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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
“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0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后，周恩来又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三0一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组成这样阵容的医疗小组，在当时国内确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周恩来对陶铸的苦心关怀。──这是后话，暂不多叙。
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们激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几位副总理的眼光是敏锐的。
夺总理的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