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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却建在自己州里，而且特别豪华，从前他们在墓碑上为国王歌功颂德，现在却夸耀自己的政绩。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王一度整顿各州秩序，削弱地方势力，制止各州间的争夺，使其置于王权掌握之中。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但当中王国末王权削弱时，各州又乘机抬头，使埃及陷于混乱。另一方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在中王国时一直十分尖锐，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贫民大起义。
二、奴隶贫民大起义。关于结束中王国的大规模贫民和奴隶起义，主要资料是《伊浦味陈辞》。伊浦味是个奴隶主贵族，他对起义进行了攻击和咒骂，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起义的一些情况。从这篇陈辞来看，起义的规模很大，参加起义的有农民、手工业者、奴隶等，起义席卷全国各地和城市，起义者推翻了以国王为代表的奴隶主的统治，不仅打击了地方贵族奴隶主，而且打击了追随王权的涅杰斯奴隶主。起义者夺回了自己的劳动果实，使奴隶主威风扫地，起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三、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希克索斯（异方山国之酋）人来自亚洲，主要是塞姆人，他们进入埃及，开始时并未采取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的方式，而是逐步地渗透，定居在三角洲一带，当他们逐渐站稳脚跟后，便脱离埃及人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定都于阿瓦里斯，占领了埃及北部大部分地区，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埃及根本无力抵抗外族的入侵。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族统治。希克索斯人侵入埃及建立政权后，自立为王，称为“太阳之子”，他们统治埃及一百多年，在一段时期里，南部埃及曾臣服于它。希克索斯人的统治给埃及人民带来双重苦难：一方面要受本国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又要受希克索斯奴隶主的掠夺。希克索斯人向埃及人民征收很重的税，并焚毁城市，夷平神庙，甚至侮辱埃及人的民族感情，命令南部埃及停止崇拜阿蒙神及其它埃及神。埃及人民首先从南方起了反希克索斯人的斗争，卡美斯法老及其兄弟雅赫摩斯先后领导了这一斗争，埃及人很快占领了阿瓦利斯，将希克索斯人赶出了埃及，追至巴勒斯坦境内，埃及从此重新走向了统一，开始了新王国时期。 第三节 ？ 新王国与外族统治时期
一、新王国时期 1、新王国的兴起和图特摩斯三世的扩张。赶走希克索斯人后，卡美斯的弟弟雅赫摩斯建立了第18王朝，定都底比斯，从此埃及历史进入了新王国时期。当时埃及国内局势还不稳定，不仅北方三角洲地区尚未稳定，就是南方也曾爆发过几次起义和爆动。雅赫摩斯在稳定内部的同时，开始了对外侵略战争。雅赫摩斯及其继承者都曾进军努比亚，图特摩斯一世时期不仅再次掠夺了努比亚，而且北进到了幼发拉底河和北部叙利亚。图特摩斯三世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他的《年代记》里详细记载了他历次侵略的“战果”。特别记述了对西亚的战争情况，他多次进兵西亚，不仅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而且迫使米坦尼等国与埃及交好，送来礼物。经过多年侵略战争，埃及在公元前两千年代下半叶形成为一个地跨北非西亚的奴隶制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国王任命两个宰相，分别管理南、北方、努比亚地区尚设有总督，往往由王太子担任，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则任命原各小王国的统治者继续统治。不过他们要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埃及作为人质，埃及还派驻军控制这些地方。2、奴隶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这时，青铜器已普遍使用，品种、质量远超过前代。铁器开始出现，不过还未广泛使用，也不是自己冶炼的，而是从赫梯进口的。希克索斯人曾将马和战车带入了埃及，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梯形犁，冶金业中已采用脚踏风箱吹火以提高炉温。奴隶主手中占有了大量财富和劳动力，神庙不仅占有土地数量多，而且多是能灌溉的好地，因此，神庙是奴隶主经济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集团。新王国时期的奴隶主包括贵族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涅木虎）两个阶层，贵族奴隶主中，主要是神庙祭司奴隶主。地方贵族奴隶主已不再像中王国时那样肆虐，在埃及奴隶制发展了两千年之后，已濒于灭亡边缘。“涅木虎”这个中小奴隶主阶层则完全是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起源于中王国时期，本是些非贵族的普通人，在新王国时期，逐渐在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占有财产，拥有奴隶，成为与贵族奴隶主相抗衡的一个阶层，是王权的重要阶级基础。新王国时期，奴隶不仅在神庙及其他奴隶主家中从事农业、手工业及服务性劳动，而且还可领取份地，与自由民一样进行耕种，到时缴纳地租，死后其子孙还可继续耕种交租，这是奴隶制发展到新王国时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这说明奴隶制此时已发到了极限，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
