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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对作者张天民的来信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在毛泽东三项指示和文艺调整政策的鼓舞下，1975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就全面整顿作了多次讲话，所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他说
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
因为经过了几次反复，我很注意邓小平的言行，神经也特别敏感。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要调整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战线；各条战线也需要调整、整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口口声声反资产阶级派性，批评各地造反派时厉声厉色，讲到问题时恶声恶气，还说什么不怕骂还乡团，我真有一种“还乡团又回来了”的感觉，听起来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邓小平下面这段谈话很反感：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我想，谁把有贡献的人打倒。我们从来是对有错即改、真正改悔的同志信任的，为什么硬要这么讲话呢？认为他的话语里，总是藏着“刺儿”，感到他对文化大革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套，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应该说，本来我对邓小平的印象是不错的，在十大时还郑重投了他一票。现在，他的这些讲话，使我对他产生了反感，感到邓小平上台，造反派谁也没好。这就是我以后，积极参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基础。
促使我这样想的还有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言论发表。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谈到他在1973年8月13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认为毛的这个谈话很重要，于第二天就将谈话整理成文并送给了姚文元。姚文元也没有怠慢，当日上书毛，表示赞成主席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出版的评论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姚文元在信中说：
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最后，姚文元请示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为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很快，毛泽东批示：同意。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九期短评《重视的评论》。《红旗》杂志在该期设了一个总标题：“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自此之后，评论《水浒》的文章就在全国前所未有地、波澜壮阔地展开了。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是极为赞同毛的观点的，并且认为这是毛的政治斗争的艺术，是在向全国打一种招呼，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暗示。后来一些人们极力贬低这次评《水浒》的政治意义，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毛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视，才创办了他自以为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不能说毛泽东就是就读书谈读书，芦荻先生尽管发表了他的高见，也难以自圆其说。
也许因为我对周恩来像对毛泽东一样的热爱，对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我曾未以为是冲着周恩来来的，我觉得在哈尔滨我所接触的造反派，也没有人反对周恩来。因此，当“大参考”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电讯，我读后，气冲牛斗。当时我在省革委大楼省文教办高教处办公室内读到这份材料，当即给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打电话。因为有气，当挂通电话确认是新华分社后，我竟然一句客套话也未表，劈口就说：
“我叫范正美，我刚才看到新华社编印的大参考上，发了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所谓伍豪的文章。我在这里不是以省文教办领导的名义给你们挂电话，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向新华社提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中央已有结论。大参考的文章是经过新华社筛选出来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挑拨是非，制造混乱，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请你们转告我的这个意见。”
对方没有表态，只是连连地说：“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报告总社的！”
在1975年，江青经常到天津小靳庄蹲点，搞了一个农村文艺学小靳庄的话动。自从1967年江青搞揪“军内一小撮”和“文攻武卫”挨批之后，我对江青总的印象不好，后来对她总是抛头露面，一些作派也有看法。所以，当省委决定要召开学小靳庄会议时，尽管当时我被省委抽调进行有关准备，但是我同当时其他工作人员反复议论，觉得毛主席提出学大寨，这里又搞个学小靳庄，这不是和主席唱对台戏吗。左想又想，总觉得不妥。于是我建议省委撤销开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的成命，把学小靳庄的活动纳入学大寨的整个活动中，这样没什么弊病。刘光涛听取了我的意见，取消了这次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即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进入中南海，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获取外界的信息和他对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由毛远新来完成。据一些资料介绍，在1975年9—11月间，毛远新针对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向毛泽东进言：
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其余两项指示都不要了。
毛泽东对他的文化大革命耿耿于心，他对毛远新指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激发这件事的是，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通过邓小平两次上书毛泽东，状告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见信后很生气，就在这封信上批示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通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以后，毛泽东又说：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在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打招呼会，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说：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十二期上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文章说：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于是，以教育战线为起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
1976年2月28日至3月3日，省委召开了第十三次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紧接着向地市级干部作了传达。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所以林彪一类上台很容易。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搞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已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已经10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的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老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一○七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干部会上，省委领导的发言，特别是杨易辰、任仲夷、李力安三人的发言，为与会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直抒胸襟，坦荡敢言，气势磅礴，语重心长，第一次自觉地带了个好头。省委领导挺身而出，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也可以说他们给我击了一掌：作为一个新干部，应该以老干部为榜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立新功。
杨易辰历数邓小平的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按十年一段，直数到七十年代。他说：可以从不同阶段给邓小平画个像：二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三十年代逃避革命，反对百色起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大搞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反对文革，镇压群众；七十年代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会后我和一些人背后议论，觉得他的发言，未免对邓公不公。邓小平还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的，不能像杨书记这样绝对化，就像把林彪从根上说成就是坏人一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任仲夷着重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角度来批邓。他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别分子，而是一股复辟势力，他们一定时期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个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人由于有共同的既得利益，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在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条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指挥下，上下呼应，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我听着，觉得任书记言简意赅，说道了点子上。
李力安的发言则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谈起，认为
邓小平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又翻案，又复辟，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评论《水浒》，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刮右倾翻案风。
李力安实际上也给邓小平画了个像。
当时省委认为这三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是具有双高的特点：高姿态，重拳出击；高水平，理性升华。所以他们的上述发言都上了简报，给我的印象极深。到1976年上半年，他们三人在原来发言的基础上，分别整理成长篇大作，洋洋万言，并相继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
杨易辰化名“松风”，题目是《必须认真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见报于1976年5月15日。
任仲夷化名“再学”，题目是《必须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见报于1976年5月21日。
李力安化名“晓雪声”，题目是《认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动性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报于1976年6月4日。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真名，答复是“这样更具影响，体现出理论高度”。
在省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我于1976年3月间，在省革委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来，邓小平以还乡团的架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大搞反攻倒算，在我省也大受影响。我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黑龙江日报见事迟，对于否定文革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