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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周是期终考试结束后一个开无数聚会、彼此互相道别的一周。大四学生和一些宿舍管理人员是惟一还留在校园里的人。那跟新生周一样——那时我们全班同学比其他学生早到一星期——不过是倒过来。我在一种平静的忙乱中度过了这一周，把自己的东西装进那几只带有轮子的塑料桶里。桶是乔安妮送给我的（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毕业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一点点、一桶桶地把东西搬出来，坐地铁搬回到昆西。我知道已经没有人可以开车帮我搬行李了。
我每天推着那些塑料桶来到哈佛T形车站，每次都要经过斯戴西。她是个矮胖的流浪妇女，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坐在马萨诸塞大道旁同一个地方。我在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她那单调而愉悦的声音：“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太太……有零钱吗？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给几个零钱”——“噢！是你啊！”看到我她会这样说。两年前，当时我的手骨折了，绑着石膏（我和摔跤队员们玩力量球时受的伤），她会问：“你的手臂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我一边走过去，一边会说些我那天或生活里的琐碎小事。我从没给过她钱，只跟她说话。每天在我去训练或上课的路上都有几个游民讨零钱。要是我每个人都给钱的话肯定要破产，因此我很少给东西。有时候从商店出来时，我会为在门口给我开门的流浪汉买杯热巧克力或可口可乐。我觉得给钱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会把钱花在有害的还是有用的东西上。我经常想，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一定有一个解决流浪问题的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无法（或者我太忙而不能）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我想也许这个态度是虚伪的或者自私的，可是别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看见人们变化或者一成不变。读大一大二两年里，我到路瑟兰大学收容所去做志愿者，认识了一个很安静的韩国男子萨姆。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很文静，很有礼貌，在找工作。我不做那个收容所的志愿者后，在车库（在肯尼迪街和沃本山街街角处的一座大卖场）附近的凉亭见到了他。每天早晨他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向他笑一下，然后赶去工作或上课，我的背包里装满了书，手里紧紧握着一只咖啡杯。他朝我回笑着，有时会说早上好，因为他认出我来了。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上了，看上去疲劳、寒冷，不过他总是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手里的帽子伸出来向人要钱。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哈佛广场上不同的长凳子上睡觉过夜。他的头发现在变得灰白而卷曲了，皮肤很干，晒得过黑，眼角上有了皱纹。如今他的双眼变成了半开半合的缝了，几乎不再看我。有时候我故意转过头不看，不想让他因为我看到他处于这样的困境而感到羞愧。他挣扎着要保持清醒，而以前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甚至在常睡的长凳对面的霍利欧克中心内站着就能睡着。他没法坐下来，因为哈佛的警察会赶他走。
在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哈佛广场上的其他许多游民。他们是我的邻居：斯戴西、韦恩、萨姆、阿尔格、斯密迪，以及丹尼尔。斯密迪有只身上有黑点的白色长毛绒玩具豹子，他从不离身。每次看到丹尼尔，他总是给我准备好我的人体生理功能节律失调表。韦恩喜欢在收容所做早饭，经常生病进出医院。斯戴西每个星期一早晨都会看到我，然后说：“早上好，劳累的家伙。你今天早上好吗？”因为她记得星期五早上我曾经在外闲逛，因为前一天夜里到曼瑞（一个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而疲惫不堪。
毕业典礼前一个星期，斯戴西看见我从人来人往的砖地人行道上走过来。我弯着腰，汗流浃背，拉着一只大桶。（我为什么不能轻松地做任何事情呢？）她见到我，中断了单调的讨零钱的声音说道：“你也要走了吗？”声音中带着一丝伤感。
