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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地肯定了十九世纪世界范围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他们对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人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的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中就曾吸收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他对裴多菲、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认可，表明这些作家在中国的意义。鲁迅早期特别强调了对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在他看来，东欧等地区的反抗文学，对于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告诉人们怎样认识生活，同时也启示人们，怎样去改造生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是许多流派的文学所缺少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许多方面吸取并发扬了这一文化传统。
因此，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过程中，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精神产物。当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并难以合理地调整社会秩序的时候，反抗就到来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严格地讲，是再现苦难、反抗苦难的文学。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洲，有良知的文人们，在面临社会重重危难的时候，是绝不闭着眼睛说话的。他们驱走了人间的天方夜谭，驱走了一切幻想给人带来的慰藉。伪饰被看穿了，欺骗被揭露了。他们或金刚怒目，或悲切哀怜；或忧郁彷徨，或冷如寒夜。易卜生的眼睛是不含沙子的，他对人性中可鄙的一面的审视，令人感到是那么寒彻，一切虚假的亮光，都会在他的冷峻的目光面前黯然失色；安徒生的精神是忧患和悲慨的，他在童话的世界里，向世人勾勒了人间的悲剧；马克·吐温是诙谐热情的，他的讽刺性的文字，其实容下了多少慨叹！现实主义文学使人警觉，它是活的人生的反射，是人类原我的复制。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价值走向上，实在是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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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价值法则是十分认可的。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的信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巴尔扎克以来的作家们，在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如德国古典哲学那么深厚，他们在理论上，似乎并未给人们带一多少新鲜的东西。但这些人的影响，并不逊色于那些思辨哲学家们，他们在作品中所提供的信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人文主义的理论。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支配这些作家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理论的演绎，而恰恰是生活。生活使他变得富有、充实。生活消解了他们理论上的缺陷。现实主义者们通过对现实关系的准确把握，自然而然地得出一种人生的结论，也许这些结论并不都具体地概括了生活的本质和生活的全部内涵，但它其中蕴藏的生活现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说明力。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是复杂的，他们自己与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几位作家是当时政府的合作者，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他们站在了后者的一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真正的贫民阶层了，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看法，也有矛盾。有些作家在思想上，是地道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是有明显缺点的人，但当他们全神贯注地描写生活时，他们笔下的一切同时也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看到了这位作家思想倾向与写实精神的不同所带来的启示，他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的确，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虽然也受到作家倾向性的制约，但这种方法，对纠正艺术中的虚妄精神，作用甚大。托尔斯泰在认识论与方法论间的矛盾，也说明了这一点。文学创作既是再现生活的过程，也是审美体验过程。在体验过程中，人们有时处于理论无法操纵的状态。有些作家在如实地描写生活时，有时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旧有的观点，生活的体验，使他们成了自己信念的背叛者。生活、观念、体验、在艺术中有着复杂的联系。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这些联系并不是和谐地揉在一起的，而是冲撞着，对立着。作家的思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深，他分析现实的力量用得越大，那么作品就越有现实的价值。十九世纪的优秀文学，证明了这个道理。
