多少感到十分意外。我急忙详问其故，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发现，人们的眉宇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却在议论之时多少带有一些神色紧张，因为问题出在最高层，给人们谈话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觉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人们思想深处预感到中央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激烈，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我们几个老同志在一起，虽然坦荡得多，但也因为中央还没有全面传达，许多情况不明，也不便往深里说。通过这许多年的反反复复，大家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因为教训实在太多。所以大家很快将话题转向可以自由抨击的潘复生，大家对黑龙江省的历史巨变感到极为兴奋，以为这才还了潘复生的真面目。
“‘人能弘道’，确然不错。”厉志华说。
潘复生对军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用“重灾区”来形容哈军工受潘复生伤害既真实又形象。虽说军工搬到了长沙，但潘复生的魔影似乎也在这里起作用。我们这些老朋友就是被潘复生的无情棒给打散的，如果没有潘复生的错误，有许多人来不了长沙。今日亲人相见，积聚日久的一肚子不满和义愤，便如火山一样激烈的喷发出来。多年不见面的场面首先变成了对潘复生的声讨会。
不要说冯昭逢一吐为快，就是厉志华和焦彬林，一说到潘复生，也是怒火冲天，满腹积愤。
厉志华是哈军工的一名政治教员，一月风暴时，参加了对黑龙江日报社的夺权活动，后来随着省革委会的成立，他留在报社评论部，起草了不少社论，很为潘复生赏识。但四月炮轰派起来后，特别是所谓“六？五”事件之后，他因为说过，“这样对待炮轰派可不行。炮轰派是群众，省革委对待群众总得让群众讲话。历史证明：没有采取高压把问题解决了的。一部文革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是他在报社几个人闲谈时讲的，不料被一位过路的报社里的有心人听见了，将其报告了潘复生，并且建议潘复生注意舆论工具的“纯洁性”，要在报社、电台工作人员中清理一下有炮轰思潮的人，以便让“党的”喉舌，牢牢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于是厉志华就因为这句话、随着舆论界清查“暗炮”之举被清了出来。
“也好，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就要在后来倒霉了。”厉志华抱着我的肩，仰身大笑。
说着，厉志华跟我倒手指，向我历数报社里的学生、教师是如何一批批被潘复生从报社清理出去的。
同厉不同，焦彬林有着另一番经历。她是哈师院我们同年级一班的同学。我在上章提到的所谓“五？二三事件”中，她与同班持捍派观点的L发生分歧，焦认为L在毛著讲用会上言不属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引起冲突，互相斗殴。当时正值派性清队之时，由捍派控制的师院革委会将这件事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而加以追查，在系里加以点名批判，勒令她进行反复检查。因为这件事，她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影响，并在她的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派性材料。迫于形势，只好随在哈军工的丈夫老吴来到长沙，目前不得不在广播室工作。
回老家祭奠母亲以后，我和玉梅就把女儿志武从长沙接回到绥化。在绥化，1970年8月6日玉梅生了第二个孩子——志勇。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绥化定居。
我在1971年，随着批潘批林斗争的胜利，结束了逆旅生活，因为潘复生的问题刚刚揭露，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原来我在政治委员会的任职早已由潘复生撤销，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议”，而那时是“文山会海”，我实际上就成了“会议委员”，几乎沉陷于会议之中。当然也接受某些临时任务。
首先批陈整风，接着批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按照计划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四届人大做筹备工作。这时的毛泽东因为对林彪不满，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从我个人占有的资料看，也许有两个重要问题动摇了毛对林的看法：
一是林彪专门研究历代宫廷政变，并且对毛主席的评价、讲话有失偏颇，其中主要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七？二○”以后擅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二是林彪在1969年10月17日，在未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时，擅自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件事造成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有的被送到五七干校，极大地扩大了当时的矛盾，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这事使毛泽东大为恼火、极为不满。
这样，毛泽东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因而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不安排林彪当国家主席。但是，林彪、陈伯达，却按照他们的打算，在会上拿出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材料，并通过陈伯达在会上抢先发言，极力吹捧林彪，坚持必须设国家主席，意在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其中他们最重的出击是打出了华北组的第二期简报，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已经对林彪不满的毛泽东认为陈伯达跳出来向党发难，先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同时找林彪谈话。
8月31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认为《论天才》这本小册子，宣扬唯心史观，散布谣言和诡辩，应严肃加以批判。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提法，号召全党与之斗争，要读马列著作，方能识别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类骗子。会上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林彪、陈伯达进行了斗争，并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年12月22日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从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各省根据中央通知，同时开展批陈整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陈整风，重点是批陈。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之后，于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我当时的体会是，毛泽东运用整风这种形式，主要是发动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并且把重点放在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矛头直指林彪。
为了推进对林彪集团的揭发，1971年7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又亲自到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的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也是目标明确，揭发林彪集团，孤立林彪。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指名批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毛泽东对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说，这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