3、蒙霍特普四世的改革。 （1）改革的原因：埃及庞大的军事帝国主要靠行政官吏来管理和统治，因此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官吏队伍。同时，长期战争中兴起了一支久经战阵的军队、这两支队伍都为法老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因而获得很多赏赐。法老又要利用神庙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对其赠与颇多，从而大大加强了神庙祭司集团政治经济实力，一段时期内他们插手王位继承之争，甚至兼任宰相等高级世俗职务，大有排挤一般世俗军事行政奴隶主之势，这既引起军事行政奴隶主的忌恨，也对法老的专制王权形成严重威胁。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木虎）同神庙祭司奴隶主有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因而支持王权同祭司奴隶主斗争，当法老国同神庙祭司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时，法老们就不仅从贵族中，而且从中小奴隶主中选拔官吏，这是改革的支持者。 （2）改革的内容：阿蒙霍特普四世提出用阿吞神（太阳神）来代替对阿蒙神的崇拜，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意为“对阿吞有益的人”，并将首都迁出底比斯，新都取名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视野”。他把属于阿蒙神庙的财产全部没收转交给了阿吞神庙。为了颂扬阿吞神和威力和功德，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阿吞颂诗》，热情讴歌阿吞神。这次改革只维持了十八年，他死后，其继承者恢复了对阿蒙神的崇拜，土地、财产归还给了阿蒙神庙，首都迁回了底比斯。 （3）失败的原因：①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及其势力根深蒂固。②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太弱小，且容易发生分化，如军队。③没有为广大人民带来利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4）意义：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当时在埃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权势力给予一定打击，对于艺术的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
二、外族统治。埃赫那吞去世300年后，埃及国势衰落，被征服地区纷纷摆脱了它的统治，外族势力乘机侵入埃及。
1、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525年，埃及被东方兴起的波斯强国所灭。公元前404年埃及又争得独立，前后一百余年。波斯人把埃及作为一个行省，每年要埃及向它缴纳大量贡赋，波斯贵族还把大批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在埃及形成了许多属于波斯奴隶主，由奴隶劳动的大地产，这些奴隶主贵族住在埃及的城市里，或住在两河流域的大城市里，剥削压榨埃及人民。波斯人的野蛮统治引起了埃及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波斯刚征服埃及继而向利比亚进军时，埃及人民便起而反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在同希腊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埃及人乘机反抗但未成功。公元前404年终于获得独立，但公元前343年埃及被波斯再度征服，不过此时波斯已是朝不保夕了。
2、希腊人统治时期（BC332－30年）。亚历山大东侵灭亡了波斯帝国后，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托勒密统治了埃及，史称托勒密埃及。托勒密王朝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的殖民者，他们不仅控制了整个国家的中央政权，而且控制了各州的政权，各地还有由希腊人组成的驻防军。同时，也极力笼络埃及的上层奴隶主贵族和神庙祭司贵族。托勒密王朝时期，全埃及的土地虽属于王有，实际上土地占有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田”，即直接由王室支配的土地，另一类是“赐田”，包括授与神庙的田地、授与文武官员作俸禄的田地、授与希腊人城市的田地和授与军事移民的田地。“赐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国王。当然，还有私人土地，土地买卖也是一种合法现象。土地的耕种者主要是“王田农民”，他们耕种王室土地，也耕种神庙土地或其它土地，他们租地一般都订有契约，租税很重。王田农民构成居民的主要部分，他们有人身自由，是自由民，但无论政治上，生产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罗马所灭，结束了在埃及的统治。3、罗马人统治时期（BC30－AD642年）。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由于埃及的富庶，屋大维把埃及划为他的私人领地，全部土地和收入归其所有。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埃及成为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埃及显著的变化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大大衰落，新的封建关系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制和庇护制的流行上。
罗马统治埃及之初，屋大维及其继承者，将托勒密王室的土地继承了下来，成为元首的财产，整个埃及的土地名义上也归元首所有。但埃及的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私有土地来源如下：（1）原来军事移民的份地变成了世袭的地产。（2）罗马政府将没收的土地加以拍卖，从而使之变成私有土地。（3）有的荒地被出价招募人来开垦，也逐渐变为私有土地。（4）强制代耕或派耕土地，逐渐变为私有土地。
公元一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罗马帝国剥削的沉重，埃及农民大批逃亡，使得土地荒芜，国库收入锐减，为保证国库收入，罗马政府一方面采用逮捕逃亡者家属的办法，胁迫逃亡者返回自己的居住地，让其耕种土地，另一面采取强制代耕、甚至派耕的办法，使尽可能多的土地得到耕种。然而，这种代耕或派耕的王田，久而久之变成了私田，为大土地所有者所吞食、兼并，无力承担代耕或派耕义务及其它苛捐杂税和劳役义务的农民，往往寻求大土地所有者的庇护，于是庇护制在公元三世纪以后盛行起来。为了能得到庇护，农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大土地所有者，甚至人身也要依附于他们。这种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越来越大，形同一些独立王国，罗马政府对此已毫无办法。这些大土地所有者逐渐转化为封建主，埃及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此外，强制公职的实行，也促进了庇护制的发展。当时罗马政府强制公务员担负某种公共义务，甚至担负其职务范围内的费用，或包下所辖范围内的税收，由于纳税人逃亡而征不上来的税都要由他们补足上交。这使大批中等阶层的人不胜负担，纷纷破产。公元二、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扩大实行这种强制公职法，这使许多中等阶层居民不得不也向大土地所有者寻求庇护。
