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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周围的几个小公国。由于基辅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奥列格王公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移到这里。此后，在他的统治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都被统一了起来。统一之后的国家称为罗斯。
“罗斯”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公元6世纪，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南方地区，是当地居民的称谓。因首都基辅是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称这个统一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公国。
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广泛接触和密切交流相关。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廷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
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廷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
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廷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廷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廷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
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7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廷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
987年拜占廷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廷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廷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
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
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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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第三罗马”以及“救世革命”
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道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
公元4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称它为“第二罗马”。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而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
俄罗斯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
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心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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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飞翔的双头鹰
现在的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红色翘起的双头鹰，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两只鹰左抓权杖，右握金球；鹰的胸前有一个小的红色盾牌，盾的中间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凡是看到这一国徽的人，都会被那展翅傲立的双头鹰所吸引；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各自的视野所及。
俄罗斯双头鹰国徽起源于15世纪的大公伊凡三世，由于他同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帝国王权的象征物———原本产生于古代东方亚述王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带到了俄罗斯，并雕刻在大公的玉玺上，从而表达了俄罗斯大公要做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强烈愿望。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起来的俄罗斯国家，为了突出自己是继拜占廷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地位，最高统治者除了自封沙皇（古罗马帝国王者恺撒的俄语音译）以外，还在玉玺上面增加了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历代拜占廷皇帝奉若神明的庇护者。17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正式将这一图徽定为俄罗斯国徽，并在翘起双翅的鹰头上戴上三顶皇冠，鹰爪抓着权杖和金球。彼得大帝时则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规范化。除了苏联时期以外，这一国徽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
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各个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意旨正如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它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人著书立说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它的内涵。但只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既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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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国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
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第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义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结合和共存。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曾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
第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就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恒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地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
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
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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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
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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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西方主义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
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
“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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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欧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