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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没有哪个法是专为我而准备着的！自己不去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又如何能打破生死关？无常是不会为我一个人大开绿灯的，一定要起而精进了！后来，当我听闻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名后，没有丝毫的犹豫与懈怠，揣着几百块钱我就直奔学院而来了。因为在无常的催逼下，我已越来越感受到尽快闻法、尽快获取了生脱死的把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
一到这里，我就发现学院闻思修的风气相当浓厚，上师们也反复强调“修”必须要以“闻”、“思”为基础，这样才不会走错路。在学院中，我的闻思主要靠听课，修主要是靠参加法会。各位上师每天都给我们上课，他们的课都讲得很精彩。尽管有些内容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心里却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甚至只要见到堪布们精神抖擞地坐上法座，我心里就高兴；只要能听到法王的声音，我心里就快活。而在学院中参加法会，更是对我的一种强化训练。没到学院之前，自认为自己念经已很精进了，每天不看电视、不唱歌、不跳舞，只要一有时间就开始念经。但在参加了学院的一个法会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精进”离真正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在学院参加的第一个法会是在藏历新年前后召开的“持明法会”。那时候，藏地凛冽的寒风刺人肌骨，但七千多人都在大经堂的各层楼上席地而坐，绝对不能呆在家里一边烤火一边念咒。法会从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方才结束，前后持续十五天之久，所有参加法会的人，都要在这期间内念够至少五万遍观音九本尊心咒。法会期间，早、中、晚都有人送奶茶，以保证每个人都能静心持咒。一天要这样不间断地念上十多个小时，以致每次念完，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法会后，以后再遇到一天要念十几个小时咒的情况，我都能顺利完成，再也没有当初那种要死要活的感觉。这种专一持咒的修行，我想一定会对我以后修禅定时的“止观双运”有很大帮助。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我却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双福”。在来学院接触宁玛巴的**之前，我恰好还遇到了一位格鲁巴的格西。如果说在喇荣，我找到了人生最终的归宿与修行最终的旨归的话，那么从那位格西那里，我则把格鲁巴严格的修行次第与缜密的闻思风格初步了然于心。记得他当时指示我要先看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按照他的指示，我反复阅读了此书，结果一直困扰我的修行次第问题，这次总算圆满解决了。同时我也知道了怎样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了怎样以对治自己的烦恼来净化内心；还知道了轮回是怎样产生的，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断除，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后来我又看了宗喀巴大师对中观的讲解以及阿底峡尊者写的《入二谛》，这时我才算多少了解了一些中观思想。上师又传了我由宗喀巴大师宣讲的，完全是为修行人准备的讲述如何严守戒律、尊重上师、与金刚道友和睦共处的法门；还传了我如何修出离心、菩提心及空性正见的《三主要道论》，并要求我每天必须念诵。这样行持的结果便是：我的内心越来越平静，即使遇到困难、复杂、不顺利的事情，我也能静心对待。这时的我，才真正体会到佛法的伟大。
不论是在那位格鲁巴的格西那里，还是在佛学院，我所接受的佛法熏陶都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确实能为我们带来许多现代化的享受。但是现代化的设备，不论是彩电、空调、电脑，还是宇宙飞船、人造卫星等，都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爱憎离愁的烦恼；无论什么样的主义、论调，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们日日必须面对的这些苦恼。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佛陀，是他为我们指出了彻底解决这些困惑的唯一正确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最终消灭痛苦、获得快乐。不信你去试试看，看黑格尔、康德、萨特、罗兰？巴特……，这些人哪一个能让你生死无惧！
茫茫人海中，人们都在寻找快乐。但为什么凡夫以寻求快乐为目的，而结果往往找到的都是苦呢？要真正断除苦的根源，得到永恒的快乐，除了学佛，别无它途。可能你的心里会抗拒这个观点，那就让事实来裁判吧，只是千万别用你的一生来做赌注！我始终觉得聪明人的智慧就在于能尽早迷途知返。
当智明讲完的时候，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屋檐下开始滴落象白色水晶念珠一样的颗颗甘露，东台的山顶上重又现出了太阳的圆圆面庞。她放射的暖融融的光明悄悄融入我心，照得我心里亮堂堂的。
推开窗户，猛吸几口清新而又略带寒冷的空气，再放眼远眺，白皑皑的银装素裹的世界在阳光下直刺眼目。过不了几个时辰，这雪就会全部消融的，那时，大地又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历 程
初识彭拉是在九三年。而这之后的八年多的接触，让我感触最深、也是对她最赞叹的一点，便是她在自皈依起直至出家前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六都要组织一批男女信众在成都放生。在当今这个经济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一般人自不必遑论，就是佛教徒当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她这种程度、地步？这么些年来，不知多少生命经她之手而获解脱。
因而我对她的了解和信任也与日俱增。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刚放生回来在她家中稍作休息。当时天很闷热，彭拉善意地打开了空调。于是在一阵阵凉风当中，我随意地问起了她的学佛经过。因为我记得她曾偶尔向我稍稍吐露过，她以前是不信佛的。所以，我对这位目前非常积极的学佛分子的过去也就产生了了解的兴趣。