怀疑精神和内在的心灵冲突，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他们遵守文学以生活的本身形式来表现生活，但在表现生活的同时，他们的精神往往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先验理性是无法动摇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生活的不确定性。生活可以粉碎一切既成的理论。因此，这些作家，一直在先验理性和实践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着。先验理性告诉他们：生活应该是这样的。而实践却向他们说：生活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样，他们陷入了苦闷的大泽中。 《简·爱》的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是悲凉森冷的，整个作品是在淡淡的神秘与哀戚中进行的。你从主人公生活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完全是冷意和孤寂。对作者而言，生活的确没有给人多少笑声。但是，在主人公的气质和追求中，你又不能不体味到这样的事实：人可以战胜苦难，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有人格的独立性，就可以获得生存的力量。女主人公的形象里，寄托了作者许多的理想，这些理想，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不会因个体的人的消失而消失。《战争与和平》的主旋律也是先验的，托尔斯泰从俄国进步青年那里，发堀了人的最宝贵的东西。在作者看来，这宝贵的东西不是稍纵即逝的，是人生之途上永恒的路标。当作者面临人间的不幸时，托尔斯泰不是在怀疑自己的信念，而是抱怨人们遗失了这一信念。因而，他的痛苦，是缘于价值的丧失，而不是对人的本性的失望。但是，也有另一类作家，他们尽管也是古典的人道主义者，不过，写作的动力不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是因为精神的苦恼。在许多作家中，悲观失望是大于一切的。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克·吐温，在晚年都曾流露出虚无的情绪。例如屠格涅夫，他在死前的几年里，曾写下了一些极其困惑、感伤的作品。在散文诗《世界的末日（一个梦）》、《对话》、《老人》、《夫巢》等作品里，绝望的情感是随处可见的。这种绝望感，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失望，不如说是对自己曾钟情的理念的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情感方式与精神状态，与某些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确是相距不远的。
不过，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并没有像后来的现代主义者那样，彻底地拔掉了人生之途的那座永恒的路标。在萨特、卡夫卡、加缪那里，先验理念被驱走了，人进入了荒原之中。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天地里，还残存着一丝希望。他们是生活的批判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王国的批判者。他们的批判生活的同时，尚无力彻底超越古典哲学的人文精神。但他们的艺术实践，的确为后来的现代主义的出现，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方面和人的心灵的多分析方面，为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潮和新的艺术思潮的发展，架设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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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致地回顾二十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后，可以看到，这一文学思潮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是丰富多彩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来的作家，并不像古典主义艺术家那样呆板地恪守教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理论。勃兰兑斯先生在分析法国的文学时，曾把巴尔扎克看成浪漫派的作家；现代西方的学术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存在主义式的人物；而罗曼·罗兰，在许多人眼里是浪漫味很浓的文学大师……总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精神领域是开放的；在艺术方式上，包含着多种形式因素；在作家群上，没有严格的集团色彩。十九世纪的许多作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风尚的意义。最早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的，是后来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在高尔基看来，那些背叛了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人，最大的特点是精神上的批判性。否定黑暗、否定现实，是其作品富有深度的重要原因。显然，用“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来规范这一文学上风格相似的流派，是自有道理的。十九世纪的欧美，是文化批判与现实批判盛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入到对现实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对现存世界没抱一点希望；而安那其主义，科把人类的此岸世界，统统否定掉了，他们认为只有彼岸的无政府王国，才是人类的希望。上述诸种文化思潮，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欧美的作家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期曾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极端共和主义者的第一个坚决拥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也曾在别林斯基身上，接受了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尔基最后坚定地和共产党人站在了一起。德莱塞在晚年，左倾倾向十分鲜明，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些人的作品，既是现实性的，又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高尔基对上述文学现象的概括，可以说是抓住了该文学思潮的核心因素。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既是激进的，又是传统的；既有哲学层面的价值，又有很深的审美价值。这一流派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把艺术的美与艺术的社会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众多的小说家那里，唯美主义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作品达到了认识作用、道德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的高度统一。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全民的，它应表现全民的情感；艺术是传达情感的工具，它会使人走向完善。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追求的正是人性的完善和艺术精神的完善，他们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都到了空前的高度。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大多数作家，其思维空间还是古典的，他们的思想不是极端地停留在一点上，而是构成了思想的多样性和艺术形式的和谐性。