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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说教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统统掩埋在作品的细节里。小说《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精湛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从人物的特点。从故事的情节中，形象地写出社会的风貌，和人的心理状态。他不是以理性的独白取胜，而是以细节的真实取胜，许多作品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第六病室》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在契诃夫那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契诃夫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精神的囚牢。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竟被当成“疯子”关进病室之中，这个病态的、毫无人性的国度，把人的健全的情感，残酷地摧毁了。契诃夫用形象可感的细节，描绘了格罗莫夫和拉京的精神个性，这两个相反的艺术形象，都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后都是些灰色的记忆。格罗莫夫是位头脑清醒的人，他自始至终是现存世界的否定者，当被关进病室中时，他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格罗莫夫是俄国黑暗现实的见证人，从他的人道主义激情里，可以领略到契诃夫的正义的思想，这一形象，浓缩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拉京是一位不谙世理的人，他与格罗莫夫相反，对俄国冷酷的现实看得不清，甚至被假象所蒙蔽。但是生活最后还是处罚了他，他被撤了职，也被关进了疯人病室中。他事先所信抑的一切，被无情地粉碎了。契诃夫从两个不同人的不幸命运，向读者指出了俄国专制社会的不可救药性。这都作品以极细腻的手法、逼真的画面和某些略带象征性的背景，烘托出一个动人的精神主题。
契诃夫不仅小说写得好，剧本也有独创性。 《蠢货》、《求婚》、《结婚》、《纪念日》等，喜剧色彩很浓；而《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和他的小说一样，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表现出生活的诸多矛盾性。契诃夫对戏剧创作的贡献是重大的。有的文学史家指出：“他最重要的革新表现在剧本的取材和情节上。他从不靠杜撰离奇曲折的情节来追求 ‘舞台效果’，他只是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凡的现象中发掘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使剧本具有严肃和深刻和内容。这和他在小说题材方面的革新是一致的” （《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对东西方的作家影响十分广泛。俄国后来小说、戏剧的发展，深深地印上他的某些痕迹。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影响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巴金在纪念契诃逝世五十周年时说道：“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枝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巴金的感慨是真诚的。契诃夫对一切寻找自由的国度的人们，是有着不灭的魅力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获得精神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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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尔基的出现，俄国文学在真正的意义上，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学。高尔基本人出身寒苦，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是人民苦难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者。他不像以往那些作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创作的。他一直在非人道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生命体验，带有常人没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他在众多的小说和剧作中，展示了人民怎样受难、怎样困顿的历史。后来，他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文学，创作出 《母亲》等名篇。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的色泽，已带上更浓的精神寓意了，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开始被社会革命的激情所冲击着。高尔基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觉配合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新生的苏联，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高尔基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的新的时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前人不同的风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就可以发现，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哲学精神和社会学理论，对每位作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高尔基等，在哲学或艺术理论上，都是颇有功力和建树的。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令世人惊异的，与此同时，影响文学事业的理论精神，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论家辈出的时供。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宁、高尔基等，对俄国美学发展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存在，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的存在。没有深厚的精神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有深厚的艺术品的产生，它们在文化发展中是互为因果的。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上述诸位理论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地制约、启迪了几代文人，这些理论思想，成为无数优秀作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美学方面领一代人之风骚。他早期受黑格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诗就是写诗人周围现实的合理性”。尽管他尚未能摆脱黑格尔的思辨痕迹，但他的“艺术是现实的再现”的观点，他的注重艺术的真实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价值。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郑重地指出：“……艺术与生活的密切的结合，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棵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把现实当成第一位的东西，把作家看成现实的反映者，这是典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只有把现实摆在了第一位，才可能杜绝虚假文学的产生。俄国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
另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理论上与别林斯基有着相似的一面，他也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学说的研究者，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创作中，他始终强调文艺的思想性，认为一个艺术家，应当“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他在《科学中的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讯》、《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等著作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在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关注现实的精神，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性更强了。
除上述二人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派领袖、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人 〈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等论文不仅在学术性上富有创见，而且对指导俄国文学向现实方面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青少年时期受别林斯基、赫尔岑影响，后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性论文是《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部小册子大胆地向唯心主义美学发出了挑战，提出“美是生活”的定义。把艺术的基本问题，从玄学变成现实性，变成形象可感的生活内容，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重要功绩。他认为，在我们看得见的，而且认为理应如此的生活中，任何事物就是美的；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任何东西，也就是美的。因此，艺术的作用在于；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车尔厄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确立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或可以说是俄国现主义的思想的宣言。他的理论是俄国进步作家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俄国现实主义艺术开始成熟的思想标志。他后来在流放之中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也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推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