我成长于五十年代，家庭背景既非巨贾富豪，亦非达官显贵。但因父亲乃习武行医之人，又在某个省级单位工作，故而收入也还可观。父母对我们几个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我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水中渐渐长大，于同龄人中颇有点大哥大姐般的自豪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情的烈火会将我们家毫不留情地全部焚毁。父母积蓄多年的资产转眼成空，不仅如此，祸不单行的是，我那年仅十岁的大姐又突患恶疾，终因医治无效而丧生。就连我们家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也因银行宣布倒闭而如石沉大海……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使我们陷入了山穷水尽、困顿窘迫的境地。昔日宾客满门，不请自来；而今却形同陌路人，唯恐回避不及，真是应验了“人情似纸张张薄”那句古话。父母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几近崩溃。父亲曾感慨地说道：“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激励教育下，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发愤学习。
六三至七六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动荡年代，我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可能是前世的宿缘赋予了我一个聪慧的头脑，使我对任何一门学科都能轻车路熟般地掌握。并由于品学兼优的缘故，我还被连续任命为校学生代表、红卫兵总勤委员，以及市学生会委员。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要干一番大事业，为人类作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再加上“仕途”顺利，这一切更激发了我的理想烈焰。学生时代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共同砥砺。此时的我，内心每每都会生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读大学，出国深造，作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让我生不逢时地处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生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能直接考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才一举考入四川师大化学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投入，故而仅三年的时间，教学工作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一九八七年，我所负责的毕业班，90％的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幼师、重点高中，优秀教师的称号可算是名副其实了。
然而我却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教师，尽管中学时代的宏图大志已不可能实现了，但就算鞠躬尽瘁一生，最后获得了教师界的最高荣誉“特级教师”，这也远远不能抚平我心中理想的失落。因为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人们的目光又一致向钱看，于是我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尽管并没有放弃教育工作，但工作态度、质量肯定大不如前。为人师表而未尽心尽职，这让我对于自己后期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感内疚，总觉得愧对学生。
被金钱磁力深深吸引的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商界崭露头角：从小型经营、涉足运输行业，再到承包工程、添置私车，最后还飞到北京，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公司。当然在这风风火火的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纠缠不清之事。
也许是我目光太短浅的缘故，在正式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八十年代，我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而我并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我看来，挣钱就是为了享受，于是我又开始热心于如何花钱。很快，我便按自己的心愿，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附近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不动产添置完毕，我又向“动产”领域开拓奋进。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爱好也特别广泛，尤其对旅游和摄影更是情有独钟，很自然地我便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并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巴山蜀水更是不在话下，就连人迹罕至的藏区也涉足前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信仰，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见到藏族同胞简单、原始而贫苦的生活，自己则以幸运儿的姿态报以同情和怜悯。对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虽早有所闻，但却始终不能理解，更没有想到要去揭开她的神秘面纱。从经商到旅游，马不停蹄的奔波倒反而更加勾起了我的无限**。挣钱挣到最后让我觉得也无非就是图个享受，享受来享受去也无非就是在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打转转。我有了一幢别墅，也不过是比别人多占了几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而已；玩来玩去，除了用摄影机拍下一张张风光照片之外，所有的这些景点，于我的人生当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看来我不能只做这种人去楼空的买卖，我得让我不安分的心真正充实起来，我得干点“实在”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业绩”。恰好由于八十年代末期在四处云游期间，我广交了各路朋友，并结识了各阶层的人士，这让我又生起了强烈的从政**。于是，我开始与一些重要人物八拜结义、称兄道弟，或以姐妹相认。他们则热情地邀我加入民盟或国民党，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着手办理有关手续。隔三差五，我这帮热火朝天的朋友便要到我家来聚会，我们还常常举行音乐舞会，总之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自小被认作“丑小鸭”的我此时也开始美化起自身来：穿名牌服装、做流行发式，甚至在脸上涂红抹绿……如今看来，真是贻笑大方，也不知当时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的确有点若醉若狂的感觉。
