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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冷静客观的叙述蕴含着非凡的智慧，它对后来医学研究所的书中提到那种身体上的紊乱（〃内分泌、免疫系统、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变化〃）有一种本能的认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翻看艾米莉·博斯特的书（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想起了我母亲，二战期间，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租了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有一次大雪纷飞，她让我看这本书），但当我在互联网上找到它的时候，它直接击中了我的心扉。看着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翰去世那晚我在纽约医院浑身发冷。我当时以为我觉得冷是因为那天是12月30日，而我为了准备晚饭，身上只穿着亚麻布裙子和羊毛衫，趿着拖鞋，没穿袜子就来到医院。这是我觉得浑身发冷的部分原因，但我觉得浑身发冷，也因为我身体的正常机能统统都失效了。
这一点，博斯特女士会明白的。在她写作的那个世界，哀悼依然得到承认和允许，不用从人们眼中消失。1973年，菲利普·阿里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讲稿后来结集出版成《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从中世纪到现在》一书。他在书中提到，1930年前后，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众认可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写道：〃过去无所不在、司空见惯的死亡，如今将会被消除，将会消失。它将会变成可耻和遭到禁止的事情。〃1965年，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乔弗雷·戈耶尔出版了《死亡、悲哀和哀悼》一书。在书中，他认为人们愈来愈追求一种新的〃自我享乐的伦理责任〃，一种全新的〃别做任何减少他人欢乐的事情的规则〃，导致了这种对公开哀悼的拒绝。他说，在当代英国和美国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将哀悼当成一种病态的自我放纵，丧亲者若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悲哀，让外人一点都猜不出发生什么事情，便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悲哀变得隐蔽的原因之一是现在死亡主要在人们视线之外发生。早在博斯特女士写作的年代，死亡尚未职业化。死亡通常和医院没什么关系。女人死于分娩。儿童死于热病。癌症无药可治。她着手创作这本礼仪图书的时候，美国只有很少家庭未曾被1918年那场横扫全国的流感所波及。死亡触手可及，在家中。在人们看来，一般成年人应该能够而且主动地对付它的后果。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人们教导我，若有人去世，你必须烤一根火腿。把火腿送给那家人。你得出席葬礼。如果那家人是天主教徒，你还得去听人念悼词，但你不能哀嚎，不能大声致哀，总之不能引起死者家属的注意。看到最后，在艾米莉·博斯特这本1922年的礼仪图书中，我才见到对这另一种死亡最为精确的理解，以及对悲哀最为详尽的治疗。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朋友本能的智慧。在最初那几个星期，这个朋友每天从唐人街给我带来一份姜葱粥。粥我能咽下。粥是我惟一能咽下的食物。5
在加利福尼亚成长的岁月中，我还学到了其他东西。如果有人貌似死了，你可以把一面镜子放在那人的嘴巴和鼻子前面，这样就能确定是否已经断气。如果没有呼出来的湿气，那么这个人已经死了。这是我母亲教我的。但约翰去世那晚我忘记了。他还有呼吸吗？当时接线员问我。快来，我说。
2003年12月30日。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探望了金塔娜。
我们记下了呼吸机的数字。
我们握住她那双肿胀的手。
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重症监护中心的一个医生说。
我们回到家里。重症监护中心七点换夜班，换班之后才会重新开放，所以当时肯定已经过八点了。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回家吃。
我不记得我们想吃的是什么了。我只记得从纽约医院回家之后，我把餐盘上和厨房里的食物统统都倒掉了。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结束。
在一次心跳的瞬间。
或毋宁说是在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
过去几个月来，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回想起事故那晚前后发生的事情的准确次序，然而徒劳无功，于是我只好将之重建。〃在2003年12月18日星期四到2003年12月22日星期一之间的某个时刻，〃重建就这么开始了，〃金塔娜抱怨说〃感觉很糟糕〃，那是流感的征兆，不过她当时患了链球菌性咽炎〃。我当时不只找过贝斯·以色列北院的医生，还找过纽约其他医院、其他城市的医院的医生；依靠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这次重建得以继续。事情的核心是这样的：12月22日星期一那天，她发烧至华氏103度，住进了贝斯·以色列北院的急诊室。当时这家医院声望很好，它的急诊人数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是最少的。诊断结果是金塔娜得了流感。医生吩咐她躺在床上，吃些流食。没有给她做X光扫描。12月23日到24日之间，她的体温在华氏102到103度之间波动。她病得太重了，无法出来吃平安夜的晚饭。她和杰里取消了去马萨诸塞州陪他的家人度过平安夜及随后几天的计划。
