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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楼拜同期活跃的作家中，左拉也很有影响力。左拉是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写实文学的两种趋势。他一方面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写了大量反映生活问题的批判性作品，另一方面，又用自然主义理论，把写作置于类似试验的静观之下。自然主义文学与实证主义、遗传学、实验科学关系很大，左拉试图把科学的东西，放到文学创作中。但是，从他创作的《小酒店》、《娜娜》、《妇女乐园》、《金钱》、《崩溃》等作品中，基本上还是体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来。实际上，批判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创作中有时是很难分清的。左拉尽管在理论上自立旗帜，但当他真正了解、分析社会和人生时，他就不得不回归到巴尔扎克的传统中，尽管他与巴尔扎克有着不同的风格。我们从左拉写下的大量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特有的天才能力。《卢贡·马加尔家族》恢宏的气势，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已死的朝代的画图，一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画图。”
从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到左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显示了雄厚的实力。这些人试图真正逼真地揭示出法国的历史，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告别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文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法国的小说，像它的哲学一样，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在这光芒的照射下，文学的觉醒和人的觉醒的时代真正地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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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居伊·德·莫泊桑在法国文坛上崛起。他是福楼拜的朋友，福楼拜、左拉、以及俄国的屠格涅夫，是他最喜爱的作家。莫泊桑擅长中短篇小说，作品透着灵气，文笔生动，很得前辈大作家的神韵。他的大量作品，构成了法国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奇观。
莫泊桑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70年，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在战场上开始真切地体验了人生。退役后，他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莫泊桑的题材广泛，他像福楼拜一样，十分了解社会的风情，是一位严肃的社会解剖师。他的小说《羊脂球》、《菲菲小姐》、《俊友》，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莫泊桑的讽刺天才，与他的精美的艺术情调深深联在一起。读他的小说，一方面，惊叹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惊叹于他的简练的文笔、严谨的结构、深邃的寓意。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只一个事件，一个情节，一个故事，但却包含着许多的内容，读后让你久久地回味。
《菲菲小姐》是和《羊脂球》一样闻名于世的佳作。莫泊桑写了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爱国热情，对侵略者的挖苦毫不留情。当侵略者肆意地践踏着法国土地的时候，被奴役的法国妓女却仍未失其爱国的天良。小说描写了五个普鲁士军官去找五个法国妓女寻欢作乐的故事。作品对几位军官的粗暴、凶狠的嘴脸的描写，是十分逼真的，而那几位被戏弄的女性，也给人较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位犹太女子的形象是光彩照人。在她的勇敢的行为里，莫泊桑看到了法国人的希望。小说有一段描写很令人感动：
这时候小侯爵又斟满了自己盛香槟的杯子，把杯子放在犹太女子的头上喊说：“法
兰西所有的妇人也都归我们了！”
她突然站起来，站得那么快，那个杯子就被撞翻，黄澄澄的香槟跟在教堂里施洗礼
一样，都泼在她的黑头发上，杯子也掉在地下摔个粉碎。她上下嘴唇颤个不住，用眼瞪着
那个笑容未敛的军官，大有一拼的形情，随后吞吞吐吐地说，声音里充满着愤怒：“这，这，这不理事实，比方，法兰西的妇女，你们便休想弄到手。”
侯爵坐下来，这样可以笑个痛快，然后学着巴黎的口音：“这个玩笑开得可真妙，真妙，那末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呢？我的小姑娘？”
先是让他问得无话可答，她不再开口，慌乱中她也没听清楚他说话的意思，后来她
明白了，于是又气又急地大喊：“我吗！我吗！我不是女人，我是个妓女；对普鲁士人用
这个来对付就很够了。”她还没说完，他已左右开弓几个耳光劈了过来；可是当他再一次
举手要打时，她已气得发狂，伸手抓起桌上一把切水果的银刃小刀，然后又急又快，一开
头谁也没看见，她把那刀子笔直地插进他的脖颈，不偏不歪正在颈胸相连的那个凹坑里。莫泊桑用极简练的几笔，就生动地塑造了那位犹太女子的形象。自尊与卑劣，崇高与无耻，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撞击着。《菲菲小姐》像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对现实中的最宝贵与最丑陋的东西，典型地烘托出来，很有思想性。
莫泊桑对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极为熟悉，认识也极为深刻。在《阿马布尔老爹》、《马尔丁的女儿》中，他把目光放到了对农民不幸生活的关注上；《太阳光》下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嘴脸，给予了无情的批驳；《遗产》、《被遗弃的》是对资产阶级致命弱点的抨击；而在《项链》等作品中，作者看到了弱小者在金钱社会无法躲避的灾难……
小说写作对莫泊桑来说，是一种认识，一种精神的跋涉。他的作品被社会的种种苦难所缠绕。在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里，可以看出作者的冷峻的人生态度。
