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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马厅长他可以等到六十五岁再退休，可以回到中医研究院去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带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他不愿这样做，我理解他，太理解他了。在那个位子上呆了那么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难以移易的体验方式，他需要别人对他恭敬，需要自己说话能够算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圈子，离开了圈子，他的世界就坍塌了。更何况他回研究院去怎么跟别人交往？周围的人有特殊的恭敬吧，他又不是厅长，这恭敬吧就显得滑稽，双方都会尴尬，没有这种恭敬呢，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架子，放得下来？对他来说，没有恭敬本身就是屈辱。如果进不了人大，权力脱了手，他就要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了。世界会因为谁是谁而例外吗？不会。对马厅长这种想法，我还是有一点反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厅长，退下来还要抓住一点什么。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人不可能放下自己。自我是人性难以超越的极限，不论他怎样表白，怎样故作豁达。想一想谁又能放下自己？想一想人抱有这种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却掌握了公共权力，这真的令人不敢细想。古往今来多少大人物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流血漂杵，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起来马厅长这点愿望又算什么。果然过不了几天我就被召到省委去谈话。我上楼的时候还很自信，腿上的肌肉往后那么一蹬，跨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弹性。上了三楼到组织部，看到部长办公室几个字，腿竟有点发软。一个年轻的女孩接待了我，让我等着，说章部长等会就来，就带上门出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心里就有点发虚，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去年董柳收集股票的事？又比如三年前的那个传说？我取下报纸来看，对自己掩饰着心虚。这时章部长带着钟处长进来了，我立刻站起了，双腿并拢，肩往后靠，做了个立正的动作，手上却还端着报纸。章部长笑咪咪说：“大为同志来了，坐。”我本来准备了严肃的表情，看章部长很轻松的样子，也咧开嘴笑了一下。坐下来我在心里批评自己，毕竟是没经历过大风浪啊，这就有点失态了，以后怎么掌管一个厅？得把气度拿出来！我迅速调整了神态以适合现在的气氛，又感到了人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完全是由他与对面的人的关系来决定的，我还能像对程铁军那样对章部长？
章部长说话开门见山，很快就完成了谈话，钟处长在一旁沉默不语，恪守着自己当配角的角色。我没有想到谈话这么简单又这么顺利。最后他果然问到：“你对马厅长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我说：“这是省里决定的事，我没发言权，我想省里总会全盘考虑的。作为我自己，我只希望工作不要受什么干扰。毕竟马厅长在卫生厅工作了这么多年，他如果在一个位子上，还是有号召力的。他的话大家都服从习惯了，连我都习惯了。我要有点改革，还要靠省里支持。”章部长点点头，没说什么。我本来准备好了，他如果问我改革什么，我就要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他竟没问，我有点遗憾，也只好算了。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了两点，第一，如果定下来就尽快宣布。第二，宣布的时候希望文副省长能够到场。章部长说：“你的要求组织上会考虑的，文副省长一个月以后的日程都安排好了，要他挤半天时间出来，我会跟省政府办公厅联系。”我很担心拖延宣布，没有宣布总还是有变数，难保有人拼了命要跳出来，一宣布大家就安神了。又担心文副省长不能到场，那样我的份量就减轻了。
钟处长陪我下楼，到了楼下也并没有分手的意思。我就叫大徐把车开到省委大院门口去等。钟处长收起了沉默的表情咧嘴笑了说：“大为兄祝贺你了，你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说：“感谢组织上的培养信任。”他说：“正因为是最年轻的，开始讨论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处里的态度很明确，知识化年轻化不能停在口头上，卫生厅有几个人有博士学位又做出了两个国家课题？就在几个人选中坚决推出了你。”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组织上”太抽象了，现在不是说场面话的时候，我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哪一年才起步？就这么几年走到今天，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你们四处。以前的进步是在厅里，这几年的进步完全在你们手里。没有你们，章部长文副省长哪会知道卫生厅有个池大为？”他说：“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努力。学位也有了，职称也有了，业务上也过硬，没有这些硬指标是压不住台的。再说你人缘也好，没有人跳出来唱对台戏。像你的情况，有人弄几条出来可能就搁浅了，年头没熬够。”我到了大门口，我跟他握手说：“一切都在不言中。”把他的手握得铁紧，拼命摇了几下。形体语言在这个时候比口里说那些感谢的话更有份量，而且能避免难堪。我说：“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全靠上面支持，不然几封匿名信就吃不消了，这些事情总会来的，前几年当厅长助理，还有人给我捏了个绯闻呢。”他笑着说：“别的错误我就不说了，人难免犯错误，经济上出了问题，谁也保不了谁。”我一拍胸说：“别的错误我难免会犯，经济上请省里绝对放心，我要往那方面动一点心思，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就把修大楼投标的事说了。他哈哈笑说：“好同志，好同志！”