在许多作家那里，表现方式是多样而有秩序的，就像一座金壁辉煌的宫殿一样，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气势庞大。各种表现形式被交错地使用着，形成了以写实为主，其他诸种风格为辅的典雅庄重的艺术精神。巴尔扎克有些作品，其冷静、客观的程度，有时和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情调略有暗合。在托尔斯泰那里，你可以发现，某些心理描写，绝不亚于浪漫主义的独白；而他的叙述手法，与自然主义者和传统写实主义相比，在长处上毫不逊色。在他的身上，融下了许多艺术品味，可以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旧有的一切表现方式，他差不多都尝试了，他确实是一个艺术的集大成者。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你也可以注意到，他的思想的深处，确实有着浪漫的激情，那些对音乐和人的心理描写的文字，多么像某些浪漫主义诗作呀！陀思妥耶夫期基在《死屋手记》中那些不规则的心理刻画，显然是启示了后来的存在主义艺术家们。在普希金那里，有时你能分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么？高尔基在思想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可是他晚年的某些灰色的情绪，与俄国一些感伤主义者，又多么相似！我们如果认真地研究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作品，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较好地摆正了主客体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者，又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人与现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作品，没有过于主观主义的生涩之味，也没有自然主义的呆板。批判现实主义者们，一直把自己看成生活的一员，同时又是站在现实之上的审视者。他们也痛苦，但不遁迹山林；他们也绝望，但时时未忘人类的进步；他们具有功利主义思想，但却拒绝世俗的诱惑；他们注重个性的发展，但永远把自我与社会联系起来……这种不既不离、若即若离的状态，使他们的作品包容了巨大的、丰富的意象。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上既是确切性的，又是不确切性的。说它确切性，是因为作家在写作中否定了自己的某些对象；说它不确切性，是因为他们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有一种无力感和丧失感。这种彷徨和忧郁，是人类存在以来一直未摆脱的窘态，它蕴含了人类自信的一面，也反射出人类焦虑的一面。因而，也可以这样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记录了人类征服世界过程中一种希望和失望的心路历路。这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具有着普遍的和重要的人生认识价值。这也许就是这一文学流派，至今仍富有魅力的原因所在吧？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却开始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二十世纪许多重要的文学流派的产生，差不多都是以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超越为前提的。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都试图从新的角度，修正或摒弃巴尔扎克以来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理论，被许多先锋派的文化人，当成一种旧的“范式”，无情地撞击着、撕毁着。
显然，现代西方人已经从某个方面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弱点。在许多人看来，所谓像镜子一样地反映、摹写生活，并不能真正达到托尔斯泰等人认可的那种真实。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一种经验主义者，而对体验生活的生命过程，缺乏应有的注意力。现代作家十分怀疑托尔斯泰那种对现实审视的自信性。因为，所有的现实，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而语言自身，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现实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图式，是被意识结构所支配的。因为，十九世纪的作家所认识的那种现实，是常态下正常人的感知过程的产物。人们对现象界发生了怀疑但却没有对反映现象界的认识主体产生疑虑。这正是二世纪许多先锋派作家所不满的。
应当说，存在主义哲学与维持根斯坦的语言理论，在根本上动摇了现实主义理论根据。海德格尔公开指出：意识不是主体对客观的认识，相反，而是主体对主体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顿悟。维特根斯坦则看到了生活形式与语言形式的特殊的联系。语言本身代替不了现实。这些新的见解，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进步。但这并不是说，巴尔扎克以来的传统已丧失其价值了。十九世纪的文学，仍有经典的意义，它正像牛顿力学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起点。有了巴尔扎克的起点，才会有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成长。不看到这一点，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在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那里，是受到过巨大的启示的，在陀思妥夫斯基与萨特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某些相近的逻辑上的联系。
的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太注重认识的功能了。它在对传统认知结构的认可的前提下，真实地把握世界。它还停
留在对感知图式的批判上，没有进入到对人类认知先验形式的批判之中。二十世纪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们，对自我的怀疑，是空前深刻的。当人们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时，才可能对现实抱有一种公允的态度。现代的作家们，基本上丧失了托尔斯泰那样稳重而神圣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再相信神话，不再相信自我的万能性。他们认为自己被一些虚妄的幻像包围着，世界的真实远不如人自身的真实。因而，许多人进入到对人的心灵的单一的审视中，进入到对语言的游戏的快慰里。批判现实主义许多程式化的东西，被打破了。
这种骚动，实际上是现代哲学思潮的产物。人们在无序的精神状态中，寻找着、体验着生命的本质。许多人认为，混沌的、多变而零乱的现象里，才是生活的原型，要在这里找到既定的图式，是一种枉然。他们感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太理性化，太不洒脱了。他们缺少想象力和超越精神，缺少独特的形而上的力量。因而，无论在价值论还是本体论上，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