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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成是幸福的，但是当亲历和回忆者并不具备支书王福成那样随遇而安的品性，相反却有强烈的文人气的时候，其经历就令人叹惋了。著名英语文学专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有时几让人不忍卒读，巫宁坤也是在旅居美国的时候写作并于1993年在纽约以英文出版此书的。巫宁坤在序言中表明，他原本也是想避免提到这段经历的，但在子女和友人的坚持下，再加以相应的条件，才终于把记忆在异国释放和复制出来。巫宁坤把变成右派和受改造的过程以及其间的生活细节写得实在太详细了，而且颇多带怨气的议论，因此很惹得一些人不满。有一位也是著名的英语教授就曾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他，意思是巫不能像其他某某名教授一样，以宽阔的胸襟来看待个人所受的委屈云云。这个批评显然还是沿袭了过去的思维，即个人的遭遇和痛苦在全体的面前还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资格表达的，可是联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受访者说的话，则这种对个体的压制，不正是当初“文革”爆发和暴行累累的根源吗？
巫宁坤的回忆录中的经历予人强烈的悲剧感。他自己钟爱莎士比亚悲剧，甚至在被放逐的兴凯湖边仍在吟诵《哈姆雷特》中的“丹麦是一座监狱”，思考丹麦王子的悲剧的实质，却不想自己早已经是现实中的悲剧角色。假如仍然沿用王国维关于三种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说法。于我看，巫宁坤一人独占了三项。迫害是一大社会悲剧，不遑多论。但他当初应赵萝蕤教授的邀请，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匆匆从芝加哥大学回国，结果从此被错划、错打几十年却颇有命运弄人之感。当初李政道作为小学弟送巫宁坤归国，数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李政道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巫宁坤往访，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一些学友的不幸经历，可接下来“……他（李政道）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他自信而有尊严地坐着，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大学者，我很快就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7〕。巫宁坤竟产生奇想，假如当年即1951年7月的旧金山，不是他送我，而是我送他……这种戏剧性的人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巫宁坤生性爱直言，这已经足够铸就性格悲剧。回忆录中记述，他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看到一位领导人的讲稿觉得水平不高，立即发起牢骚来，而同为翻译的钱钟书马上做惊愕状，以手指置唇上做“嘘”声。这里的刻画极生动，性格差异及其所导致的不同人生轨迹此刻就已经注定，夫复何言。巫宁坤对监督改造时期的生活细节记录非常精细，实因这段日子太刻骨铭心。在“半步桥”劳教所，“每天吃两顿——窝窝头，玉米粥，一块很咸的大头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没有胆固醇之忧”〔8〕。后一句英文中连用五个no，到了nocholesterol worries一语，始觉黑色幽默。读到巫宁坤在北大荒饿得浮肿将死，不知怎么又想到杨绛的《我们仨》，想来那正是仨们大啖“高级饭”，“下馆子兼看戏”的时候呢。
书中的一个精妙处在对知识分子群像的描摹。巫宁坤写沈从文——“大师从来不谈他的困难，从来不发泄他的委屈，总是带着一副菩萨般的笑脸，好像他把个人的苦难视作理所当然，他把对生活的信心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去谈论它们”〔9〕。但是，当沈从文听说了巴金夫人萧姗1973年的去世，仍然悲痛无法自抑。巫宁坤对他所敬重的赵萝蕤教授，着墨甚多。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赵紫宸是我几年前在关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硕士论文中曾经重点探究的一个人物，在此不妨稍提一下。赵紫宸（1888～1979），苏州人，1910年毕业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1913年成为专职神职人员，同年赴美国田纳西州凡登壁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学神学，1917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新文化运动时期，赵紫宸等基督教“生命社”成员积极参与中国文化重建，并曾经与激进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进行过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谈。赵紫宸1926年至1952年间担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是中国基督教实现本色化的重要领导人。赵紫宸一生试图调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并调和自己的中国人和基督徒双重身份，主张以基督教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道德基础，并相信渐进改良的道路。在越来越激进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赵紫宸的信仰和理想无疑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他只能努力追赶变化的时代。爱国，然而不合时宜，从父亲赵紫宸的经历多多少少可以推知赵萝蕤的尴尬境遇。巫宁坤记述说，赵萝蕤在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故未能在陈梦家第二次试图自杀（第一次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十天后自缢）的时候阻止他。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去世的时候不满六十岁。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S． 艾略特签名的诗作。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巫宁坤特地写道。