我说：“我跟章部长提的两点，你替我催一下。”抱拳拱一拱手，“还有，什么时候叫上小朱，我做东我们老乡聚一聚，把手机关了，过瘾地甩几把，还等到明年春节？太久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着怎么向马厅长交待这件事。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想不到风平浪静竟解决了。多亏马厅长在那里压住了台，没人敢跳出来争抢。我越是感谢马厅长，就越是感到对不起他，也越是怕自己的工作受到他的牵制。他希望我说的话，我从反面去说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没有力量超出人性的极限。我奇怪马厅长斩钉截铁地说对谁也能抱幻想，可他怎么还对我抱有幻想？我不想因为感恩而当个一事无成的傀儡厅长啊。谁又能放下自己？的确，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当年他把我放在中医协会不动，不安排我去读博士，我这一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了。到了这份年龄还当个老办事员，自己再怎么说人格坚挺，不为名利所动，是天字第一号忍者，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踏雪无痕的圣者，那也是屁话！在文章中写写可以，轮到自己是什么滋味？谁能放下自己？连那些鼓吹放下自己的大人先生们都放不下自己，最后都露出了自己最重要最正确碰不得的尾巴，这倒使人们看清楚了，他们的鼓吹不过是抬高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些年我看来看去，也看出了自己尊崇的那些大人物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极限。世上的好东西你不去竭力争取就没有，到死都没有，死后更没有，没人追认，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芳千古的时代了。做个高人，隐者，君子？心如止水，冷眼看世界？恬然入定，谈笑说古今？老皇历翻不得了，人可不能骗自己啊！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马厅长。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他的阴影下工作，我想做几件事，不然我坐在那里不是尸位素餐？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马厅长汇报了，只是把最后的部分修改了一下。我随即建议他在离任之后作最后一次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彬矶读博士的儿子。过了十来天文副省长章部长到厅里来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宣布我为卫生厅代理厅长，正式任命还要等下个月省人大会通过。关于我的事文副省长只说了几句，主要是说对马厅长的工作的肯定。马厅长坐在那里也很平静。上级对下级肯定得最充分的时候，总是在他退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游戏规则。没有人向往这种肯定，可是既然反正要下，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马厅长几次从洛彬矶打来电话，询问厅里的情况，又问还有别的消息没有？我知道这个“别的消息”就是他的安排问题。我已经从钟处长那里得到了信息，省里对他不会再有别的安排，吃了这个定心丸，我可以放开手脚干几件事了。但这个话不能由我来说，天下没有人喜欢报忧的。我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听到消息，是不是要厅里促进一下？”他说：“有机会你看着办吧。”如果是别人，我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谁有义务为你去促进？可对面是马厅长，我就背了一种心理包袱，再次来电话我就紧张，觉得欠了他的，的确我也是欠了他的。他来电话次数多了，我就有了一点不舒服，现在到底是谁当厅长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游戏规则他应该是懂得的。他把我看成了他自己的人，以前这是谁都求之不得的，可他现在还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就有点失态了。我理解他，一有了消息，他马上就会飞回来，所以总是忍不住要打电话。这使我感到他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神秘，那样坚强，神秘和坚强都是权力赋予他的。
对马厅长我说厅里的工作基本照旧，其实我已经有了几个动作。首先就是清帐。马厅长在退位前十几天在全厅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提到厅里的亏空是三千多万元。据我的推测，厅里亏空已经近亿。当马厅长一走，我就给省审计厅打了报告，请他们派人来厅里进行财务审计。我不能继承了这笔糊涂帐，现在不搞清楚，将来都要记在我的名下，那我还能办成事吗？审计的结果令我也吃了一惊，厅里的亏空是一亿三千万，我急得双眼发黑，拉下这么大的窟窿要我来填？我马上向省政府办公厅作了汇报，他们似乎并不着急，我才稍稍把心放了下来。这个数字我没有在全厅大会上传达，我得给马厅长留点面子，但在厅办公会上还是讲了，他们自然会传出去的，这就够了。做了这事我了却了一件心愿。想起来这是给马厅长脸上抹黑，我对不起他，对不起啊！看样子他是全部相信了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去搜寻信息，在电话中也没提这件事。想着以后无法面对马厅长，我又背了一种包袱。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这种无法面对的格局其实早就包含在客观情势之中，现在不过是随着时间推移展开而已。不光是我，谁在这个位子上也将面对这种情势，不同的是别人没有心理障碍。可不论我怎么想，事情总是避不开的。这天人事处贾处长来到厅长办公室，说：“池厅长，有件事要请示一下。”我说：“说。”他并没坐下来，还是站在那里，说：“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眼睛询问似地望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让他坐下，我就做了个手势，他小心地在我对面坐下了。其实我认为他有事情坐下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从他的等待中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分量。早几年他把我从中医学会叫去谈话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我想当时自己可能是一直站着的。如果他当时招呼我坐下，那他还算一个好人，可惜不记得了。人还是这两个人啊，可情势完全相反了。权力就是有这么神秘的力量。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吗？照应不照应，地狱天堂！