《一生》描写了一个纯洁的贵族女子约娜的悲剧故事。约娜在修道院度过了漫长的五年，她十分渴望着自由。当她真正告别了修道院后，天真的约娜以为生活的路一定是笔直的。她梦想自己会找到一个如意的丈夫。可是她十分倒霉，新婚之夜就尝到了一种粗暴的待遇。她的丈夫是个吝啬、霸道的人，两个人的感情很快就淡薄了。约娜后来没得到一点家庭的幸福，丈夫把爱献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只好与儿相子依为命。丈夫死后，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可是，儿子长大后却极少回家，与一个妓女在巴黎鬼混。约娜的母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她后来一直在绝境中挣扎着；生活没向她露出一点暖意，她的路，布满了荆棘。早年的幻想，通通消失了。
《一生》是一曲哀伤的旋律。莫泊桑在法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看到了压抑人、窒息人的可怕图景。他否定了对社会抱有的幻想，认为人间冷酷似铁，人情被寒意包围着。约娜的悲剧，是法国普通人的人生缩影。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上层贵族，都摆脱不掉可怕的劫难。虽然《一生》中有宿命的一面，但它的悲剧精神所产生的冲击力，是震撼心魄的。莫泊桑因此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885年完成的《俊友》，是莫泊桑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小说通过对杜洛阿这个人物的塑造，影射了法国社会腐败的生活，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描写。莫泊桑在这里已显得很成熟了。他对芸芸众生的观察，对人的心理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不但看到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可怕性，也看到了社会发展中恶的力量的强大性。他甚至对人生命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俊友》在揭示黑暗方面，是十分成功的。而作者宿命的情感，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读过《俊友》的人，一定会联想起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小说的主人杜洛阿，和 《红和黑》的于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杜洛阿曾在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团里服役，在军队的几年中，同行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认为他是个地道的骗子、滑头，只会拍马屁。从军队退役后，杜洛阿运气很不好，他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他却一心想混入上流社会，占有女人，占有财产，占有荣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军队时的一个同事管森林。管森林是《法兰西生活日报》政治新闻的主编，在巴黎社会颇有些名气。杜洛阿肯求老朋友帮忙，为自己在报界谋一个席位。在管森林的推荐下，他拜见了《法兰西生活日报》总经理洼勒兑尔。总经理请他写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来的杂感。可是杜洛阿当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好求管森林帮忙。管森林让自己的妻子玛德来因为杜洛阿解围，结果，一篇生动的文章《一个非洲猎人的回忆》在玛德来因的口授下，写出来了。总经理洼勒兑尔对杜洛阿的作业十分满意，从此，杜洛阿留在了报馆里。
杜洛阿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搔首弄姿，赢得了许多女人的青睐。总经理的太太与管森林太太玛德来因，都对他有好感，她们都称他为“俊友”。
进入了报界，为杜洛阿的向上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的眼界大开，一改过去的闭塞穷酸的样子。他十分珍惜每一个机会，对到手的利益决不放过。他的熟人逐渐增加，从议员、将军、警察，到王公、大使、妓女、车夫，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他涉足的地方。杜洛阿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大。
靠着两位太太的帮忙，杜洛阿不久被提升为“本市要闻”编辑主任。一次，去洼勒兑尔家赴宴，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贵族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闻人了。在那天的宴会上，他认识了洼勒兑尔的两个妙龄女儿，心中暗暗欢喜，相讨好对方，可未能如愿。此后，对洼勒兑尔的女儿一直念念不忘。
不久，管森林病逝，杜洛阿发现管森林的太太玛德来因有利可图，就与她结为伉俪。在玛德来因的帮助下，杜洛阿青云直上，洼勒兑尔对他也刮目相看。一次，玛德来因开玩笑地说：“洼勒兑尔太太非常想找两个像你这样的人做女婿。”杜洛阿信以为真，还真把心思移到洼勒兑尔太太那里。他先是讨好洼勒克尔太太，然后向其女儿西茶茵进攻。杜洛阿步步围近，最后与玛德来因离婚，终于同西茶茵一同私奔了。
杜洛阿成功了。这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利用社会丑陋的东西，换来了一种虚荣，一种利益。他向上爬的每一步，都踩着罪恶，踏着卑鄙。他的道路布满了肮脏，他的人格令人作呕，他的行为是伪善的写真。莫泊桑在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扯掉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外装，将社会的丑，人性的丑，逼真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俊友》是一部对社会风俗、道德风貌、文化现象进行反省的书。在莫泊桑笔下，法国社会已进入了病态之中。他从人的生存方式中，看到了人道主义与社会结构的对立。在堕落的上层社会中，几乎找不到健全的人性，人们要么是金钱的奴隶，要么是权利的玩偶。杜洛阿的人生道路，表明这个社会的腐化，已达到不堪入目的程度。
当莫泊桑沉浸在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批判中时，他内心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写作中，很少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严格地从生活中提练本质。他像福楼拜一样，对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作品的背后。他们不用自己的感情直接说话，而是让故事本身说话。他们漫步在祖国多难的土地上时，从来没有回避过生活的矛盾。因而，他们摈弃了浪漫主义的奇想，不让自己躲在象牙塔下。莫泊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法国的许多文学大师一样，是富有启示性的。他既恨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又对祖国的前途找不到出路而困苦。写作对他不是轻松的自娱，有时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在咀嚼生活的苦果时，内心的怅惘是无边的。从《一生》到《俊友》，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因此，读莫泊桑的小说，何尝感受不到他的道德激情！他的冷静中，又融下了多少惊人的发现和可敬的思想情操。他的作品，像一首首严肃而感人的诗，读着它，会把一切逃避人生的浪漫者拽回到现实中去，让人去思索，去探讨，去改造人生。莫泊桑的魅力，大概就是这种现实的情感和诗的情感的交织吧。
