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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车后，主人在门口等候，一个躬腰捋手的姿态欢迎我们进门；一个满间的大土炕上摆着两张四仙桌，四仙桌上摆着一只烤全羊，还有藏刀、筷子、酒坛、酒碗和食盐。四仙桌上的两侧各放着一个鼓囊囊的羊皮袋。我们上炕入座后，主人先打开了一个羊皮袋，往小酒坛里倒了一坛酒，再用酒坛的酒把桌上摆的每个酒碗都斟满。然后，主人先端了一碗站在地下，把酒碗举过头顶，请大家共饮。我知道藏民这样敬酒的分量，你要是一口气把那碗喝干了，就意味为着你真够朋友，也表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我经历过这种场面，硬着头皮把这碗酒喝干了，刹那间头昏目眩，昏昏然睡倒了。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老同学的办公室里。
招工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老同学说他的弟弟在哈溪公社的家乡务农，想在这次招工中走掉，就是年龄有些大，文化程度有些低，至于户口问题他在这里就可以解决，让我把这件事和招工的头商量一下。
受老同学的委托，我给头儿谈了此事，他思考了一阵说：“我们要的是壮体力劳动，只要身体好，年龄大点，文化程度低些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公社能盖章就行，只是这户口问题他真的能办到？”我说：“他说是没有问题。”头儿说：“那好，你去对他说，我有个侄儿是打柴沟的铁路职工子弟，城市户口，现在天祝中学读高中，能不能和他的弟弟一起走。”我把头儿的话告诉了老同学，老同学不敢作主，领着我去找梁清玉。
梁清玉说：“按原则是不能办的，招工对像是农村劳动力，而且严禁招在校生，有一个停学证明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招工指标。听说你们手里还有机动指标，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头儿知道了这两个问题。由公社向县革委会打了一个申请增加招工指标的报告，头儿拿着这份报告对我说：“听说天祝中学的一个校长是你的同学，我们一同去把这两件事办了。”
到了县上，我们径直去了生产指挥部的白部长家。刚到天祝的时候是他接待的我们，并且为他小姨子招工的事情悄悄地请我们吃饭。这次去了他显得更加热情，答应给松山公社增加两个指标，他小姨子没有户口的问题也由松山公社解决。然后我俩又到了天祝中学，我的同学十分为难的答应出据休学证明。
说实在话，天祝之行我没有起到“翻译”的作用；而意外的收获是见到了在我脑海里有着神奇色彩的黑玉双，又一次梦巡了童年时代。同时也引起我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思考，当情权法交织在一起时会变无为有或化有为无。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又一次去了天祝。这次去没有见到黑双玉，而只到她的墓前拜谒。墓碑上写着“范玉双之墓”五大字。
黑玉双的私奔，在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黑万兴和白寡妇恼羞成怒，以怨报德，说奶奶是癞和念经不怀好心，一口咬定是梁清玉和我家串通，把他们的女儿白白的领走了，使他家丢人显眼，那天后半夜有人敲我家的门就是证据，两家吵了起来，并多次纵容黑玉龙到我家行凶闹事，差点酿成血案。此时，尤妈挺身而出，述说了黑玉双出走的经过，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但黑家仍是耿耿于怀。
那时，我家的生活十分困难，每日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心的尤妈做饭时总是多做一些，把黑家吃剩的饭端给我家。在没有发生这场风波时，黑家虽然知道此事，但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自那以后，白寡妇告诉尤妈。宁可把剩饭倒给狗吃，也不能给我家。
黑家往来人多，吃饭总是没有定数，剩饭几乎每天都有。黑万兴怕浪费，买了一口猪，圈养在范爷住过的泥草房里，把剩饭倒给猪吃。我家好几天没有开锅了，尤妈非常同情和怜悯，在无奈之下告诉婶婶，她把剩饭刚倒进猪食槽里还没有拌料，让我们快去舀。我提着一个砂罐，乘没人注意时，跑进了猪圈，用双手捧了一罐剩饭，那剩饭还有点温乎，提回来全家即时就吃了。尤妈的这个主意，
解决过我家不少次的断炊之急。
寡妇人家生活的艰难，不仅仅是缺吃少穿。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地痞无赖的骚扰，同宗门户的暗算，使奶奶和婶婶受尽了屈辱和心酸。我的那个叔祖在奶奶和婶婶身上打过不少主意，在他的企图不能得逞时，不是辱骂，就是找碴子闹事。动不动把屎尿罐子甩在我家门前，一次恼羞成怒地撕住婶婶的头发拳打脚踢，拔掉了几络头发，撕破了衣服。
徐家姑奶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领着我去找那个叔祖，把我推到那个叔祖的面前说：“你不是很凶吗？你不是要逼我嫂子和侄儿媳妇嫁人么？你真想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把这个娃子杀掉，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就别胡来，把自己放尊重点。”姑奶奶的这几句话，问得那个叔祖哑口无言，刹了他的威风。
男人是女人倚重的大山，女人是男人停泊的港湾。大山倒了，再强的女人也有困惑。婶婶在无数的困惑面前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期盼着光明，寻找着希望。这一年的四月，武威爆发了学生运动，党的地下组织营造着解放武威的氛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尤其是那些有黄花闺女的家庭，为自己未出门的女儿发愁，一时凉州闺贱。
黑玉玲还算运气不错，找的夫婿年龄虽比她大得多，但家境富裕，也算是门当户对，黑万兴还得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出嫁那天是花轿迎亲，宴请亲朋，十分体面。婚后不久跟着丈夫到武威周边的一个县城做生意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相比之下，我大姑就寒酸多了。
汪国辞婚后，梁清玉的叔叔做媒，把大姑介绍了城门口一个姓王的人家。未来的大姑夫王兴福也是一个车把式，因局势紧张，未出去跑车。
