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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得胜！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苦难，你又全能，俄罗斯母亲！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情感丰富，理性色彩很强。他在诗中，把心里的独白，直接地用口语化表现出来。他关心的不主要是艺术的形式问题，而是怎样把生活的真实和进步的理想，艺术地表现出来。《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十分典型地呈现出诗人的思想追求和美学理想。诗人一方面揭示了俄罗斯下层生活的不幸，另一方面，直言不讳地号召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用斗争的方式，建立自己的自由生活。要么仍然默默任人宰割，要么起来争取解放。在俄国农民面前，没有别的选择。《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在涅克拉索夫诗歌中，最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作者在思想性和艺术的民间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它不仅是诗人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俄国诗史中一部难得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有的史学家指出，它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了俄罗斯的长诗创作。在诗中大规模地展示现实生活，显然要比小说、戏剧等形式，具有一定的难度。涅克拉索夫不愧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他从思想领域和艺术领域，为俄国史诗的发展，摸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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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新兴的民主意识的滋长，给俄国作家带来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的成就是最大的。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或从思想上，或在小说技巧等方面，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世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在对人物的个性的把握上，是很有深度的。他通过单一的个人类型，折射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冈察洛夫以讽刺的手法，再现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主奥勃洛莫夫醉生梦死、虚妄、无聊的一生。作者这种对生活的典型化的把握，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的传统，其认识价值是很深的。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里，小说的内容，已超越了单纯地表现个体形象的模式，进入了全景式的精神深层洞穴里。这样，小说艺术在俄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广阔的生活画面，无情的精神自省，大大拓宽了小说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此后，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又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方面，将俄国文学艺术，推入到纯熟、出神入化的境界里。在上述几位作家那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强度，都是空前的。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把人与社会，人与命运，人与精神信念，放到了极高的层次上，加以审视，加以观照。从他们那里，成千上万的读者受到了无穷的教益。
俄国小说的这种发展，一方面要感谢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演进，另一方面，是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普希金以来的传统影响所致。这些小说家的自我意识是苦涩的，他们在生活与精神两个领域，都承受着剧烈的创痛。他们不再满足于普希金式的精神独白，而是更入木三分地捕捉和表现生活的本质。在对生活的表现方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挖掘，通过人的心灵的变形，反衬现存世界的苦难。托尔斯泰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既真切地描绘了俄国人的生活现状，同时也不断把自己的信念昭示给后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说教者，他敢于大胆正视生活的一切，不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他又以真诚的态度，在作品中向世人倾诉真善美的重要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生活是灰色的，他十分残酷地把人的不幸，血淋淋地表现在小说之中，使人看后，心灵被一片浊雾包围着。他的这种无规则的叙述方式，为后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艺术，奠定了基础。托尔斯泰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神经质，他的内心也负着沉重的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内心的那块净土，他永远都是人类良心的保护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你会感到一种庄重、神圣、典雅，虽沉重而不失辉煌，虽郁闷而不失明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人抛在炼狱之中，让人的五脏六腑都随之猛烈地颠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世间的一切美丽都驱走了，他把最丑陋的、最难堪的、最可怖的图景，形象地留在了小说的天地间。这是俄国社会灰暗历史的记录者，他拒绝了一切浪漫，一切粉饰，一切虚幻的理念。他与托尔斯泰不同的精神走向，正是俄国人面临现实的两种人生态度。在这两位作家那里，可以看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和精神的深远性。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都不约同时地概括了俄国历史那痛楚的一瞬，他们把人类面临困境时的不同心态，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出来。