“不。”我愉快地说，“我只是到昆西去，地铁红线的另一头……你还会见到我的。”
“昆西？”她问道。可我早就走过去了。
我穿过人群，坐T形车站的电梯下去。那个开电梯的很急躁。他在对讲器里不满地问道：“你要干嘛？”因为我急匆匆地把所有的按钮都按遍了。在地铁里，人们奇怪地看着那只水鸭色的大桶和我。我最后在昆西中央车站下了车，希望能找到一辆购物手推车。通常我运气很好，每当我觉得弯着腰拖那只很重的桶背都要断了的时候，在车站附近或一两个街区外都会有一辆推车等着我。
我会欢跃地把桶提进推车，然后上路：那么快！那么轻松，轮子发出很响的吱吱声。我会想，我怎么就那么可笑呢？用笨办法做事，因为课已经结束，每天整天把时间花在到昆西来来回回的路上。为什么我不能正常一点，找几个箱子，找个人开车帮我搬呢？我想过的一些办法以及做事的一些方式，四年里已经变化了，但是生活的一些实际没有变。
我希望自给自足，可是在这里没有一个拥有汽车的家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搬家的惟一办法，那样疯颠颠的，劳累不堪。一度我曾经嘲笑过自己，我曾经推着一辆推车从家里走到昆西T形车站，并指望那天深夜我拉着一大桶东西回来时那辆推车还会在那儿。那真是荒谬之极。
我还笑自己，记得一次圣诞节后我有三只大包要带回学校。黛安娜和我把它们装进一辆在住处附近找到的购物车。我们正要推着车离开，突然听到一声：“去拿你们自己的推车！”一个戴着帽子留着蓬松胡子的游民从两间房子间的小巷里走了出来。“去拿你们自己的车子！那是我的推车！”他恼怒地说。“也祝你们圣诞快乐！”他嘟哝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推车里那几只装在塑料袋里的空罐头是别人的。幸运的是，几步之外有另一辆推车，于是我们把包转移到那辆车里，一路推着，发出嘈杂的响声。我们笑得肚子疼：“那是我的推车！去拿你们自己的！”我们互相咯咯直笑。
那就是我推着车回到T形车站时想到的。我想着要是任何人——尤其是大多数哈佛学生——知道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他们很可能是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有一辆推车在等着你的必要性。
还有无数其他的复杂因素和问题可以让你不去考虑生活中那些更学术性更深奥的事情，把你带回到那些夹杂着推车轮子撞击人行道的声响的笑声中去。
此处我应该写有关毕业典礼的情况，可我沉浸在对那些笑声和购物推车轮子的回忆中，沉浸在当时让我不去思考将来的嘈杂声中。我将不再是一名哈佛学子，而成为其他某个什么人，一个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的并羞答答地把自己看成哈佛女校友的人。
毕业典礼那个日子很精彩，我未曾期望那天会是那个样子。从闹钟把我唤醒到看见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在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讲，毕业典礼日有一种高度写实、超现实的兴高采烈和快乐的意义。我同屋三年的阿莲娜和我在队伍里一直呆在一起，按照传统毕业生的游行队伍穿过哈佛广场上那洒满阳光的街道。我们跟在一群身穿黑色毕业袍的毕业生后穿过了马萨诸塞大道，有风吹过来时按住我们的帽子。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我作为阿莲娜的同屋和朋友跟她一起度过，在我们进入到大千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在波士顿，而她则要去洛杉矶。
我们跟着同班同学走在哈佛园里，从靠近纪念教堂的一扇后门走进去。我们拥挤进教堂，坐满了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和地面，教堂里挤进去了一千六百人。我跪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帽子和一份教堂仪式程序单，还有吃早饭时拿来的一块松饼，以防在听那些冗长的讲演时肚子饿。
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因为外出参加摔跤比赛期间的行为而臭名远扬（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因为他在橙霸杯赛中跑到了场地中央去），因此当我环视教堂，看到了所有他的同屋，但就是没他的影子，我就知道要出点什么花样了。我问他们，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出来时他仍躺在床上，说别担心，他晚点会跟他们在教堂碰头的。这就是德尔宾的风格，在毕业典礼这天惬意地睡个懒觉，等他感到该去教堂时才闲逛到哈佛园。我笑了笑。我会想念他的。
我们全体在接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宗教形式的祝福后，考虑到我们所受的大部分教育是那么长久，我们从教堂里散出来，把我们自己像从罐头里倒出来那样散到哈佛园明媚的晨光里。我们中没有人习惯这么早起床。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都要熬夜到每天早晨五点，聊天、学习、喝咖啡，然后睡到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如同一颗陌生的行星发出的奇异光芒照在我们身上。
