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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又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杜聿明的女儿，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她都看不上，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怎么样？那才是眼光呢。”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我沉醉了好些日子，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跟许小曼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我不做点事出来怎么对得起她？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连生气都让人爱。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亚洲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也没见到过许小曼啊。
因为许小曼我得罪了那几个同学，他们把我的看作情敌。伍巍说：“大为你爆冷门了，你有时考试爆冷门，没想到别的方面也爆冷门了。”我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想到。”又恨自己不争气，他这么说，我怎么不反击？马上又说：“难道谁规定了谁一定是属于谁的？”汪贵发在一边说：“没想到他倒吃着天鹅肉了。”这个汪贵发，前几年经常耍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寝室，几个人围着一副哑铃在说什么。汪贵发说：“池大为，刚才我们几个人举哑铃，看谁能双手举两只坚持十分钟，没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你敢试试？”我说：“这算什么！”举了有五分钟，汪贵发一本正经看着表说：“快了，快了。”另外几个人开始发笑，渐渐笑得前仆后仰。我这才知道上当了，硬是咬着牙坚持了十分钟。伍巍说：“我肚脐眼都笑痛了。”现在他竟对我这么说，我憋了一会，冲口而出说：“你才是癞蛤蟆呢。”他马上跳起来说：“池大为你骂人干什么，我说了你吗？”我说：“那难道我说了你？”俩人吵了起来，被伍巍拉开了。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家里惯坏了，也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是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陪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那种等级观念，她认为人天生就分为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连血液和脑垂体都不同，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因此不可能改变。而我的观念完全是平民化的，我看到那些山民的孩子并不比谁傻些，只是没有一种适合的环境。我说：“我就是山坳里出来的，那我也是下等人。”她说：“你不是，不然怎么你没读高中也考出来了，别人就出不来？你爸爸也是读了大学的。那种不同在血液里骨头里脑髓里。”我们辩论了好多次，总无法说服她。后来她带我去了她家，知道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好的房子，五室三厅，要转几个圈才能够把房子的结构弄明白，比起来学校那些教授的房子就太可怜了。而许小曼自己，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中之房。我刚坐下，就有保姆倒了茶，摆上了点心，不一会又是勤务兵送来了开水，把垃圾提下去了。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人跟人这距离真远过天地之遥啊。快到中午她妈妈回来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把包放在下来的动作特别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那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许小曼说：“这就是池大为，我跟你讲过的，妈。”我被她妈镇住了，她问我很多话，我回答得语无伦次。硬着头皮吃完了饭，回到许小曼的房间，我才松了口气。许小曼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巢了。”我心想：“那我还不如住到贫民窟去呢。”
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永无止尽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却十分认真。特别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也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我还是退下来了。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也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那有什么意思？”我还陪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加思索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那种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这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对方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到过一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份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了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了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莲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
