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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机制，实行双重约束，即党内监督机制和宪法赋予的人民制衡和监督机制。
应该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由革命党打天下形成的领导地位，进到由共产党推进人民民主和法制体系建设，确立国家宪法保障国家政治运转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主要靠宪法和法制、靠党的主张及其操作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靠党的领袖产生的民主性及其优秀性。通过法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时代。这才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根本之计。所谓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批林批孔时，提出学习法家，曾经燃起知识界和许多干部、群众（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向往和热诚，以为此后可能要引导立法、提倡法治，建立宪法运转机制，但很快因毛泽东对西方选举制和法制的批评而破灭。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体制，只看到其局限性、虚伪性，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取的一面；只崇尚他的大民主，崇尚他身后的群众自发斗争，力图通过指定一个接班人而缓解当时的矛盾，避免所谓血雨腥风的过渡。其结果，正与他期望的相反，竟然出现了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就翻天的局面。
最后，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是重走封建帝王之路，这种封建式册封的反民主性和被选对象的弱智低能，导致党内最高领导人胆敢违反党内斗争的原则，毫无顾及地袭用过去宫廷政变的手法，剥夺毛泽东的支持体系的发言权，而在一套旧人事体系风云重新聚合，重组党的体系和国家体系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全民公决的宪法保障的法律救援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的亲人到中央和地方，凡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便只能束手就擒，甚至连毛泽东一起挨捆绑地受了批制，而无反抗之力。
同时，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并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毛泽东也没有抓这支队伍的建设。可谓自发产生，自发成长。文革的积极分子千千万万，因为这样那样的过错而备受摧残，但他们不怕鬼、不信邪的思想和行为，得以使毛泽东振奋和骄傲，是他们把群众直接组织起来了。但是，能够让毛泽东放心的人却寥寥无几。毛泽东总是欣赏那些战争年代，跟他出生入死的干部，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长者的宽容风范，轻信老同事的一纸上书或假惺惺的检讨，加上一面倒的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风气和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看人偏见，对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同时启用了许多恭顺听话而文化不高的一大批劳模进入高层领导；认为文革中的青年学生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他们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是一脚踢开。毛泽东的所谓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其实是这些人之中，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总有自己的主见，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建立一种法制社会、建立一种法律制约的新秩序。毛泽东对文革积极分子求全责备，对待文革初期而后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同他对待许多老干部屡犯错误，屡屡得到谅解的做法对比，也使许多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之伤心而心恢意冷，有些人甚至对我说，我们拼死拼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可不保护我们。应该说，有些很有战斗力的文革积极分子，因为毛泽东在世时，已经被毛泽东缴了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有所为了。以黑龙江省革委会为例，参加组建红革委的近200名造反派代表，经过潘复生掌权之后到新省委建立，运用我在前面讲的“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等方式（见本书第六章第408页），省委、省革委两大机关只剩下不足20人，其中进入领导层的副厅级的仅有五人，而且都在省革委或工团组织之中。没有队伍的革命，革命还能存在吗？
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它并不是偶然的，简直带有必然性。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革命理念、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失误。
还有，“四人帮”不顾斗争的全局，提出并支持了一些错误的提法和做法。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不能贯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期间内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解决所有的问题，把自己的圈子画得很小很小，又低估了斗争的严峻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地位、能力和影响，不懂得革命裹挟的意义，不懂得革命的阶段性和重点解决的对象以及区别对待的极端重要性，不计后果，四面出击，伤人太多，许多跟刘少奇有原则区别的高层领导，许多著名的文化界的人物，固然有其主观思想倾向和错误的一面，这是事情的本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团结保护的对象，而没有真心团结他们、体谅他们，一律打板子，使一些人大伤面子，伤了感情，始终没有转过弯来。人的行为一般受认识、理性和情感三个因素制约。在认识模糊，理性不强的状况下，情感便是一头发疯的公牛。在势均力敌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人的情感倾向就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犯了幼稚病，不听毛泽东的招呼和警告，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化，又伤了另一些人的面子，伤了他们的感情，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授人以柄，致使矛盾急剧转化，终于应了辩证法，自己栽了进去。
我在文革后期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不保，因为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和我接触的许多朋友、同事那里得到的情况告诉我，文化大革命被触动的面太大，许多老知识分子重新工作、老干部官复原职后，对文革不满，开始形成社会思潮，左派没有成长起来，跟随毛泽东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得不到他的关照，由朋友私情的地下谈话，开始跃出水面。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的讲话总带有算帐的口气，这种担忧更是与日俱增，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曾振起我们的一线希望，而华国锋上任，担忧复又升起，并做好了挨整的思想准备。1975年，有一位朋友要把其妹妹嫁给我的内弟，因为在我看来，这门亲事他们两人的性格和诸方面条件不完全相当，所以我不客气地对其人说：“你可要想好，究竟是看好了我还是我内弟，如果看上了我这个当官的姐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与文革联系着，文革不保，我的官就当不成。”其人不信，结果演出了在我进牛棚不久之后，扬言二人性格不合，强逼其妹妹与我内弟拆亲的闹剧，我在上一章里已经说过。
毛泽东亲自打造并驾驭的文革航船，欲图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终因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广大群众缺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反复的政治经验，没有尝过走回头路的滋味）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使刘邓路线翻了身，自己却落入挨骂的境地，一大批忠实跟随毛泽东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从此被打入大牢、打入各种牛棚，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干籍、工职，更有许多虽然定为犯有一般错误者，也被打入另册、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的，都免了职。中国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评价“文革”的是非与曲直，关键是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关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他相对的司令部，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否成立？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否抵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是否改变了毛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建国和文革40年以来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分析，是何等的惊人的一致，极其雄辩地证明，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所以，文革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已如前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策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消化，深深感叹这位巨人的智慧、深谋远虑、料事如神，但是，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却随着岁月的转移，越来越使人发出质疑，感叹这位设计师的实用主义哲学值得研究，通过实践不是让人们觉得毛泽东极“左”，邓小平该享受马克思主义的赞扬，而是应着毛泽东的预言，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他领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取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目前正受到激烈的抨击。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此外，人们还指责文革耽误经济建设、破坏文化、损害人权以及其他极左行为。作为文革的造反派头头，我结合事实谈谈一孔之见。
