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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
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
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八九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中央军委命令》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
，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
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周恩来说：解放军有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不要一有错误就无限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你们现在是一有问题就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
有些意见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得那么严重，那就不可终日了。
周恩来还告诫说：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
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联，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联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6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
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
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
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是他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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