年底，我终于从教育界调入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非常轻松，待遇颇丰，但我却仍不满足，仍在努力地按照政界朋友们为我铺设的云梯攀登，因为我那时太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
就像经商干久了令我感到疲厌一样，与这帮政界人士混久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底细。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把“治国经邦”的理想堕落成政治投机的一种买卖与生存之道，政客生涯是与商人赚钱谋利并无二致的一种换了形式的利己活动。特别可恶的是，在“人民公仆”的幌子下，这些人还要遮遮掩掩，把偷鸡摸狗、欺男霸女、骗吃骗喝全都美其名曰为“工作需要”，这实在令我倒足了胃口。于是天生好动的我在人性未泯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转向别的充实生命意义的领域。
九○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气功，其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现象，打破了我那僵化的“唯物论”的陈腐观念，我也开始研究起所谓的人体生命科学来。经过短期的培训，我自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异功能，如遥诊、遥治、透视……仅开天目一项就已令气功界的朋友们羡慕不已。此时的我已对金钱、地位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兴趣，遂一门心思投入气功事业。不久之后，我又被纳入所谓的“传人班”进一步深造。
随着对气功研究的深入，我对宇宙、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但更多解不开的谜团又开始缠绕着我。当时因感觉道观及佛寺的气场好，是练功的好地方，故时常出入道观及佛寺。那时我学得很杂，各宗各派的理论都想弄个水落石出。权衡再三，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佛教，并开始恭阅佛经及部分大德的开示，此时才算初步体会到佛法的精深与伟大，修炼气功时的诸多谜团也随即迎刃而解。我越学越觉得佛法深不可测，远非以我的小聪明所能通达。
这一阶段的气功修炼及初步接触佛门，对我后来的人生观的重新确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比不知道，一旦把佛法与当初曾让我魂不守舍的气功一对照，我马止就能感觉到佛法“一法不立”的伟大与究竟。气功要么执著在“气”上，要么执著在“死定”上，这些都是妄心乱动，背离本自无生的无为状态越来越远，还常常以神通逞奇炫异，更是远离佛法的大机大用。真能体证佛法的“真空妙有”，则又有何物、何情可让你执著呢？又有哪一物、哪一种功不是你的妙明真心的显现呢？还用得着拼死拼活去练个什么“阳神”、“气感”、“大小周天”吗？
九○年底在大善知识的引导下，我终于在昭觉寺的清定上师前受了皈依，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佛教徒。历来热衷于旅游的我此时更是名正言顺地云游名山古刹，觐见大德高僧，故而对显密各宗多少都有些接触。后来在闻得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的圣名后，九三年夏我便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与众亲友不辞而别，以无比喜悦、崇敬、虔诚之心再次步入藏区，并终于找到了我此生永恒的归宿——色达喇荣佛学院。
从皈依算起，我学佛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尽管我如饥似渴地闻思佛法，但惭愧的是，却始终未能专一修持。虽然出家、在家皆能修行，但我深知唯有僧众才能荷担如来家业。正如《赞僧功德经》中云：“出家弟子能堪任，继嗣如来末代法，万德无量在俗人，不能须臾弘圣法。”以前是乱摸乱撞，后来总算值遇了佛法及大恩根本上师，但由于世俗凡情所累，每次到学院都是来去匆匆。刚听到一点佛法的正味，家里马上又以事勾牵，让我不得不急忙返回。回到世俗中，正知正念立刻就像被埋藏在了阿赖耶的最底层，死活提不起来。而多生累劫的习气等无明种子提都不用提便踊跃现前。烦恼依旧、痛苦依旧，特别是因为没有善知识的时刻提醒，自己又没有精进持久的耐心，眼睁睁地看着大道，但就是上不了路，即就是上了路也一步三停。以自己这种根机，再不专一行持，解脱何时方有出期？
思前想后，在反复对比衡量了在家与出家的利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二○○一年六月这个非常时期，毅然落发，并喜著自在僧装。剃发的那一瞬间，我在心底坚定地对自己说：“今后纵遇命难，我也绝不舍弃上师三宝！”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绝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佛乃至出家修行，但我想提醒诸位知识界的朋友：不论我们是否相信轮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开发出自己本具的“善心”，并以之调伏我们的自私心。我们要不断训练自己对他人的慈悲、爱和关怀，因为在生活中开发出这种善心，便足以弥合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五浊恶世带来难得的祥和与平静。有了爱与慈悲，还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死时无所畏惧也无所遗憾，因为我们既已在这世上播下了善心的种子，那还会惧怕它不生根、开花、结果吗？
彭拉所讲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点从她那诚恳的语气当中就能了知。我本人非常喜欢诚实的人格以及诚实的语言，这一点我想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蒙田恐怕也有同感。他在《随笔集》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我所喜欢的语言——不论写在纸上的还是用于口头的，它们都朴实自然、简洁有力、趣味横生，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