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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二零二五页）
胡适同日的日记记载：“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两点之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第十六册）
四月六日，胡适又给北大郑天挺发了一个电报，让他告诉朋友们，此次风波已经平静。
四月七日胡适生病。
四月八日，胡适带病出席了蒋介石的邀请，他在日记中说：“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第十六册）
以上就是胡适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间就蒋介石要他入政府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彼此之间没有欺诈，他们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处境中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在胡适和蒋介石之间，一切都是坦诚的，蒋介石从没有骗过胡适，他没有讳言自己想做行政院长这一事实，事后的结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就怀疑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诚意。
陆铿在他的回忆录中那样写胡适，我以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可以设想，胡适如果在那时见过了陆铿，他不会不记在自己的日记中，他既然连这次事件的任何细节都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中，为什么就没有记下与陆铿见面的的事呢？说四月一日胡适见过了陆铿，晚上胡适又去见了王世杰，好像胡适像一个小丑一样，这完全不符合胡适一向的为人原则，那时这件事是很大的机密，胡适不会轻易去见一个记者，他连和朋友联络都要用密码的。
陈红民先生文章是先把胡适想象成一个对于“做政府的头”很有兴趣的人，然后以此为逻辑去推断胡适的人格，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虽然陈红民先生没有彻底否定胡适，但他在叙述和评价此事的过程中，对胡适人格的判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胡适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但我们今天不能像陈红民先生那样来理解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