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勃罗雷波夫。他继承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理论。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论文中，主张文学深切地表现人民生活，并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杜勃罗留波夫坚定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高扬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他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道，成为影响俄国民主义革命理论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
回顾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俄国文人是敏感而真诚的，他们忧患意识深刻，表达思想多样化；他们深入地研究社会和人生，最形象地概括了民族的苦难。他们是从黑暗中挣扎、呼号的人，是坦露胸臆、剖示心灵的人，是仁慈而悲苦的拥抱人间弱小者的人，是征服生活又征服自我的献身的人。他们矛盾，他们痛苦，他们被人间的一切不幸所折磨着。他们含着泪抚摸着人类的伤痕，诉说着不该发生的悲剧。人类的一切艺术品中，有比他们这些人的创作更凄惨、更悲怆的么？有比他们的心灵更苦闷、更感伤的么？高尔基在总结这些人的创作时，把他们比喻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他们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则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高尔基觉得，虽然这些作家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但是，毕竟也有着无可争辩的意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高尔基这一代人那里，已由再现生活，向暗示生活亮色的方向发展了。高尔基后来在《母亲》中所表明的革命倾向，代替了以往作家的苦闷情绪。不管高尔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俄国新一代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已与过去不同了。
俄国人伟大的艺术，倾倒了无数后来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十九世纪的俄国，在政治上是灰暗的，但俄国人精神世界却光芒四射。苦难对艺术家而言，是一种财富，一个民族经历的磨难越多，当觉醒的时候，那智慧必将越显得博大深邃。俄国的不幸，造就了一代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这些批判现实主义者，影响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出现。从文化的批判到对现实的批判，最终导致了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人，奏起了俄国社会变革的前奏曲，它引导着俄国的子孙们，无畏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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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差不多出现在十九世纪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除英、法、俄等国外，东欧、北欧、北美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丹麦的安徒生，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挪威的易卜生，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西奥图·德莱塞等，在创作上成绩斐然，其影响程度，也不亚于英、法、俄的一些大作家。这些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十分忠实于对现实人生的反映，他们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价值理想，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植根于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如同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一样，东欧、北欧、北美等地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民的饥苦，看到了现存的体制对人的窒息性。这些作家或从思想的深度，或从个体体验的丰富性中，敲响了现存秩序的丧钟。民主、解放、自由等精神，成为十九世纪许多国家的优秀作家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关心社会问题，发现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北欧、东欧、北美的作家的一个相似的追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对社会伦理、道德、人性的思考，是很有创见的。他的作品 《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对社会棘手的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再现，并从复杂的人物关系里，悟出人间许多道理，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效应。《玩偶之家》可以说是对社会问题表现得十分成功的作品，剧中通过女主人公娜拉同丈夫断然决裂的故事，展示了妇女摆脱家庭与社会的不合理的束缚，寻找新生的精神勇气。在金钱与虚伪的道德面前，妇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婚姻也蒙上了阴影。易卜生用娜拉这一形象，宣告了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全面危机的到来。在作者看来，娜拉这样的女性的出走，正是摆脱这一危机的必然选择。易卜生是世俗世界的冷静的批判者，要想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唯艺术的倾向，是困难的。易卜生给昏暗的世俗社会，带来了一种清醒剂，他的作品最大程度地唤起了本民族的觉悟，他笔下的许多杰作，为挪威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同样，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给世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兰克·诺里斯、欧·亨利、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人，用大量感人的作品，描绘了一幅幅美国社会悲惨、可怖的图画。像马克·吐温对社会腐化的逼真的描摹，德莱塞对悲剧的美国的大手笔的刻画，都是很有教育意义和美学意义的。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里，对全社会的拜金主义和由此而引发的贪污盗窃、投机钻营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作者毫不留情地讽刺了美国的伪善的社会面貌，主人公眼里的现实，几乎找不到多少亮色；另一部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无情批判了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不幸遭遇，其人道主义之情，溢于言表。马克·吐温是位幽默的作家，他以冷嘲、蔑视的口吻，嘲讽了那些近于疯狂而又失去理智的人们。我们从他的大量作品中，可以找到美国早期历史痛苦的记忆，找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畸形的、不健全的社会形态的残忍性。马克·吐温和许多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的失望，这种失望越深，其作品的人文主义就越浓厚。马克·吐温的晚年，悲观的情绪十分浓重，一个幽默的高手最后被厌世的情感所压倒，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化人的悲剧，也是美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悲剧。人文主义的作家，要真正超越这种悲剧，看来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具有思想的另一面，他们既是文化的批判者，同时又是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美国的作家西奥图·德莱塞，同许多左翼作家一样，一直关注着美国社会的命运，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工作贫困的作品，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的民主运动。在晚年，他不顾年老体弱，深入到煤矿等处搞社会调查，并撰文公开支持工人运动。德莱塞同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人一样，晚年倾向于共产主主义事业，他们的左倾精神，使自己的创作，更富有战斗色泽了。
从文化思想的反省到对现实的审视，最后成为社会运动的参预者，这是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作家必然的发展逻辑。如果深入地了解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就可以发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影响了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是，也深深地影响了东欧和亚洲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潮。东欧（包括俄罗斯）社会后来的变化，在文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