如果读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你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对人性世界的把握，是极其高超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描写了拉思科里尼可夫这个穷大学生的形象。拉思科里尼可夫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把人分成两类：“不平凡的人”和“普通的人”。“不平凡的人”可以拥有一切，而“普通的人”则倍受压迫。在贫困中挣扎的拉思科里尼可夫，为了摆脱窘境，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竟然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同时又无意中杀死了老太婆的妹妹。事发后，他被自己的这一残酷的行为深深地折磨着。他好像是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但那种杀人后的惊恐、欺骗、变态的心理，实际上表明，他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拉思科里尼可夫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窘境里，罪感、良知、虚荣心、惊悸等情绪，把他推向绝望中。后来，他在一位信仰上帝的姑娘索尼亚的感召下，终于向警察自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生动地再现了拉思科里尼可夫内心的冲突，请看他的描写：“那个时候我猜到，索尼亚”，他兴奋地讲下去，“权力仅仅给予那种敢于伸出手
去拿的人。这里只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只要你敢！那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念
头，这个念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也没有谁想出来过！谁也没有！我突然明白，就好像在
阳光底下那样清楚，为什么看不到这些荒唐的现象，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胆量，现在也
没有这种胆量简简单单伸出手去拿，把其他一切都抛在脑后！我……我想有这种胆量，所
以杀了人……我仅仅想有这种胆量，索尼亚，这就是全部原因！……“我老是想忘掉，重
新开始，索尼亚，不再说空话！难道你以为，我像一个傻瓜，糊糊涂涂就去了？我去的时
候是一个聪明人，正是这一点毁了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比方说，这一点：如果我
开始问自己和拷问自己：我有没有权利取得权力？——那么，很明显，我没有权利取得权
力。或者，我如果提出问题：人是不是虱子？——那末，很明显，人对我来说并不是虱子，只是对那些根木不想到这个问题而且一往直前从不产生任何问题的人来说，人才是虱
子……。如果我为拿破仑会不会去的问题已经苦恼了几天，那末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
不是拿破仑了……我经受了所有这种空话的全部……全部痛苦，索尼亚，我就想一下子把
这种痛苦摆脱掉：我，索尼亚，想不经过诡辩就去杀人，为了自己而去杀人，只是为了自
己一个人！在这方面我甚至不想骗自己！我杀人不是为了帮助母亲——这是废话！我杀人
也不是为了要把金钱和权力弄到手以后，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也是废话！我就这样杀了人，我为我自己，只是为自己一个人：至于我会不会成谁的恩人，或者整个一生就像蜘蛛那样，把他们全捕到网里，吮吸他们的鲜血和脑髓，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应该是无所谓的！……
在杀人的时候，索尼亚，我所需要的，主要不是钱，与其说是钱，还不如说是别种东西……
我现在都清楚了……。你要理解我：我走了这条路，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杀人了。我要知道
别种东西，正是那种东西引透我干了这种事：那时我想要知道，尽快地知道，我，像别人
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跨过这条界线，还是不能够？我敢伸出手去拿，还是不敢？
我是胆小的畜生，还是有权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厌其烦地表现着主人公内心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非秩序的、非理性的。主人公内心多层次的欲念，在这里逼真地涌动出来。作者毫不回避人内心最隐避的东西，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最能体现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理性世界里，搀杂了太多的虚假，混合着被世俗化的东西。而内心的深处，才是人精神的内核之一，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人的世界的重要内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多角度、多声部、多意念的方式，反映了俄国社会灰暗的生活，反映了人被扭曲、被践踏、被侮辱的苦难历程。无论在哲学的层面，还是在文学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他仿佛奏起了一支不和谐的、怪诞的小夜曲，把人们从理念社会，引进到一个幻觉的、光线黯淡的王国。在这里，他不仅在煎熬着自己的灵魂，而且也把千百人的心灵，放在烈焰中烤灼着。一切伪饰都逃不过作者的双眼，他把人间的丑陋，赤裸裸地置于精神的火炉旁。这个天才的、残酷的小说高手，第一次把人类审视自我的视线，拉得这么近，使一切在瞒与骗中活惯了的人，感到了难堪，感到了羞愧，感到了自我的原本的形态。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他的人格与自我意识，没有极端化的东西。但托尔斯泰的视野也是异常开阔的，他对社会和人的体味，有着常人少有的特点。面对芸芸众生，他一直具有一种使命感，他既看到了人生的实质性的东西，又不断把一种参预精神，移入作品中。写作对他意味着一种说教，一种启迪，一种献身精神。仔细读《幼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就会感到，他不仅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复杂的关系，体味颇深。托尔斯泰从不抽象地去塑造人物，他总是把人置于广阔的背景中，在剧烈的冲突间，透视人的内心。长篇小说《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感。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批判了俄国社会腐化堕落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也充满激情地宣传了自己不以暴力抗恶、用心灵的净化来达到精神涅蛷的主张。《复活》中对俄国的一切政权机关，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统治者，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丝毫的幸福。人们在欲望的支使下，堕落着、受害着，人的健全的思想，美好的愿望，统统被邪恶玷污了。《复活》讲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女主人公卡丘霞·玛丝洛娃，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所占有，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玛丝洛娃后，玛丝洛娃开始经历了历惨的人生，她因怀孕而被主人赶走，后来沦为妓女。她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折磨，并被有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牢房。在审判玛丝洛娃的时候，恰巧聂赫留朵夫亦在现场。他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自己，竟然给这位妇女带来了如此的灾难。他开始忏悔起来，他的良心受到了长久的、痛苦的谴责。聂赫留朵夫决心与玛丝洛娃结婚，但受到拒绝。聂赫留朵夫后来随女主人公一同来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里，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托尔斯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搜寻到世俗人自我新生的途径，即通过心灵的角斗自省，与丑恶和习惯势力决裂。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复活》中对聂赫留朵夫的内省心理，剖示得极为精采：
