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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补足之用的教法。为了体验异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与他们共渡了几天，其间跟随神父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作息。这间修院内部亦十分大，显得有点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负责摇铃唤更，大家便相继起床用茶，这基本上与我们西藏寺院的传统一样。在八时左右，全体便鱼贯上殿诵经。神父们诵他们天主教的经文，我则念我的日常功课。在顶礼时，他们行半跪拜礼，我也跟做，但双方心中的皈依对像自然是不同的。在这殿中，时间仿彿停顿了，运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灵活动，再没有种族间及宗教间的分歧及冲突。我这个来自西藏的红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诵经及顶礼，大家心中的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气氛却异常地和谐。在上殿时我注意到双方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藏僧必须背诵经文，而天主教僧人则并无背经的传统，单单两页经文也要照书逐个字读诵。在十一点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后便用午餐，饭后吃水果等点心。在饭后，神父多会饮少许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这方面当然并未随俗。在黄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祷求，然后便各自学习，或有些人会弹结他松弛一下，这些活动我都随众参加了。
在三次交流后，我与这些神父都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样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种交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与异教的交流中，只要双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敌视或竞争的心理，便不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战争，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声声说善、说包容的神职人员互相之间也不能同处并存，其所布教的内容始终也只是挂在口边的伪善。我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心中当然以佛法为真理。但众生的数目无数及根器因缘各异，我们断不应强逼他人只许依循自己认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爱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认为我们理应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纷争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违反了它们本身的教义。
在我挂单于天主教修院及讲学后，当地的天主教单位也很赞同这种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报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报导我的到访，其标题‘来自不同“派别”的修士到访’正表现了宗教间的互相认同。
后来的日子中，除了尽力弘扬佛法外，我也多次参与了类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传佛教僧人以传统的砂坛城绘制艺术，在天主教教堂内绘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坛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场表演各自传统中的经文唱诵。此外，曾经有一次有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师邀请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礼，同时照顾了这两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区创办弘法中心时，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会致信予当地的地区，要求教区内的人员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在这些交流中，不少参与者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深深感到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只要大家放开人为的分别心，一个和谐的世界马上便能出现在面前。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尼当时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员。在她的教导下，不少年青华人修学精进，知见也十分正确，不似很多其他地区的汉族藏传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顶及灵异，这令我心生很大的欢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后，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当地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会到新加坡一次。这座分院也曾分别邀请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开示。
马来西亚给我的第一个印像则远远比不上新加坡了。这个国家以回教为国教，但国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都不错，但在我第一次到该地弘法时，藏传佛教的确并说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当地，由于良莠不齐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为名，实则动机是要筹款，形成了一种近乎是贩卖密法的可悲现像。一般来说，学藏传佛教的人应好好跟一派而学。但在此地，信众只懂见到报纸广告便一窝蜂地涌至某处参加灌顶，道场天天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密法灌顶，乐此不疲，根本不理会师徒互相观察的传统，反而美其名为广结法缘、利益众生而胡乱地传授灌顶。在藏传佛教中，有许多法门必须依赖于多年显宗的修学，师徒间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传授。但我看到马来西亚的藏传道场根本与传统已偏离得太远，很难再走回头路了。我见到的绝大部份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顶，但却不多修法，在知见上甚至竟连皈依的意义也未明白，而且传承已乱得说不上是在学甚么传承了。除了在一个叫‘太平’的小镇之弘法中心外，我到过的藏传道场都似上述情况，其中有一间甚至在坛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则负责定期作一种近似扶乩的行为，说是观世音降身说法云云。在另一间道场，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说我不要讲解佛法，只管授几个大密法之灌顶便可，他说否则便不会有人来。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场时，便向我详细讲解了该地之‘惯例’，说明了信众给予法师之供养必须分三份，一份是法师自己的，一份给道场，最后一份是主办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虽也常常兴叹末法可悲，却从未想到藏传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沦为明明白白的买卖！我当时呆在当场，良久没有说话。弟子林聪虽然是一位思想‘现代’的年青人，但在这些涉及传统的事上他却毫不含糊，他马上便代我答：‘我看这样吧，家师只说法，索性不接受供养，也不参与贵道场之分帐。贵道场这段时间内的一切开支由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家师绝不会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养而授您们要求的无上密灌顶。您们看这样是否能接受？’。在这样的妥协下，我勉为其难地作了几座开示，来听的人的确并不多。在最后一天，我依原定计划授了一次黑文殊师利大士的随许加持，来的人却坐满了整个佛堂，而且还是算好了时间在最后的半小时才迟到入座的。这些人为的只是要受加持，连仪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时简单开示也不愿花时间听学（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由友人中之一员坐在堂中听法，一到了尾声近加持部份时，他马上以手提电话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烟闲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时，我认识了槟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师。法师是纽西兰毕业的大学生，出家后一直致力推广正信佛法，对南传及藏传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对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贡献甚大。在后来唯悟法师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时，我特地应邀前往观礼，与一众汉传及南传长老一同为寺院落成开光。我致送给寺院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如来的遗骨舍利，另一份则是砂绘观世音大士净土坛城图，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专程往马来西亚绘画。这种藏传佛教的宗教艺术比较特别，由一位至多位具资格的法师预先修观音法准备，然后以近乎禅定的心态、口诵真言，把以宝石及矿物研成之一颗一颗的彩砂逐粒铺上绘成，其间需时数周。由于这种坛城经开光后便代表了观音之普陀净土，见者、礼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积因缘，于未来世终必生于大士之净土坛城之中。但这种坛城依传统只会展示一段短时间，最后便要由法师撤去，把彩砂倒入当地河川之中，以加持当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砂坛城撤除仪式后，我与唯悟法师越过边境到泰国，视察了几块土地，准备日后唯悟法师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在与这位年青法师的接触中，我很为他弘法的热忱及干劲感动。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由于种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样，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很和谐地相处，少有出现宗教上的矛盾或冲突。这的邪术十分盛行，其影响可谓深入民间。我在马来西亚的每次弘法或赠医时，都会有很多个受邪术、降头所扰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术所害，有些则只是自以为中了邪术之害）。在我的家乡一带，几千年来都有苯教盛行，其邪术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见识到马来西亚的邪术时，并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邪术只属于驱使龙族作崇一类之法，与我家乡的术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实在不足为惧，要解除邪法或对治它们也不难。除了本地土著术士外，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不少地区）也流行降灵活动，常见有人自称神仙或佛陀降身说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称观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会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们凡夫的身躯来利益众生。这些现像只不过是‘非人’的显现，不足为奇，正信的三宝弟子是不宜参与这些活动的。
自与唯悟法师赴泰国为国际佛教大学选地后，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国朝圣（以前只曾过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满法喜。
泰国、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依随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们说的南传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小乘佛教便会不以为然，自视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汉人几乎卑视小乘僧人，这其实是一种大错！
南传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与本师释迦牟尼在世现化时僧团状况极相似，例如南传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与本师释迦牟尼及其当年僧团弟子所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南传僧众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这也是佛教原来的传统。佛教的僧团便来便应是不执恋世间的行者，不收存金钱，不靠世俗手段赚钱，单只每天随缘乞食一顿维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现在的汉传及藏传佛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