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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对于王老师的高德厚谊，我牢牢地刻在心坎，经常回温，用以鞭策自己。
周围对我的情和爱，不仅来自我的妻子、子女、同学和老师，朋友和邻居，也来自我和玉梅的单位。
我工作过的省文教办的同事们，也是情谊难述。最使我感激的是，办里同志在对我的处分问题上，多方为我说情。先则为我争取一个轻处分，继则为我留在党内说话，特别是张双城副主任，多次亲自找省委领导做工作，要求坚持原处分，不要加码，把我留在党内。后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在生活上多方关照我。在我到电大以前，办里多数人，一直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机关工会在过年过节时，主动给予我一定的困难补助费，这对于当时我的生活，具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需要换煤气罐，归办里使用的吉普车司机只要我说一声，就给我出车拉煤气罐。机关里分东西，也有我一份。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纪录了这份情谊。
周围多友谊，写于1982年11月11日今日去办取工资，小曹、小李把参加球赛的纪念品——一条球裤给了我。这件小事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办里同事及周围同志、朋友的关爱，在归途上得诗一首。
一件球裤一片心，穷途容易动感情。
长梦未曾施薄惠，短桥且似见老成。
肯效鸷鸟垂双翼，敢为国事竭精诚。
正是不惑难堪日，会遣余力慰诸朋。
玉梅在哈尔滨电子仪器厂检查科工作，她所在的班组、科室的领导和工人师傅，对她、对我们全家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玉梅领着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换煤气、弄秋菜，她们科室的师傅，无论男女，只要说一声，总是二话不说，竭尽全力帮忙。孩子有病，大家争着帮助送医院看医生、取药、打针。玉梅每每说起来，数叨着这些师傅，千般谢忱，万种感激。我从牛棚回来，特意请几位师傅到家吃了一顿便饭，以表表我们的一片谢忱。
玉梅的同事潘宏章、王兆礼这两位老师傅，我必须在这里重书一笔。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潘是一位执着的复员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打过老蒋，也打过老美，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占公家的一丝便宜，惟恐损害工厂和职工的丝毫利益，说话讲政治，连个玩笑也很少说；王又是另一种风格。为人耿直、热情，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也是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从不不占公家的一文一豪，但笑话连篇，乐观豁达。这两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电工，什么电线、电器安装，总找他们。他俩很尊重我、信赖我，愿意同我聊天。说到我的遭遇，潘师傅说的好：“毛主席、周总理在世，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现在，还是这个范正美，我们不能因为你现在，就对你另眼相看，你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师傅总是说：“好就是好。我不会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个人正派，有正事，不搞歪门邪道。”老工人对我们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王师傅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晋升教授职称时，需要填写好几份表格，因为要求交表的时间很紧，根据玉梅的提议，就把王师傅请到家帮忙。
还有董工程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孩子有病，总有他帮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总找他来修理。他这个人，连“谢”字也不让人说，请他吃饭根本没门。
此外，还有山查胡、张大全、田桂兰、高月珍、张吉亭、高子芬等师傅，他（她）们对于我家的种种情谊，也教我们难于一一叙述，永远不能忘怀。
我自命清高，不想攀高结贵，特别是文革后期，认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不能陷到哪个圈子中去，总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来表现自己，让人们接受我。因此，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平民百姓，并且我把这份情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回想起来也备感亲切。我的这种现在看似迂腐、当时被讥笑为书生气的思想性格，使我不愿意拜访领导人，同机关、领导层的交往甚少。我的看法是，平民百姓朋友，虽然热情在平时不那么强烈，但总是持久如一，显得自然、质朴，然而在机关、领导层中却不然，交往的气氛在平时看来显得似乎特别热情强烈，尤其是当你担当某种显要之职时，更使你感到热情过分，觉得他同你的交往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并带着某种显见的利益追求和市侩作风，具有一种浓烈的功利色彩，真诚的情感被扭曲、被扼杀了，人们之间本应该有的自然、坦荡的东西不见了。我在逆境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刘万富这位我在八一厂劳动时的师傅，风尘仆仆从绥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我的一切他都知道。刘师傅本来有点口吃，激动时表现得尤为厉害，说的常常是短语或半句话。