接下来一小时，阿莲娜和我以及其他的毕业生都在哈佛园里闲逛，按照我们本科生住的宿舍楼分组。我朝用红色大写字母写着“亚当斯”几个字的大白标牌走去。在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那些在毕业典礼日早晨五点起来把这些牌子插在地上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经参加过三次开学典礼，摆好或搬走那些椅子和标牌，在那些长达好几小时的宏大的讲演过程中打瞌睡。不过这次是我第一回担任毕业生这个主角。
一名从一家全国性杂志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架很大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而我试着不去过于注意他。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你妈妈在这里吗？你见到她了吗？”“不，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告诉他。哈佛园里有一万五千人。任何人的妈妈都很难找到。他不停地问我是否因为见不到妈妈感到伤心或者失望。他似乎在暗示我妈妈是那种可能会抛弃我的人。这跟我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很相似，当时摄影师们在瓢泼大雨中撑着蓝白相间的大伞跟着我走东走西。
住卡伯特楼的学生（我大一的同屋玛吉住那儿）聚集在住亚当斯楼的学生旁边。我走过去，跟玛吉和詹妮以及阿莲娜紧紧拥抱。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之后，一支由校友和教授们组成的队伍沿着水泥路走了过来。我们这些毕业生只得分开来给他们让路，在两边排成了队。那些毕业六十年的老人拄着拐杖戴着草帽，长着浓眉，看上去很可爱。阿莲娜的男朋友JP用胳膊肘顶了顶盖伊：“六十年后那就是我们，噢耶！”
“我等不及了，”盖伊回答道，憧憬地傻笑着搓着双手，“我想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
那些老人们微微带着笑容走着，像知道已经赢了比赛的乌龟那么慢。后面是教授们，他们的袍子上有不同的颜色和条纹。我们思忖着每种颜色和每种条纹意味着什么。看着我们普通的黑色毕业袍，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今天所要获得的学位仅仅是个开始，在毕业生的世界里我们是婴儿。
从8：00到正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被人指引着朝“剧院”走去。三百周年纪念剧院位于纪念教堂和韦德纳图书馆之间的那个空间。树下摆放着一万五千把折叠椅，纪念教堂的门廊成了一个台，装点着话筒、大音箱和一圈长凳。到这个时候，我们中有的开始内急起来，非常需要去上厕所，因为那天早上喝了太多的咖啡、香槟和橙汁。我的朋友杰森和盖伊尤其急得要去，因为他们随身还带了香槟。所有的本科生都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们决定要离开片刻。杰森、诺亚、盖伊和我蹒跚着从一排排毕业生中穿过，在剧院前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跑过去。回头看着那一大片的人，我知道妈妈和爸爸以及麦克先生和黛安娜都在那里边，尽管从那无数的脸里我看不到他们。我看到了朋友阿什利的妈妈，她手里拿着摄像机，但是其他人我就都不认识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她看见我们站起来，从前面走过去，可她不知道那是我们。“那是你？”她笑着说道，“我在找你，可找不到。”
我们拼命地跑到哈佛园的右侧，跑到塞弗厅的地下室，洗手间就在那儿。那样跑着可真有意思，在一本正经的仪式中的非正式活动，让那天看上去更充满节日气氛。看到盖伊、诺亚跟杰森穿着毕业袍，因为喝多了酒或者开心两个原因而自己绊倒，在人的海洋里落在了我后面，那场面真是滑稽。一个熟识的空间被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使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聚会。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时，一名妇女问我：“那些本科生已经坐好了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得出来一下。”