4
法朗士与罗曼·罗兰，是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当他们俩登上文坛的时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开始出现新的态势。巴尔扎克、左拉的传统，一方面广为普及，另一方面，人们不再满足于冰冷的写实精神，除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干预现实的传统外，诗化的因素在他们那里有了明显的强化。他们既是天才的社会问题思考者，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企鹅岛》，罗曼·曼兰的《群狼》、《丹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与过去的作家都有一定的区别，左翼倾向更为明显。这两位作家尽管一生思想充满了冲突，但他们的民主倾向，最终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
法朗士1881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波纳尔之罪》，这一作品在风格上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1897年到1901年，法朗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在《当代史话》等作品里，深刻地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谴责了社会的黑暗。1912年，他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对资产阶级的面目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在这部作品里，法朗士描写了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画家甘墨兰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对甘墨兰的心地善良，热爱真理的描写，是感人的。对政客、投机奸商等人的漫画性的描绘，很有力度。法朗士的创作中显示了艺术的真实力量，他的诗意的语言、善辨的思路，对日常生活准确的捕捉，显示了他高超的技艺。法朗士的小说比巴尔扎克时代的作品，增加了文学新人的形象，与苦难搏斗的典型人物，多次出现在作品中。
在作品中更直接表现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念，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法国文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罗曼·罗兰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罗曼·罗兰的时期，开始向一个新的层次发展。罗曼·罗兰已不再满足于单一地复制生活，而是在道义上，在精神哲学上去揭示人生。他和法朗士一样，由于在思想上的深刻与人格上的独立性，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1866年了生于法国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1882年考入大路易中学，186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小说、戏剧、音乐、哲学等，有浓厚的兴趣。法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很深，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为他后来世界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敏感、多愁善感的罗曼·罗兰，很早就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灰冷的一面抱有敌意，社会的倾轧、盘剥、争斗，有个时期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八十年代，他曾给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过一封长信，倾诉自己的苦闷。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给他回了信，并把自己的精神信抑真诚地告诉给这位法国青年人。托尔斯泰的人格与艺术观，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鼓舞了青年罗曼·罗兰，他后来的个性发展中，始终有着托尔斯泰的影子。
罗曼·罗兰1895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他的创作，也是从戏剧开始的，他的《革命戏剧》的剧本集中，多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都有新尝试。他认为，戏剧必须能反映生活的进步力量，反映人民的创造力。艺术中如果没有崇高感和正义感，是可怕的。他一直主张，剧院是传播真理的地方，戏剧家应用正义和良心，去对抗巴黎寻欢求乐的富人。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创作实践上，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这一严肃的艺术理想。
从他创作的大量戏剧中，可以发现，他完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许多作品带有说教的痕迹。他很注意作品的主题，也注意人物独特性。但由于过于哲理化，在艺术上缺少主动的形象感。可以说，在戏剧的创作上，他未能跳出学院化和理论化的圈子，结果导致了艺术上的失败。不过，这恰恰表明，他不是一个过于诗化的人，他思想的上空，一直挂着一在旗帜。他在为这一面旗帜不断地奋斗着。
他开始埋头写作小说和传记文学。这两种文学体裁，使他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大获成功；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也颇受欢迎。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分析、表现是很独到的，许多历史镜头被重新展现出来，那种对恶的仇视，对光明的景仰之情，令人赞叹不已。在小说中，作者的视野是广阔的，气魄是宏大的，作品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