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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思想革命，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卷起了巨澜。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这场运动。对此，毛泽东通过视察大江南北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描述。他说：
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仅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政治、地方领导人、地方政治、单位领导人、单位政治，而且涉及自己、自己家庭的政治态度与取向，涉及目前利益、国家前途与命运，也涉及自己的目前利益、前途与命运，需要快速作判断、拿看法、见行动，因此它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牛德林的故事。这里，从我的记忆库里，撷取他在学习毛著讲用会上的一段话，把它奉献给读者。它曾经给听众带来巨大的震撼，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真正涵义。
（牛德林在“七·一六”被抛出来之后）由于缺乏阶级斗争锻炼，我对此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我感到自己挨了一重棒子，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心里好像压上一块大石头，饭不能吃，觉也不想睡。第一天回家，偏偏受到了爱人的责怪。几年来承担着全部家务，不止一次地埋怨我“一个心眼傻干，白天不回家，晚上住在学生寝室，一点家事不管”。今晚她见我夹着行李回来了，就说：“好呀，人家不说你反党反革命，你还不回来……”我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反党、反革命？我能吗？我什么也不说，这一宿我翻阅了我几年来写的日记，我感到自己对党是真诚的。我查阅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月报纸，找不出我该被斗这一条。我看了“九评”文章，越发觉得自己革命有理、反修无罪。最后，东方已红，太阳已升。我想，只要毛主席没说我错，我就不能认错……
我坚信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感到毛主席思想并没有在脑子里扎根。
我非常苦恼，觉得许多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使我怀疑起相信群众。就在这个时期，一个叫李素贞（入学不到一年）的同学，对我说：“牛老师，我不相信你是反党的，他们大字报的‘事实’不能使我信服……”。中文系一年级吴文中还悄悄地在调查事实真象，准备为我翻案。校外一封署名“你的战友”的信说：“牛德林同志：我们相信你，党和祖国人民在期待你，希望你勇敢战斗！”哈军工五系64——561班的一个同学写信给我：“听说你的出身很好，并且一直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在斗争中比较坚决。我们觉得你不会是‘右派’‘反革命’而可能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用实际行动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学院保卫科长谢光富同志一直不承认党委打我是对的。
这一系列事实，使我很感动。我再次学习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一文的批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感到十分亲切，体会也深刻了。我在一封同志的信封上写道：“誓死保卫我们的毛主席！”还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体会：“一个党员，当他相信党，相信我们的人民，他就有无限的力量；一个人，当他时时刻刻想到无产阶级永保青春的正义事业，他就胸怀开朗，他就决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就站得高了，他就看得远了，他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7月20日，派到政治系的工作组长逼我写检讨。他对我软硬兼施。一会说：“你还年轻，只要检讨的好，还是有出路的。”一会又说：“你不交代，我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不听我的申辩，当即给我出了四道提纲。
回到家里，我考虑到底应不应该写检讨。我爱人说，认个错，也许会从宽处理。我心里混浆浆的，非常不耐烦。我从书架里取出《毛主席诗词》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想起毛主席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想到这些，我在诗词一旁写下自己的心情：“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严寒，只能冻死苍蝇，而梅花和劲松却永不凋谢。”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就是没有写一份检讨书。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盼来了《十六条》！
这就是牛德林被打成“漏网右派”的思想斗争过程。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是不是响应毛泽东关于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按照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论述，起来揭发批判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如何应对，是坚持还是撤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支持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揭批走资派，揭发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还是压制革命群众，也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究竟是检讨还是坚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占住上位，不仅因为历史造就的其领袖地位，居高临下，还在于他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真理在握，道理深刻，富有说服力，联系国内外实际，关于反修防修的深谋远虑，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触动中国人的神经，使每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心，唤起良心的感召而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感召之下，灵魂触动至深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自己在文革问题和过去工作上有愧，不主动上书向毛泽东检讨，就难于自安，虽然言不由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每一个人不仅要革修正主义的命，还要革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以后将其简化为“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各地红卫兵小将提出了许多当时成为普遍指导思想的口号，诸如，从行动上找问题，在思想上找原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刺刀见红，等等。人们纷纷总结教训：“私”字是革命者的大敌，是修正主义的策源地，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宿营地。不论何时何地，“私”字突出了，眼力就模糊，胆子就小，骨头就软，劲头就小。公和私的斗争，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而是灵魂深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头脑司令部里谁胜谁负的夺权拼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刘英俊、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英雄麦贤德等许多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又是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与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的。俗话说，情随境迁。情感的转变与提升，只有依靠理性才能真正入心入神，进入理性支撑的大厦。这就要靠知识的扩充和社会实践的深入，借助于思维才能实现飞跃。人类的革命理性，必须通过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和深入的悟性，将直观的材料进入脑机器的加工才能形成。但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直观和悟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一面积极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勤于观察、细心体会、肯于动脑，以避免经验主义；一面多读书，广泛猎取他人搜集的社会资料，借助于社会积累的资料和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通过自己的思维，变成自己的社会知识，并自觉地将书本上得来的这些知识，贯穿于自己的行为，以检验和修正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防止坠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这样教导中国的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比较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调整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鉴于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可以说，作为现代大学生的我们这些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并注意以人类的新鲜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也许，这一点并未为毛泽东所重视。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讲到。