贾处长说：“是这么回事，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今年以为形势变了，都准备报职称，一窝蜂都来了，池厅长您看？”我说：“有多少人？”他说：“除了退休的吧，还有几个调走了，剩下三十多个，有那么十来个以前考了外语，过了两年就作废了，今年不能报，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我说：“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他马上说：“是的，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您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多年来都是他执行的，他不想认这个错。我想，人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啊，为了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几十个人为他牺牲。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人不凭良心又怎么办？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在我的经验中，良心只是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当年我去搞血防调查，那么多人谁凭良心没有？这几十个人的职称被马垂章压了六七年，又有谁凭良心站出来说句心里话？良心太不可靠了，这是个未知数。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我试探说：“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他也试探说：“我当然听从厅里的安排。马厅长交待过，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方针办，池厅长您也是这个意思？”看来，在马厅长下来之前，他就到马厅长那里把我的底也摸去了。我说：“按政策办吧。”他说：“对，对。”他显然没领会我的意思，而按自己的意愿，把“政策”理解厅里的既定方针了。于是我换了一种口气说：“坚决按政策办。”他马上意识到了，说：“池厅长的意思……是按什么政策办呢？”我说：“你看呢？”他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望着我。我说：“除了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还有别的政策？”他这才恍然大悟，点头如捣蒜说：“对对对。党，国家，党。”又说：“这么多人，是不是分批解决？”我说：“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些人被压了这么多年，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炼钢，更不会杀猪也没有脸去偷去抢，职称就是命根子，这里给堵住了，住房没有，工资没有，连病人都不找他，他怎么抬得起头在家里在社会上做人？”我说着激动起来，把右手比作一把刀，说一句就在桌子上砍一下，我砍一下，他的头就点一下。我说：“这些人的材料全部进入评审，至于名额问题，我想办法。”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说话不算数，没办法啊，凭良心说谁愿做这样的事？”他还想解释，我说：“好了，好了。”他只好去了。
他刚走退休办的小蔡就进来了，站在那里说：“池厅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我故意不叫他坐，看他怎么办。他仍然站着，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问题，说：“有几个人在进行地下活动，想等今年职称评完了，再等马厅长回来，要跟马厅长打官司，说是要讨个说法，凭什么压他们这么多年？”我问他有哪些人，他说：“是舒少华在后面组织，但他没有职称问题，就不是当事人，不好出面，让郭振华打冲锋。”又说了一连串的名字。这个小蔡我不喜欢他，那年一起到万山红去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他能来报告情况，我得给他一点鼓励，不然就没有下次了，这是游戏规则。我和气地笑笑说：“坐下说。”他说：“整天坐着，也坐烦了，站着还好些。”我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以后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点点头，他就去了。
我刚上台厅里就要起波澜，我怎么向上面交待？事情不是针对着我的，但担子在我身上。下午我把其它三位副厅长叫来开了碰头会，通报了情况。丘立原说：“我早听说他们要有动作，没料到他们要来真的。”早听说了却不向我通气，巴不得有人把炉子架起来烤我吧！可见小蔡那样的人还是少不得的，不然火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起了火。冯其乐说：“是不是向省里汇报？”我说：“那太大张旗鼓了。如果能从人事厅多要几个名额，把该评的人基本评了，再个别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在厅里就平息下去？事情不闹大，省里不会管，舒少华憋了这些年的气，就是想把事情闹大，而我们的方针是安定团结。”冯其乐说：“我跟人事厅顾厅长关系还可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又说：“有两个人我还是可以做做工作的。”冯其乐比我大七八岁，我升了厅长，他并没有特别的怨气，这从主动请缨可以看出来。我说：“谁还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眼睛望着丘立原，他只好说：“那我也承包两个人吧。”我给省委组织部章部长打了电话，把事情说了，希望他能支撑我，给人事厅打个招呼，他答应了。我又给耿院长打了电话，问郭振华的情况。他说：“已经办退休了，谈过话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上个月满六十，按政策是自动退休。”我说：“特事特办，郭振华推迟一年退休，工资关系从退休办要回来，这个人厅里要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