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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人们期待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未曾想他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取消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不问姓资姓社，非难国营经济，全面否定人民公社，私有化趋势越演越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民族工业受害，地区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公之事泛滥，能源浪费、资源破坏严重，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黄赌毒猖獗，社会道德下滑，治安问题丛生，社会恶性案件不断，三农问题突出，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严重，就业、失业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扩大，等等，成为人们公认不讳的事实，已经跃出朋友私情谈话的小圈子，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地见诸于报端、杂志，活跃于人们言谈之中。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而愈演愈烈，使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国民为之寒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于是，反思之声越来越大，认识了邓小平，并非领导人民共同致富，而是欲畅通无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不发出“走资派还在走”的感叹。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首先，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动摇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引发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思想意识，加上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特殊的难度。毛泽东从一个山沟里走出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过巨浪淘沙、历史的选择，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制胜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大家认定毛泽东就是党的生命所在，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所在。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各种诽谤毛泽东的谈话、文章、绘画到处流传，丑化革命、歪曲革命的文艺作品泛滥，嘲笑革命、嘲笑理想，宣传共产主义乌托邦论、渺茫论、无望论，成为时尚话语。革命成为假大空，革命似乎不讲信义，正如有的外国朋友所指出的，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一切，使广大党员一时觉得失魂落魄，失去了革命信心，感到一切都是渺茫的，不可信的，无望的。人们说，连毛泽东也不可信，那么党内还有谁可以与毛泽东相比，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民的。表面上虽然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中国党内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
其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革命的。夺取政权，完成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并没有完，革命还需要继续；斗争并没有完，斗争采取了新形式。但是在邓小平这里，夺权是革命成功了，革命到此为止了，既不要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要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更不能提两条路线斗争。所以革命也不要继续了，既不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也不要防止反对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既不要继续反对封建主义，也不要防止党内出官僚主义、出腐败分子，似乎革命完事大吉，只要发展就行了。邓小平还怕人们听不明白，便进一步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行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丢掉了前进的方向，使中国目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积重难返。1989年学潮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人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现在许多人还在积极倡导私有化，正是中国失去前进方向的有力证明。
再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丧失了斗争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拥有战略武器制导。一个世人不争的事实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要坚持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须反腐防变即必须防止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修正主义政党，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为一切革命的政党，都面临黄炎培先生的圈变之说。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权力是钓饵，也是腐蚀剂。蜕变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切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此，还是毛泽东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使中国社会主义改变颜色，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党内隐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就是宪法制约下的人民制衡和监督。邓小平害怕群众拿起毛泽东的武器来对付自己，而走向极端，宣布中国取消“四大”从此不搞运动，于是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买官卖官，贪得无厌地掠夺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同国内外商人勾结，疯狂敛财、聚财，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恶劣，无所不用其极，侵吞的财产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波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敢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打击走资本主义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面对问题，脱离群众地内查外调，甚至查贪勾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党的力量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对于一些国人来说，犯了三个通病：一是跟着多数转。真理的发现或概括，从来是前无古人的，往往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真理不能通过表决来取舍。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想得长远、站得高、看得远，他预言的事情一件件在中国几乎一一被证实了。但是，由于长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在平等、同志的环境中生活，理念、经验和知识相接近或类似，使许多人失去自我判断的力量，养成了随大流的思维定式，评价事物，往往被大家的意见所裹挟，在大众来潮之下，人们便倾向多数人的意见和“社会舆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社会的阶级划分明显增强，许多人发现自己对毛泽东和文革看法的变异在回归，可也没有力量，还是随大流吧，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种精神状态同我们民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使得一些人在错误思潮影响下，没有了斗争的武器，只有拱手让出大道，为私有化的发展，一些人敢于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结果不但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自己。