读至此，我想，巫宁坤似乎也很钦佩历经劫难后倔强地保持沉默的人，但是他仍然突破对往事“从不提”的防线，把自己的伤痛说了出来，这也有宿命的味道——他直言，所以诉苦；但所受的苦本身也正是直言带来的。作为记忆的讲述者，巫宁坤和王福成不同，因为王福成的记忆始终是满足和愉快的，也和高原、张戎、闵安琪不同，后三者在“文革”爆发时只是学生，都是在出国后接受更高教育并且定居国外，而巫宁坤回国时就是教授，长期受监禁，写回忆录时已近暮年。“结论”可改，岁月已不可改。因此他的书的确是“怨”的，这或许也以价值判断影响了回忆的叙事客观性，然而他吃的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且始终不曾修炼到菩萨般的道行，要他“客观”、“乐观”甚或感恩戴德怕也难。这让我想起章诒和的一句话，“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假定赵萝蕤教授生前也有机会提起笔来调动自己的记忆，她的怨和怒，应该不会少于巫宁坤吧。
此外，还有一部在美国引起关注的“文革”回忆录，是不少国内读者熟知，1988年出版的《血色黄昏》的英译本“BloodRed Sunset”。这部著作的英文版由科罗拉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HowardGoldblatt（中文名葛浩文，翻译过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等书）翻译并于1996年出版。把《血色黄昏》译介到西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的自传，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用英文为西方读者写作时出于政治和市场考虑可能带来的干扰。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美国读者这样评价《血色黄昏》：“……关于打人，虐待，谄媚和贪婪的故事充斥着每一页。对这一段时期实在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它令人浑身发冷。大约十年以前，我在中国现代史的本科课程上读过这本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它。”
革命伟人铮铮有言：“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然而记住过去未尝不意味着双倍的痛苦，遗忘也未尝不是幸运。对于往事，是选择遗忘，还是选择记忆，选择沉默，还是选择言说，或如那丹麦王子的独白：“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真是一个问题，而且，谁来说，说什么，也还是问题。“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教育机会被剥夺的时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也是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时代，对“文革”时期山东即墨县初等教育的普及成果，已经有中国大陆留美学者韩东平在2000年以英文出版了实证性的学术专著：《不为人知的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加以正面论述〔10〕。韩东平在佛蒙特大学师从《把皇帝拉下马》的作者PeterSeybolt 教授，看来师生都倾向于对“文革”持一种温和的看法。如同书的前言中说，韩东平自己是在“文革”时期的农村受的初等教育，那么他站的角度和知青可以说刚好相反，也可以说，这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种学术性的论证，或者，是个人记忆催生了一部实证性的学术著作，而它展现了过去的“文革”研究和记忆中都避免提到的一个问题——政治上要彻底否定“文革”，但在具体的事情上，未必全部否定得了。这无疑提醒我们，尽管现在的这些回忆文字值得珍视，他们也并非全貌。所有的声音一齐高喊“我控诉”的时候，和所有声音高喊“就是好”的时候一样，仍然还是有人在沉默中压制自己的记忆。
注释：〔1〕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Penguin； 1994； p148。
〔2〕〔3〕Jung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Touchtone； 2003；p。413；p。418。
〔4〕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2。
〔5〕Chang； Wild Swans。；p。423。
〔6〕Peter J。 Seybolt； Throwing Emperor from His Horse：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 China； 1923～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6； p。74。
〔7〕〔8〕〔9〕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munist China New York： The AtlanticMonthly Press； 1993； p。341； p。75；p。359。
〔10〕Dongping Han； The Unknown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我的人生档案
——《贾植芳回忆录》序？ 贾植芳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远东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1937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1935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1936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1937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1937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1950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1955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163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的奴者。”一直到1980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63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候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