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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扬勇同志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他运用在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1949…1976）过程中接触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周恩来在1967》。这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些事情是我过去也不十分清楚的。看过书稿后，回想起总理，感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已经过去20余年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周恩来，就是在这场劫难中渡过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周恩来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毛泽东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会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因此，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即使觉察出了不妥和错误，在当时情况下也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当然，周恩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尽管他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但还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仍以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离开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最初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特别是周恩来没有想到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在青年中煽起无政府主义思潮，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他同这一伙更是形成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么办？一方面，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周恩来必须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维护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1964年10月23日，我去听周恩来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作报告。谈到维护党的团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这段话，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听过报告多年以后，我才逐步弄懂。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
后果将更不堪想像。小平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另一方面，在力争党不分裂的前提下，周恩来还要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某些指示作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正确地完善；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同时还要与林彪、江青一伙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减少动乱给各方面带来的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的决策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失误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
这就注定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是一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从斗争对象看，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和识破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斗争的环境是，党的主席毛泽东决策的严重失误和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这些失误来搞阴谋。虽然毛泽东所主张的“天下大乱”与林彪、江青一伙的那种乱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毛泽东时而支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时而又支持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可以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往往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轻则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对于周恩来来说，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如果他拍案而起，其后果不仅仅是他自己被打倒，更为关键的是整个中国政治权力的格局必将发生对党和国家十分不利的大裂变，林彪、江青一伙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更加险不可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是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最大障碍，一直在寻找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有些同志说的，周恩来的一进一退，一举一动，不光是他自己的荣辱安危，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正因为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来审时度势，被迫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艰难、更为痛苦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他义无反顾，忍辱负重，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打击。这样的事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反映。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能离开周恩来的关怀，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了，以史为鉴，让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
1967年1月6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
从凌晨3时至6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7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9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张春桥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彻底搞垮上海市委，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
然而，一个安亭事件还远远没有达到张春桥一伙搞乱上海的目的。因此，张春桥又亲自策划、制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
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