二是难于摆脱个人恩怨。人们的情感来源于爱憎；爱憎离不开个人的恩恩怨怨。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文革中磕磕碰碰、跌跌撞撞，甚至被歪曲、被丑化，一时发出牢骚、气愤之言，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不能耿耿于怀。应该思量国是国运，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宽大为怀，不计个人荣辱。在这方面中国古、近代志士仁人，当代的许多人也是这样。例如，令人起敬的黄克诚，多少次受到毛泽东的不公待遇，却为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岗山》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马社香，文革时上小学，其家庭受到冲击，本人的心灵也受过伤害，但却用全新的视角，写出了全新的主题，高屋建瓴地探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怀，令人振聋发聩。由于一些人不能摆脱个人恩怨，致使一个时期，丑化历史、诽谤革命成风，污染了社会风气，为一些人公开宣传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历史分析的缺失。列宁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缺点。第一是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是没有说明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论者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我们很多人对文革的分析，正是陷入列宁指出的这两个毛病之中，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议论问题，把精力放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动机的揣测上，抽象肯定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动机，甚至把严肃的斗争说成个人权力之争，听任个别人的牢骚扩张，忘记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情况及其所揭示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没有看出国内外物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对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根源性影响；同时也没有说明亿万人民群众参加运动的状况和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不能公正地、历史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做出令人信服地阶段性分析，正确地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真理如日月之光，是永远遮挡不了的。放眼四望，令人振奋。首先是许多革命的老战士、老前辈，经过四十年的变迁，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对中外现实的考察分析，亲身经历的比较，愈加情真意切，发出的对文革的声响气势磅礴，特别感人、动人，也最嘹亮，最具影响力。这就是吴冷西的《十年论战》、郑天翔的《论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4周年和建国56周年》、范春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万岁》以及马宾、魏巍等人的许多作品、谈话。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一批年轻人包括许许多多大学生，以自己的切身体念，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进而发出“不理解和接受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悲剧”的感叹。发出了“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呼唤。他们写到：
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它的意义还是伟大的——它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暴力革命胜利后为了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的一场必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处在危机关头的一次必要而又及时的大反攻，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广大人民，推迟了复辟的到来，而且还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见《毛泽东旗帜网》）
写到这里，我的不合时宜的话可以结束了，这使我想起《为平等派而密谋》一书中的一句话：“只要看一看几乎所有的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1793年5月31日革命，以及在这次密谋以后民主真理得到迅速的传播，就不难猜测到这次密谋的情况了。”我们只要想一想，几乎所有的反共机器现在都开动起来，一个劲地诋毁毛泽东、诋毁文革，同时却又在人民中发生了对毛泽东、对文革不断追念、回味的情况，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和他干文革的意义了。
我记起康德的一句话，对我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我发现要为信仰让出地盘，必须否定知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科学信仰的产物，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追求革命理想的产物。要我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做不到，我不能否定共产主义信仰，不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不能否定马、恩、列、斯同毛泽东的承继和发展关系，因为我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关于文革实际的知识。这些知识如高山仰止、日月行天，我否定不了。革命和建设不是开门和进门的关系：革命是一个房间，建设是另一个房间。不能说共产党建立了政权，就是一门心思搞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这在理论、逻辑和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伪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同一根由它们拧紧的钢丝绳。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概括起来无非两件事：解放人、把人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进而创造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非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实现两个决裂，不能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高尚的精神条件，不能实现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大同社会，完成共产党的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不盲从也不满足已有的思想成就，不断思索并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不断创新，如何深入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物质极大地丰富和精神极大地高尚，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摆在一切共产党人面前的根本任务。穷，不是社会主义；富，也不就是社会主义；回到私有制的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1965年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的分明：“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所以社会主义，还要革命，还要斗争，害怕吗？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看来，并非都是凯歌一路、旌旗满天，它是艰苦的，充满斗争，不仅要同自然斗，也要同阶级敌人斗，还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认识斗，特别是要同离开社会主义的倾向斗，需要勇敢、顽强、不懈地奋斗，还需要冒死的牺牲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金钥匙。
我还想起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命题。我想，世界上万物当然包括人自身的存在都有时间性，惟有人类的革命与创新精神与时间同在，并与之交相辉映。我相信，毛泽东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会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而愈加显现其光辉！
附1 文化大革命简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1966年2月 彭真的“二月提纲”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
1966年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6年3月17…2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1966年5月4日…2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元文的《评“三家村”》。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加按语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
1966年6月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的请示。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由周恩来带给她。
1966年7月16日 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
1966年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7月28日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