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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6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3月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3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联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3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11月28日，驻合肥市的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
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4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4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
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又瘫痪的情况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
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
1967年1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
1966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
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样将陶铸置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