很快我们就安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毕业典礼已经开始，有人在用拉丁语作惯常的讲演，那音调非常滑稽，用词夸夸其谈。我肯定麦克先生从这演讲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眼镜后面的脸神采焕发起来。那副眼镜使得他的两眼看起来更大，更和善，更热切。他热爱拉丁语，会把任何单词或词组的词序颠倒过来并给每个单词词尾加上…us把它们拉丁语化。“Bookus gettus（拿书过来）”是他最喜欢的词组，对他来说每样东西都是“frasmus theatre（戏剧道具）”。“Cakus facus”是用来表示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蛋糕涂到你脸上的一个用语。
所有的讲演都是关于哈佛是如何伟大，我们成为哈佛校友是如何如何的幸运。其中有一个讲话本可以标题为“在哈佛四年里我是如何习惯跟黑人在一起的”。我的室友和我都不知道有怎样的感觉或者如何去对此作出反应，因此我们主要是笑着，没有站起身或鼓掌。这里没有什么新内容。
比之那些讲演，坐在我周围的人我记得更清楚。那些我已经那么了解那么熟悉的脸孔，那些我已经喜欢上的同学。那些此刻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看法的人们，我知道以后不会经常再见到他们了。
几个月前，我曾陷入慌乱中，不敢确定自己离开哈佛后会干什么。我的许多同学都投身于“招聘应聘”——跟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签约。那是一张很容易在短期内挣大钱的门票，虽然很多人要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兴趣，无法设想“为了钱”去做任何什么事情。其他人则去申请读法学或医学研究生院。对他们，这是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可是我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学校。我要一个放松的机会。我只想要自由。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一本书。我的论文导师曾经把我介绍给一些文学经纪人，不过写书还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不管怎样，我感到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我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不会回到妈妈和我以前曾经过的那种境地里。我可以自立了。哈佛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宇宙，打开了财富的世界，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充满激情、坚强、智慧的人。有些会沿着传统的职业道路走下去——当医生、律师和教授——但是我也认识其他一些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在非传统职业领域里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世界。
后来，阿莲娜、我和我们那群同学往亚当斯楼走回去，爬过那些已经放得乱七八糟的折叠木椅，试图从正在慢慢朝不同方向散去的人群中穿过。我回忆起在大学前几年，我是多么恨开学典礼后清理场地，把垃圾装进垃圾袋里，同时为在那短短几小时内椅子之间的草地小路被踩踏成了泥土路而叹息。可是今天我不会留在哈佛园清理毕业典礼带来的后果了，因为我们要到楼里去参加另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举行的这个仪式上，我们的名字才会真的被念到，毕业证书才颁发给我们。
阿莲娜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找到了她父母和妹妹。阿莲娜的妹妹告诉我她父母亲两人在闹不开心，因为坐在轮椅里的奶奶不见了，她父母一上午一直在找她，为她担心。
我在找我的父母和黛安娜，这时麦克先生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的肋骨都被他抱得要断了。他把一束漂亮的橙色和黄色的玫瑰花送到了我面前。那个杂志摄影记者立马开始拍照。他的照相机镜头比以前用的那架更长，更突出。他的助手紧跟在后，手里提着装照相机的手提箱。我真切地笑了，因为见到麦克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无比激动。接着我又微弱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厌烦了被人拍那么多照，而且也是由于我有点担心，我的家人到现在一个都还没露面。我知道他们可能迷路了。麦克先生得要回到学校去，为文化遗产课程之夜——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做准备。麦克先生像一尊菩萨。他拥有在一天之内身处似乎无数个地方的法力，因为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着无穷的慈悲。
那名摄影记者不停地问我：“你母亲在哪里？你见到她了吗？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