圣诞节那天是星期四，她在早上打电话来，说她呼吸困难。她的呼吸听起来急促而费力。杰里带她回到贝斯·以色列北院的急诊室，在那儿做了X光扫描，查出她右肺的肺叶下端已经感染了细菌，严重化脓。她的脉搏加快，高达每分钟150次以上。她当时脱水非常严重。她的白血球检测量几乎为零。她被注射了氯羟安定和杜冷丁。医生在急诊室中告诉杰里，她的肺炎〃是一种五度肺炎，最严重的是十度。我们通常叫它〃能行走的肺炎〃。〃他们还说〃一点都不严重〃（当时这可能是我想听到的话），但他们还是决定让她住进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以便监测病情的进展。
那天晚上到重症监护中心的时候，她烦躁不安。医生又给她服用了更多的镇静剂，然后给她插上管子。这时她的体温在华氏104度以上。她吸入的氧气百分之百来自呼吸管；她当时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星期五，接近中午时分，医生查出她两边的肺叶都染上了炎症，而且在静脉注射了阿奇霉素、庆大霉素、克林霉素和万古霉素之后，仍然继续恶化。医生还查出或者是认定，因为她的血压一直在下降她的病正在恶化或者已经恶化成脓毒性休克。医生征得杰里的同意，对她另外进行了两项侵入性操作，先插入一根动脉管，然后在心脏附近插入第二根动脉管，以对付血压的问题。医生给她注射了新交感酚，让她的血压保持在收缩压90毫米汞柱、舒张压60毫米汞柱以上。
星期六，也就是12月27日，我们被告知医生将给她注射除栓素，这是礼来制药公司的产品，当时还是新药。除栓素能持续96个小时，也就是四天。〃这值两万美元呢。〃护士更换静脉注射液时说。那时候金塔娜身上插着很多赖以维生的管道，我看着那液体从其中一条滴下去。我在互联网上查了除栓素的资料。有个网站说使用了除栓素的败血症病人的存活率是69％，而不用除栓素的病人存活机会只有56％。另外一个网站，一个商业新闻网站，说除栓素是礼来公司的〃沉睡的巨人〃，正在〃奋力化解它在败血症市场遇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是一个多棱镜，我们可以透过它来看待如今的处境：金塔娜不是一个五个月前才结婚的、极端幸福的新娘，她不是一个接下来一两天的存活率在56％到69％之间的病人，她是〃败血症市场〃，意味着仍可以做出另外一种消费选择。到了星期天，12月28日，败血症市场的〃沉睡的巨人〃显然正在发挥作用：感染肺炎的病灶没有缩小，但提升血压的新交感酚已经停用，血压保持稳定，收缩压95，舒张压40。星期一，12月29日，一个周末休息的助理医生告诉我，他早上走进病房，发现金塔娜的病情〃让人宽慰〃。我问当他早上走进病房的时候，她的病情到底有什么让他宽慰的。〃她还活着呀。〃这个助理医生说。
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点02分，我写下了如下的问题，准备打电话问几个专家。
她的大脑会因为缺氧、高烧或者可能发生的脑膜炎而受损吗？
有几个医生提到〃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结构或者梗塞〃。他们说的会不会是一种恶性肿瘤？
这里的医生认为这次感染是细菌性的然而在培养物中却没有检出细菌有没有办法确定它不是病毒性的？
流感怎么会变成全身感染？
最后一个问题流感怎么会变成全身感染？是约翰加上的。一直到12月30日，他似乎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此前三四天，他已经问了好多次，问医生，问助理医生，问护士，最后近乎绝望地问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回答。这中间有些事情他似乎无法理解。这中间有些事情我自己也无法理解，但我假装我能应付它。事情是这样的：
在圣诞节夜里，她住进了重症监护中心。
圣诞节晚上，我们不停地跟对方说，她在医院里。她正得到照顾。她在那儿会没事的。
别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我们生了火。她不会有事的。
五天之后，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外面的一切似乎仍很正常：这也是我们所无法忘怀的一点（不过只有约翰承认了这个说法），再一次让我们想到飞机从中坠毁的澄蓝天空。约翰和我在圣诞节夜里打开的礼物依然在公寓的客厅中。金塔娜因为住进了重症监护中心而未能在圣诞节夜里拆开的礼物依然摆放在她原来房间的桌子之上和之下。我们平安夜用过的餐盘和银制刀叉依然摆在餐厅的桌子上。那天依然来了一张要求我们支付11月去巴黎的旅费的美国运通公司账单。我们去巴黎的时候，金塔娜和杰里正在计划他们的第一次感恩节晚宴。他们邀请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姐夫。他们用了婚礼上用的瓷器。金塔娜当时过来拿我母亲遗留的红宝石水晶酒杯。感恩节那天，我们在巴黎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正在烤火鸡，煮芜菁汤。
〃然后走了。〃
流感怎么会变成全身感染？
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等同于一声无助的怒吼，是既然一切如常，这怎么可能发生的另一种说法。当时金塔娜躺在重症监护中心的病房中，她的手指和脸都水肿，含着呼吸管的嘴唇因为发热而干裂，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那晚呼吸机上的数字显示她只通过呼吸管接受45％的氧气。约翰亲了她水肿的脸。〃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他低声说。这也是我们家的隐语。它出自一句电影台词。在理查德·莱斯特执导的《罗宾汉与玛莉安》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玛莉安给她自己和肖恩·康纳利扮演的罗宾汉下了致命的毒药，然后对他说：〃我爱你，甚至再多爱一天也不够。〃约翰每次离开重症监护中心都会低声说出这句话。出去的路上，我们设法跟一个医生攀谈起来。我们问输氧量的降低是否意味着她有所好转。