文化大革命涌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大运动，新事物、新思想、新提法层出不穷，搅得周天寒彻、四处震荡、寝食难安，人们的精神海洋，无不巨澜高卷，撞击着每个人原来确定的思维准则和处世哲学，推动他们去读书、去思索，去寻找同声、友声，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受，结识同志同行者，从而为人们应对目前的事变和长远的目标，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创新素材和良好的机遇。所以，从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涌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积极探索，这是革命者可用以镇家的愧宝，应该好好地细心地加以盘点和总结。
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原来领导机构中的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组成。是在当时众多夺权组织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形式。它避免了单纯由一个方面的人物，例如只有军队，或者只有干部或群众组织单方面组织权力机构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既可以鼓励干部站出来，承继某些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军队的支撑作用，实现时局震荡中的稳定，又为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准备时间和条件，实现由革命的非常时期向新创立的正常运转机制和秩序的平稳过渡。在实践中，以后人们又注意在年龄及其智力、经验的配伍结合问题，形成老中青各个方面的三结合，使之更具有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对于其中不称职的代表还可以通过群众审查，随时调整。
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如何体现和贯彻这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积极的新尝试。一是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的名义到大中学校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引导教师、学生走思想革命化道路。二是工农兵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改变那里土壤板结的问题。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吸收了一批优秀劳动模范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些新举措，对于稳定形势，推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是体现和强化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有益的尝试，有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原来的政治挂帅调整为抓革命，促生产，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升为经济运行机制，使之更紧密、更科学地结合起来，同时，不但明确了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目标，使之具有可见性、可检验性，还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文革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生产、科研虽然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是总体地说，国民经济还是继续快速发展。
学习班学习班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区别于群众揭批大会而搞的另一种思想帮扶形式。以后发展为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对象。同揭发大会不同，参加学习班被帮扶的成员，明确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组织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组织者提出的问题，可以进行反驳和辩论。学习班采取先学习马列著作、毛著和中央文件的办法，根据文件提出的问题，联系实际，进行比较对照，开展谈心式对话。每次围绕一个问题或专题，实行学文件——联系实际——对号入座的循环往复，直到弄清问题、统一思想为止。同揭批大会不同，虽然也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唇枪舌战，有时火药味极浓，但总体愿望是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所以总体气氛是平和的交流和论辩，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时，学习班还采取请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请进来，是请群众代表或先进人物参加讲评活动，听取他们的事迹介绍；拉出去是将学习班成员以拉练的形式，到外部农村、部队学习、参观。学习班的组织形式很受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普遍认为，只要搞得好，很解决问题，不伤感情，有利于团结。
教育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强调德育至上，健康第一。要求野蛮身体，文明精神。要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文科，要极端重视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丶学农丶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农学院由城市搬到城郊或农村。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教学内容有了较大改革，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用对付敌人的方法的考试制度被取消。在十年期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许多学校开办工厂、农场，建立了一大批校办产业。大学的考试录取制度被废止，实行从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识青年中招生的办法，毕业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工人阶级（城市）或贫下中农（农村）参与管理。所有这些探索，有许多教益可鉴。
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革命文艺文革期间，推出的一批革命现代样板戏，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社会主义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这些艺术精品，在人民中有口皆碑，个别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叫喊，妄图加以禁绝，然而，它们已经在群众中、在戏剧界深深扎根，无论什么政治、文化权威，都休想阻止群众传唱、学唱。他们的咒骂，反而激起人们演唱的兴趣，致使样板戏唱遍海内外，经久不衰，即使在否定文革的最激烈之时，这些样板戏在群众中也照唱不误，充分显示着这些艺术品的无限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因为这些作品从剧本、服装、道具、音乐、唱腔、舞台布景，到演员的念、唱、作、打表演，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推敲，苦志磨砺，精雕细刻，时间锤炼，历史淘洗，业已成为文化精品，中国戏剧的经典。这些艺术精品显示了文革提倡的文艺方向，符合唯物史观，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也符合戏剧发展的历史潮流，是革命艺术家的心血结晶，所以任何人的诋毁，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在京剧现代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以后又出现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豫剧《朝阳沟》、交响乐《沙家浜》以及电影《闪闪的红星》等许多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闪光的文革文化愧宝。一些人挖空心思，感叹文革否定了，但是文革文化还存在，试图加以篡改、剥蚀、丑化和掩盖，也是枉然。这说明，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旦生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愧宝，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艺术魅力。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城市医院根据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医疗小分队，派出医护人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大力支持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面向农村，切实为农民的健康、治病服务。在各公社都建立了医院，各大队建立了卫生所，全国农村培养了160万赤脚医生，使农民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加上城市职工公费医疗的完善，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解决了看病就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