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扫除过了；因此他良心的要求和
他所过的生活中间的不调和，比以前各次都要厉害。他看见这回的裂口竟有这么大，不由
得吓呆了。裂口既有这么大，积污又有那么多，他绝望，觉得打扫不干净了。“你不是早
就试验过要纠正自己，叫自己变得好一点，结果却一场空吗？”内心的诱惑声音轻轻说道。“再试一回，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大家都是一样，生活原就是
这么回事嘛，”那声音轻轻说着。可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只有他才是真实的，只有他
才有力量，只有他才是永恒的）已经在聂赫留朵夫的心里觉醒了，他不能不相信他。他希
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中间尽管有很大的距离，可是在刚刚
醒来的精神的人看来，却没有一样事情是办不到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打破这个束缚着我的虚伪；我要对人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坚决地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老实话，告诉她说我是个浪子，不配跟她
结婚，我平白无故的搅得她不安。我要对玛丽亚·华西列芙娜，贵族领袖的妻子，说……
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坏蛋，我欺骗了他。我要把遗产处理
得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理由，而且承认我的理由纯正。我要对卡丘霞说：我是坏蛋，我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的力量减轻她的厄运。对了，我要去见她，求她宽恕我。……“对了，我要照小孩子那样求她饶恕我。”……他停住——“如果必要的话，我就
跟她结婚。”他又停住，照他小时候那样在胸前合抱着两只手，抬起眼睛，对一个人说：“主啊，帮助我，开导我，到我心中来，清除我胸中的一切污垢！”
这是最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精神，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过于坦露阴郁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理念的参预。面对人类的不幸，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可他同时也像一个上帝使者一样，真诚而悲哀地向人间发出叹息之声，并把走向自救的路标，高高地举在头上。不幸的人呐，忏悔吧，勇敢地内省吧，只有皈依于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方可能超越苦难！托尔斯泰的这种咏叹是震聋发聩的，他把人类的良知，人类的信念，最动人地外化在小说之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变得光彩照人了。
8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文坛上，契诃夫是又一颗灿烂的明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生于塔干罗格城一个小商人家庭。1879年他到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求学，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在医院生活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对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1880年，他首次在《蜻蜓》杂志上发表小说作品。1884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五颜六色的故事》、《天真的话》、《短篇小说集》等。1887年后，他发表了小说《草原》、《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未婚妻》、《套中人》和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应。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继承了俄国许多优秀文人的思想传统，而且也在艺术形式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契诃夫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奏完了一部壮丽的乐章。
早期契诃夫的作品幽默滑稽，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幼稚的痕迹，但他对世俗的和丑陋的社会现象，鞭挞得很厉害。著名的短篇小说 《变色龙》，诙谐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巡官的形象。在主子的面前，他是十足的奴才；而在奴才们面前，他又摆出主子的架式。这种看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油滑、卑贱的人生，在契诃夫看来，正是俄国社会阶级压迫的写照。契诃夫在众多的作品里，挖苦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小说《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等，对人的心理的维妙维肖的把握，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而在《苦恼》、《万卡》等作品中，他又以十分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人的苦难。《苦恼》描绘了一个马车夫的不幸故事，他的孩子死了，可他来不及去照料家事，仍在雪天里劳作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马儿，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倾诉自己情感的对象。这篇小说以凄惨的调子，展示了下层百姓的苦难，其感人程度，是很深的。小说《万卡》，故事也十分简单，作者通过做童工的九岁的万卡，在作坊休息间给祖父写信的故事，真切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