他沉默了一会儿。
重症监护中心那个医生说的是这句话：〃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
病情会往好处发展，我记得当时心里想。
重症监护中心的医生还在说。〃她真的病得很重。〃他说。
我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她可能会不治身亡，但我接受不了：病情会往好处发展。它会往好处发展，因为它必须往好处发展。
我信凯特。
我信上帝。
〃我爱你，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三个月后，穿着黑色长裙的金塔娜站在圣约翰大教堂中说，〃就跟你以前常常对我说的一样。〃
1964年1月30日是星期四，那天下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本尼托郡的圣胡安巴蒂斯塔天主教堂成婚。约翰穿着一套海军蓝的赤普西装。我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短裙。裙子是约翰·肯尼迪遇刺那天我在旧金山的兰肖霍夫服装店买的。达拉斯中午十二点半时，加利福尼亚还是早晨。当时母亲和我离开兰肖霍夫，想去吃午饭，碰到一个萨克拉门托来的人，这才知道总统已经遇刺。因为那天下午在圣胡安巴蒂斯塔出席婚礼的只有三四十人，按照我的意思，典礼上不要有入口，不要〃游行〃，只要站在那儿，完成仪式就是了。〃有请两位新人。〃我记得客串司仪的尼克说。尼克知道我的打算，可是弹奏手风琴那人并不知道。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挽着父亲的手臂，沿着通道一路走过去，黑色的眼镜后面泪水涟涟。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开车到位于卵石滩的婚房。那儿可以吃的东西很少，只有香槟，一个朝向太平洋的阳台，非常简单。我们在蒙迪西托的圣伊西德罗度假村的一座平房过了几夜，算是蜜月；然后呆腻了，就飞到比弗利山酒店。
金塔娜大喜那天，我曾想起了这次婚礼。
她的婚礼也很简单。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戴着一条面纱，蹬着一双昂贵的鞋子，而头发则编成一条粗辫子挂在身后，就像她童年时那样。
我们坐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唱诗班位子上。她父亲陪着她走向圣坛。圣坛上有她的朋友苏珊，她自三岁以来在加州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的表妹汉娜。婚礼上有她的表妹凯莉，她从加利福尼亚来，念了婚礼致词的一部分。婚礼上有杰里的继女的孩子，他们念了致词的另一部分。婚礼上有几个最小的儿童，几个头戴花环、双足赤裸的女孩。婚礼上有豆瓣菜三明治、香槟、柠檬汁，有和蛋糕一起上的果味雪糕，有和果味蛋糕相称的桃红色餐巾纸，草坪上还有孔雀。她踢飞那双昂贵的鞋子，掀开面纱。〃那真是太完美了，你们说呢？〃那天晚上，她打电话来的时候问。她父亲和我都表示同意。她和杰里飞往圣巴斯。约翰和我则飞往檀香山。
那是2003年7月26日。
她住进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之前4个月又29天。
她父亲去世之前5个月又4天。
他去世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夜里，每当我觉得累了，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就会留下亲朋好友在那套公寓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聊天；而我则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会避免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会让我回忆起我们刚结婚那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我不用看，而且不看也避不开它们：它们已经在我心里。墙上有一张我们在《毒海鸳鸯》的展位上拍摄的照片。《毒海鸳鸯》是我们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和它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我们乘坐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专机的头等舱，而我光着双脚就登上了飞机，当时是1971年。墙上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于1970年在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约翰和四岁的金塔娜吃着冰淇淋。那年秋天，我们一直在纽约为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电影工作。〃她在那个没有头发的普雷明格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有个儿科医生问金塔娜她的妈妈哪里去了，她这么回答。墙上还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的照片，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