打倒一切，在我看来，是三个原因造成的。其一、刘少奇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各级组织拖了进去，致使各级组织成为群众运动的对立面，造反派起来，各级领导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千夫所指。以哈师院为例，716以陶源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院以后，除了院党委抛出来的副书记常杰民、中层干部以及派往政治系的穆国兴以外，所有的院党委常委、各系总支成员，都成为镇压文革的打手，于是，《十六条》以后，就成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好在我们注意区别，但也还是将他们都靠边站了。其二、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不断反右倾，大揪“漏网走资派”，将大批已经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重新打倒；支一派、压一派，把大批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右派、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以后又整汪家道等一大批支左的省军区干部。这三个一大片，造成严重后果。我已述介，不再赘述。其三、文革初期，一部分领导干部与造反派顶牛，不肯检讨或检讨不深，受压的革命群众出于革命义愤，未能及时解放他们。
全面内战，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形成原因。这里讲一下黑龙江省的具体情况。我认为黑龙江省的全面内战可分为两段。这就是一月风暴之前，造反团和三军一团一队的斗争，但那时只限于口诛笔伐，并未动用刀枪。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成立后，潘复生批评我右，借反“二月逆流”，将“一·三一”夺权中认为他没有亮相的哈工大造反团骨干打成反革命，将他们逮捕下狱，在中央文件明令规定之下，仍坚持错误处理，埋下了造反派分裂、打内战之根。到四月份，传达全省红卫兵工作会议精神，黑大和外专两所学校造反派对结合进省革委的赵去非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提出了批评，哈工大对我接待他们不满，也提出了批评，潘复生对其上纲上线，将这些炮轰派打成“反革命逆流”。革命造反派——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发生分裂。潘复生支持和直接调动工人群众，先围攻静坐的炮轰派，后相继夺取炮轰派控制革委会的哈军工、哈建工、哈师院、哈一机的权，公然策划和指挥武斗，及至哈一机的炮轰派开着坦克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市上空弥漫着硝烟。1967年8月以后，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两派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潘复生做出了检讨。这就是黑龙江发生的内战始末，历时八个多月。
除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人们还从经济角度非难文革。说什么这期间，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国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拉大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的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使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现在看，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所谓国民经济是指一国范围内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部门所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我想，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应该有这样十大硬标志：一是产业凋敝，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恶性事故不断，劳动保险得不到保障，大批工人失业，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心浮躁，民不聊生，城乡居民流离失所，到处需要救济，遍地乞丐；二是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在国内外负债累累，重要产业投资短少，基本建设停工、下马；三是国家资源失控、破坏严重，官商勾结，国有财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集体经济瓦解，民族工商业萎缩；四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重化工业、机器制造业、高新技术上不去，社会表面繁荣，消费产品积压、商品滞销，假冒伪劣商品蔓延，物价动荡，两极分化严重，脑体、城乡、地区差别拉大；五是社会治安混乱，坑蒙拐骗肆虐，犯罪率高，拐卖人口和妇女，黄、毒、赌泛滥，遍地卖淫嫖娼，凶杀、纵火、杀人等恶性案件频频发生，黑社会、黑势力出现，人民安全受到威胁；六是新兴国防尖端技术无力开发，国防削弱，人才流失，重要技术、诀窍外泄；七是教育、卫生问题成堆，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虚假文凭泛滥，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医药、食品安全不保，恶性传染病、性病、爱滋病等恶性疾病蔓延；八是文化失控，西方文化大受推崇，革命文艺被排挤，中华传统文化在削弱，低级颓靡的文化活动占领舞台，封建迷信抬头，邪教横行；九是官员腐败，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成风；十是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处寡廉鲜耻，人民不满情绪在增长和蔓延，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积累和扩大。根据这些标志，所谓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把这些标志联系今天的情况，却令人惊醒，产生一种可怖的感觉。
应该说，文革期间，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粮食以及食油、肉、蛋、禽、白糖等副食品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凭票供应，人们靠精神支撑起生活的大厦。不过，也应该说，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十年间经济翻了一番；科技进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走向安定；卫星上天，拥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和航天新技术；人民团结，各民族团结，同心同德，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正在兴起；革命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开始解决，城乡形成医疗体系，老百姓不愁看不起病；教育向工农兵敞开大门；干部廉洁奉公成风，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相信共产党。在黑龙江省，文革期间，大庆的石油一直稳产、高产，中直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生产因为派性掌权，一度职工积极性受到影响，批潘以后，生产也上去了。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的粮食上去了，还有了自己的西林钢厂。诚然，这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农、轻、重的关系处理不当，交通、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经济发展单一，文教方面也存在一些急待调整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不满意，提出“搞不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告，因此，“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37…545页），以无可辩驳的数字统计，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1950年…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高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0％，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发展速度超过德国、日本和苏联。1979年与1952年相比，27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增加了149倍，工业增长了1734倍，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452倍，工人由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有2800万农民在社队工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