“我知道你同‘四人帮’不会有什么组织联系。别的事情，我们都理解。你的为人，有口皆碑。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响应，这是当时的大形势。从八一厂来看，没有不参加的。我开始保守，后来也造反。要想得开，多多注意身体。我相信你能想得开！”
他一再说，他来的是一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个代表。他掰着手指诉说关心我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也一再告诉他，我一定不辜负师傅们的期望。没想到他竟在前一、两年离开了人世。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位老实厚道的工人，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在国企改革没有上去的情况下，因为工资开不满，还经常拖欠，家庭孩子多，又都快到上学、结婚的年龄，贫病交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未能进到市场经济里来。我想他是含愤而离世的。我留他吃了一顿便饭，亲手为他做了几个菜，他临走时一再要给我五十块钱，表表他的心意，我说什么也没有接受。我说：“你这个时候能来看我，就使我很感激不尽，这是金钱买不到的最好的礼物。你现在要比我困难的多。你来看我，你这金子般的心我领了，它比什么都珍贵，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来去匆匆，专程来看我，离开我家什么地方也没去，就径直回家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痛、泪涌流。我后悔当时没有送他上火车，没有给他买火车票，没有好好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克服难关，不要儿女情长，把自己搭给孩子。我欠他的情，深深埋在心上，激励我奋进。
从绥化专程来看我的还有关文有。他比我小十多岁。我们在八一厂是同一个车间，那时他对我多方关照。我没有帮过他什么忙，他却始终珍惜那段共同生活，回味大家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谈起我关心他的故事。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岗技校毕业分配到八一厂当工人的一批毕业生，他们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的刘树茂、陈淑清两口子，更使我们难忘。当时他俩还没有结婚，对我们夫妻特别好。小陈经常替我们看小孩，给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树茂能写善画，同我经常在一起为车间出板报、搞宣传，亲如兄弟。当时我是挨整下去劳动改造，他同我在一起，极个别派性强的人，对他冷嘲热讽。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就同我保持距离。正好相反，他把我看成他的兄长，多方体贴，我家有什么事，他总是第一个帮我者。我回到省里重新工作后，他俩调到齐齐哈尔工作，双方减少了联系。这次我落难以后，他只要到哈尔滨，必来家看我，一再提出，他哥在哈市，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哥哥帮忙。我和玉梅还应邀到齐齐哈尔他家小住。小陈的几个姐姐、姐夫也热情地会见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游历。
我的电大同事对我的情谊，难以尽述。
先说在图书馆。当时算我一共四人。
馆长是付春茂，还有辽财毕业的姜莲英（跟丈夫林桐一起调来），以及高中生毕业生葛学全。付春茂算起来还是我的校友、学兄，他是哈师院前身哈师专历史科58级毕业生。他对我很关照，一再告诉我，他是学历史的，养成了用历史态度看待历史的习惯，常说一个人的历史已经过去，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住现在，争取未来。他说：“你不要老是想着过去那段子事，老是想着你自己，这不我们也在图书馆，姜莲英是辽财学会计的，不愿意干会计，现在也在这里。葛学全高中毕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你也并不屈。在我们中国，有不少人瞧不起图书馆，其实建国以来，图书馆里藏着一大批有本事的人。咱们师院图书馆就是这样。这你是知道的。”他指的是，蓝天成和张士良这样两个当过国民党大官的人。
他说的这些道理很通俗，很质朴，却很现实。他知道我对处分不服，唯恐我思想不通，闹情绪。其实，他并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从来认为，无可挽回的事就不要再想它，以免自寻烦恼，我也没有瞧不起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倒觉得没有把图书馆放在眼里的是某些领导人。当然，我还是把图书馆当做“暂趋身”的跳板，想当我的教员去。付老师对我很信任，把图书整理的重任全权交给了我。在生活上，也多方照顾，为我争取了生活补助和假期有偿劳动。这使我备感温暖。
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姜莲英、葛学全他们两位对我也很好。1984年暑假，学校组织有酬建校劳动，整理演播室。在付老师的争取下，姜老师为了陪我，也报名参加了。当时，报名参加体力劳动的教职工只有我和姜莲英两人。如前所述，我对于参加体力劳动从来没有难堪的感觉，有姜老师陪同，自然在心里更觉得平衡。姜老师是位女同志，不怕脏、不怕累，风风火火，泼泼辣辣，一点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我心里很佩服她，觉得有这样一位女大学生陪着我劳动是件幸事。这是我到电大的第一个假期，过得有意义，应该感谢姜老师。她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大学生的心里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虽然活比较脏，但我们的劳动生活却是在一片愉快的说说笑笑之中度过的。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饶有余趣。