七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兴起，埃及成为其一部分。古代埃及的居民逐渐融化于阿拉伯人中，古埃及文字被人遗忘，直到十九世纪才被释读出来。
第四节 上古埃及文化 一、文字（略） 二、文学（略） 三、自然科学 1、天文学（略）2、数学（略）3、医学（略）四、建筑与艺术（略）
思考题：一、名词解释：1、金字塔 2、阿蒙霍特普四世 二、简答 1、古王国时期埃及君主专制统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阿蒙霍特普四世改革的历史背景、措施及其失败的原因。 第三章 ？ ？上古西亚诸国 第一节 ？ ？两河流域早期的奴隶制国家
一、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居民。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得名于亚述城），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得名于巴比伦城），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北称阿卡德，南称苏美尔。两河流域与埃及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处于干旱地带，需要利用河水灌溉。但也有不同之处：尼罗河上游因为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的水量较稳定，两河每年泛滥的水量则因上游雨雪量的变化而变化颇大，易于成灾；另外，尼罗河来自热带，泛滥时带来大量腐殖质肥料，两河流域则缺少这样的天然肥料。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的自然条件也稍有不同：南部地势低平，两河相距较近；北部河岸高起，两河相去又远。所以南部比较便于灌溉，也较易受水灾，这使两河流域的河谷平原地带最初并不适于农业，甚至不适于住人，旧石器时代的遗迹都在山坡或山麓、丘陵上，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遗址都在北方和东方的山地上，因为那里雨水稍多，又无河流泛滥威胁。公元前五千年代，人们开始在山坡上截引溪水浇地，随后逐渐迁到河谷平原。两河流域最早文明的创造者是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苏美尔人，他们讲苏美尔语。约公元前三千年代初，一种与苏美尔人语言完全不同的人到了苏美尔以北的地区，因为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阿卡德国家，所以被称为阿卡德人，他们的语言属于塞姆语系。 二、苏美尔城邦。从约BC4300年起，苏美尔各地开始了氏族公社解体向文明时代的过渡过程。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BC4300…3500年）、乌鲁克文化期（BC3500…3100年）、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BC3100…2700年）。 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苏美尔各地出现了较大的神庙建筑，它可能是经济合作和管理中心。当时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陶器、铜器。根据墓葬出土的像部落首领的男俑判断，此时苏美尔已经开始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乌鲁克文化期，苏美尔开始进入文明时代。铜器日益普遍，能制造彩陶；各地普遍出现了宏伟的神庙建筑。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一座石膏瓶的浮雕上，一方是穿着长袍的神、祭司、氏族贵族，一方是裸体献祭的群众，这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已明显。同时作为财产标志的圆柱形印章和象形文字已经出现。这说明苏美尔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由锄耕转向犁耕，手工业以冶金和陶器比较发达，制作精美；商业、贸易也有发展。文字进一步发展成为楔形文字。此外，在一些文书中经常提到男奴、女奴和奴隶主统治阶级成员的各种名称。总之，两河流域南部出现了数以十计的奴隶制城邦，这些国家都是一些人口不多、地域狭小的小国，因此近代史学把这样的国家称为城市国家，简称城邦。
苏美尔地区的奴隶制城邦，它们都有都城，郊区有若干村镇和若干作为园圃和农田的土地。土地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神庙所有，这类土地是不能买卖的，而且神庙经济在苏美尔各邦的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一类属于农村公社所有，而这类土地已经分配给了各个家族，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服劳役。村社的土地可以买卖，土地兼并现象也很严重，迫使大量的公社成员失去份地，失去公民身份，沦为依附者。
城邦居民包括：（1）奴隶主贵族，其中包括世俗贵族和神庙高级祭司，他们拥有大块地产，剥削奴隶和失去公社份地的自由民的劳动，神庙土地也在他们控制之下，不过逐渐被王室所垄断。（2）公社成员，按家族占有小块份地，他们有公民权，也有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3）失去公民身份的自由民，按其具体情况又可分为：①依附神庙而生活小康的人，如神庙管理人员。②依附于神庙的一般劳动者，他们从神庙领取小块份地，有些只能领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羊毛。③依附于世俗贵族的劳动者。④奴隶，包括神庙奴隶和私有奴隶，他们从事各种劳动，但只能领取一些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至于城邦政权，则是奴隶主对奴隶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城邦的王称为“恩西”或“卢伽尔”，“恩西”原意为率领人们从事建筑的祭司，后来才有了“首领”、“统治者”之意。“卢伽尔”原意是“大人”，后引申为“主人”。他们的职位世袭，领导城邦的祭祀，掌管神庙经济，统率军队，他们还不是专制君主，权力上受城邦会议的一定限制。但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自由民分化的加剧，公民会议的作用逐渐削弱，王的权力日益扩大，到了巴比伦尼亚统一后，各城市的会议尽管仍然存在，但只是一种地方性自治机构。城邦兴起后，相互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兼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