在那个炎热的上午我走进了省卫生厅大院。我准备去厅办公室报到，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在办公大楼前，非常奇怪地，被楼前那一架紫藤吸引了，便移步过去。紫藤叶密得几乎不透阳光，茎干泛着暗绿，如少女腕上脉脉的血管，弯弯曲曲地生长上去，一串串果荚垂下来，毛茸茸的可爱。在绿叶的荫庇下我身上的汗消退了，心中莫名其妙地轻快起来。
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头也不抬起来说：“有话就说。”我把派遣证摊在桌上，一根指头顺势在“医学硕士”几个字上一划。他斜了眼一瞥，似笑非笑地一笑，不理我。我退到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来流览，心里为刚才那一划感到惭愧。好半天他并没有理我的意思，我只好再过去，吸口气缓声说：“同志，我是北京分来的，去中医研究院，已经同意接收了。”她模仿着我的声调说：“同志，你没看见我在给马厅长写材料？马厅长的事重要呢，还是你的事重要？一边把双手五指捏拢撮着，头晃过来晃过去两边看着：“哪个大，哪个小？”我心里堵着，抓起派遣证就走。冲到门口想着这里就是一关，怎么说自己还是要过这一关的，只好回头问：“您呢，同志您什么时候有空打发我？”他品一口茶，很有表情地吞下去，咂着嘴唇慢悠悠说：“下午，OK？”尾音长长地拉上去，不知是轻蔑呢还是嘲讽。
我下午再去时，那年轻人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关，趋步到门口来迎着我，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我还没反应过来，手垂着没动。等我明白了时，他的手已经缩回去了，又再一次伸过来，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摇。他把我让到沙发上，把落地台扇对着我吹，再倒杯冷开水放在茶几上，说：“丁小槐，这就认识了，是吗？”我简直想不起是怎么一来，狸猫就变了太子。我掏出派遣证说：“办了吧。”他说：“先凉快凉快，刘主任要跟你谈谈，马厅长吩咐了的。”丁小槐自我介绍说是前年从医科大毕业的，就留在厅里了，又叹气说厅里的工作就是打杂，当下手，虚度年华，还不如去当医生或搞研究。我说：“厅里就是厅里，鲨鱼掉片鳞下来比鲫鱼还大呢，前途无量。”我说着举起一根指头往上戳一戳。他要把脑袋从脖子上甩脱似地拼命摇头说：“前途无亮，真的一点亮都没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
丁小槐跟我说话，说来说去就说到了马厅长身上去了。马厅长我认识，四年前我们班十二个同学到中医研究院实习，那时他是院长。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丁小槐说：“刘主任来了，让他跟你说。”话刚落音，门口果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人，进了门一直走到我跟前。我刚站起来，手就被握住了。我说：“刘主任您好，您好，刘主任，好，好。”他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想把你留在厅里工作，这是马厅长的决策，他亲自点了你的名。”我感到意外说：“本来想到中医研究院去。”他说：“那边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材，厅里呢，就更需要，要不怎么叫厅里呢？”又把头转向丁小槐：“是不是？”丁小槐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厅里就是厅里。”刘主任说：“我给舒院长打个电话，就说是马厅长的意思。”我说：“我可能做不好行政工作。”他说：“谁说的？我们不这样看。留你在厅里是马厅长亲自提出来的，马厅长。”说着身体前倾，右手食指在茶几上点了点。马厅长点名要留我，难道是那年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心里感觉到温暖。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说：“要不我明天决定？”
我打电话给胡一兵，想跟他商量一下。几年前他分到省电视台，一直在那里做《社会经纬》栏目。不一会他开车来接我，说：“到刘跃进那里去。”刘跃进在华中大学教书。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我就把厅里要留我的事说了，刘跃进说：“行政有什么搞头？到头来两手空空，一辈子连一本做枕头的书都没有，还是搞业务好些。”胡一兵说：“一个医生吧，治一个人也就治一个人，到厅里就站得高了，全省都看到了。”我说：“那是厅长站的地方。”他说：“宪法上哪条规定了池大为就不能站？要办点大事，小地方办得成？刘跃进说：“你一个研究生跟别人去做狗腿子干什么？”胡一兵说：“谁不是狗腿子做上去的？第二天我又去厅里，心里还没拿定主意，刘主任说：“哎，你来晚了，马厅长到省政府去了，他本来想亲自跟你谈一谈呢。”听他这一说，我不由自主地说：“如果厅里一定要留我做点杂事……”刘主任马上说：“哎，还能让你做杂事？厅里管全省，管政策，管地县。这个大院里就你一个研究生，第一个！培养对象，马厅长说了的，培养对象！”丁小槐附合说：“当然，当然。”神色不太自然。
我到行政科去领派房单，申科长上下打量我说：“池大为？”又说：“刚报到就一个人一间，在厅里还是第一次呢。这间房子是马厅长亲自打了招呼的。”我心中一热，觉得自己留下来还是对的，领导为我考虑得多细啊。房子倒是其次，难得的是一份看重。人活在世界上，有一半也是为了“看重”这两个字活，不然追求成功干什么？
申科长要陪我去看房，我拦着他，他说：“把新来的同志安排好，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特别像你，我们更要表示一个态度。”走在路上他给我介绍厅里的情况：“别看院子里也就这几百人，房子紧得紧！马厅长到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