葛学全对我更是热肠有加。他父亲是教育界的一位前辈，曾因工作有过接触，彼此印象不错。这样，学全同我就有了双重关系。学全为人仗义直言，热情无羁，只要所许，不论困难，为朋友两肋插刀，胸怀大志，博学多闻，妙语连珠，言惊四坐，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爱好就是一杯酒。同我在一起议论，对我多言“没什么了不起，过去就让它过去。今后还是咱们哥们，咱们不搞政治，咱搞教学不行？著书立说不行？没有过不去的河！凭着你这两下子干啥不行。”他负责采购图书，在一起常常纵论读书心得，莫不高兴。不幸的是，这位兄弟，一次饮酒过多，竟至心脏骤停，匆匆撇开了人世。时间是1987年3月8日。我痛失股肱，悲痛地写了一词，以表达悼念之情。词曰：
悼学全天帘低垂，地友呜咽，哭学全匆匆，人生太短暂，痛首疾心，悲绝难言。忆君容，思君业，三十三年，可也坦然！笑言常惊四坐，拍板无存私心；爱至真，情更纯，一心只要风流，奔波但愿事业然，夜夜日日，日日夜夜，常工作达旦；肝胆照人，朋友无憾，难得人人称赞。呜呼，此去匆匆，未尽事业有友朋换肩。葛君安眠。
到经济系，每一位老师对我情谊至厚。如果一个个来叙述，未免絮叨；加以概括，却又恐挂一漏万。举一件事，足见一般。我到系里开课，首先得有聘用单位。系里的老师，从田主任到其他老师，用不同的方式主动为我联系用教单位。最感人的是闻会新老师，在1985年春节期间，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到省电大附近几个办班单位，一个个具体帮我落实。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道上跌跌撞撞，我坐在车后心情揣揣不安。这是多么难得的情谊啊！素不相识，我到系里才个把月，对系里并没有什么作为，我还是以前讲过课，能不能讲好课还有待检验。我想，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位新交、对得起系里的领导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系里每个老师对我极为尊重，把我看成他们的老大哥，“德高望重”四个字，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我和系里每个老师都有过良好的合作史，书架上摆放的合作教材和论著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争取领导机关的支持，积极为系里创收，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张月华老师，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他教学部门的许多老师和职工，也有桩桩令我难以忘情的故事，深深刻录在心。在工作接触中，或是生活方面，他们总是对我报以春风和微笑，惟恐刺激我的伤痛和自尊，只要我开口，为我大开绿灯，尽力提供各种方便。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到经济系不久，省里组织部门几次来电大考察领导班子、征求推荐人选时，明知中央领导人有说法，许多老师和职工，还是向他们极力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并在事后把他们的这种喜悦和努力告诉我。除了谢谢和苦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到安达流动，同去的还有杨海林老师。我们在安达电大待了近两年，每个星期到那里住三晚，待四天，每个人每个学期给安达电大讲两、三门课。春秋之季，来去坐火车，我们把它当作愉快的郊游；到了冬天，赶赴火车的行路简直成了一种活受罪。不过，我俩一路互相打趣，议论人生、人情、人伦，感慨世情、事变，交流教学心得体会，互换社会小趣闻，相互勉励，海阔天空，从中受到很多教益。我俩同吃同住同时从事教学，自谓到安达此回不为虚度年华，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我俩谈起这一段经历，仍感到十分亲切、充实。
使我尤感珍贵的还有在安达结识的几位朋友。当时在安达电大当校长的夏远杰，是一位精明强干的青年领导干部。为人热情诚恳，工作有方，作风踏实，不务虚名，讲求实际，为安达电大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阶段性的重大贡献。当时，学校最大的问题是教职工住房紧张。他采取职工筹措、请有关行政部门支持、向建筑施工单位举债的办法建了一幢职工宿舍大楼，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大问题。远杰对我特别关照，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生活上，安排细腻，照顾周到，使我和杨海林在安达的那两年，如住家一样方便。为了表达我们之间的友情，在离开安达时，我戏串了李白《山中问答》一诗，作为互勉。
戏串李白《山中问答》与远杰互勉何意栖碧间，贵我心自闲；笑看东流水，别有天地间。
我与副校长张波则是另一种情谊。张校长教中文，颇有文采。我们俩用诗词交流情感，读者可从我们的来往诗词中，对我们的友谊窥其一二。
我把《百家诗词论人才》赠他一阅。他在看完《百家诗词论人才》之后，给我写了一诗。
七律读君之所编《百家诗词论人才》兴起有感，乃自叹曰：范君岂非人才哉！
曾经一度冠群英，转眼教书心自宁。
万古风流皆入土，千秋功罪后人评。
云中有雨也无雨，历史无情还有情。
大浪淘沙沙愈净，范君正道美其名。
张波赠诗读后，我回赠了一首。
七律·答友张波校长赠诗，感念万千，因步其原韵，是以为答。
本是师院一书生，荣辱浮沉何足评。
粉笔绘出新世界，勉词引励亦豪情。
难得偷闲作字画，犹为乘兴习文经。
人生本有苦与乐，谢君张帆扬波行。
张波于1990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四生日）写《七律·五十抒闲》一首，对自己人生发了一番议论，他写道：
五十天命欲何求，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