王家老兄俩祖先是东北来的满族人，丧夫后汉族母亲带着他俩嫁给了回民，母子三人也随了回族。这个回民再没有生育，一直像亲儿子一样照关着他们，母亲和继父相继去世后，兄弟俩各奔前程。老大四处游荡，改回为满，一直没有结婚，到老时回到弟弟身边；老二婚后改回为汉，生了三男四女。一家十口靠摆小摊为生，夏秋卖蔬菜瓜果，冬春卖蒸土豆和干鲜果品。
那个时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儿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是这样一个家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还是看上了这个女婿。他身材伟岸，名眉大眼，谈吐不凡，奶奶对大姑说：“会择的择婿哩，不会择的择家哩，小伙子长的棱眉仁眼，个头大身子骨又壮，凭那身力气，也把人养活了。”就这样大姑定了终身。娶亲那天没有花轿，也没有婚宴，来了一头毛驴把大姑驮走了。
大姑出嫁后不久武威解放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男一女，穿着灰制服，戴着红星帽，他们和奶奶、婶婶谈了很长时间，腾出了一间房子，晚上他们就住了进来，这是我最早见到的解放军。
这是一对夫妻，男的操江西口音，女的是陕北人。他们自己做饭、有时顾不上就吃炒面和干馍。他们有一个搪瓷盆，洗脸、洗衣服、洗脚、甚至和面、淘米、洗菜都用它。婶婶说：“你们什么都不讲究，一个洋瓷盆派了不少用场。”那女的说：“一水洗百净，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吃粮人，随住随走，有些东西随用随丢，你要是不嫌，我们走时把这盆子给你。”
男的见了小孩总是叫“小鬼！小鬼！”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小鬼！小鬼！”的叫我，我到他家，他们做的大米饭刚出锅，给我盛了一碗，这是我第一次吃大米饭。他们没有第三只碗，那个女的用牙缸盛着吃饭。
住了没有几天，他俩就要走了，走的时候领来了一个操陕北口音的解放军，介绍了我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房东，他们是寡妇娃娃，家里很穷，没有依靠……”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个男的对奶奶说：“我们队伍里也有很多小鬼，让我把你的孙子也领走吧，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出息。”奶奶说：“我们几辈子就这么一个根。”那男的笑了。后来陕北人转成了区上的干部，人们称他“赵区委”。解放军夫妇临走那天，他们果真把那个洋瓷盆留给了我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了一首歌，歌词的前两句是：“九月十六日子好，武威人民解放了。”我才知道那两口子是解放武威的先头部队。可惜的是那个洋瓷盆在五八年被抄家时弄丢了，要不留到现在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
解放后不久，河西走廊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甘新公路上来跑运输的马车也越来越多了。徐家姑爷爷又拿起了鞭子，去了兰州。这次回来，他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兰州人，提着一箱兰州百合来看望奶奶，这个兰州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爹死娘嫁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嫁人的方式不同，婶婶始终记着父亲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养大成人，最终选择了招婿入门的方式。这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我的那个叔祖却出来阻饶，说要是招进来，必须得改姓，并且还要立个字据，字据上还要写上：“小子无能，愿随女改姓。”否则就不能进门。当时徐家姑奶奶也在场，就问他：“徐玉珍是朱家的媳妇、徐家的女儿，你说让他改姓谁？”问得那个叔祖无言以对。
奶奶说：“改不改姓又能怎样？新关街上姓朱的人家多了，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攀宗认亲，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姓朱的谁家给过我们一把米、还是一把面。不改姓不让进门，你们谁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五口，算了吧！你也管不了我们的事，他来了还是姓杨，生下的娃娃也姓杨。”
吃了哑巴亏后，那个叔祖还不死心，又到处造谣说：“徐玉珍招的人来路不明。”第二天赵区委来我家询问生活情况，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区委。赵区委说：“好事！好事！”难得徐玉珍有这份心意，真了不起。
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们是奶奶和婶婶的娘家人，还有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在明媚的阳光下，徐家姑奶奶、姑爷爷陪着继父来到了我家。奶奶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朱杨两姓就是一家人了。”说话间把我拉到身边说：“快叫爸爸！”我叫了声“爸爸！”继父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他身边。
继父杨国兴，兰州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故里皋兰县石洞寺。
石洞寺原名石空寺，位于兰州市北部45公里处，是皋兰县石洞乡魏家庄阳坡村的一座古寺庙，依阳坡村东山而建，分为上下两寺，两寺相距一华里。石空寺最早是杨石空家的佛寺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几经战乱、兵劫火烧，于清朝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相传有一年人们避雨时看见一只山羊从上寺口窜入又从下寺口跑出，其实两洞并不相通，人们神话般的认为是这只山羊打通了山洞，就将石空寺改称为石洞寺。这里的杨姓人都认为杨石空是他们的祖先。
爸爸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丧父，十四五岁时母亲被逼改嫁，远走他乡，自后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一面，只身一人的他给石洞寺一个姓魏人家放羊。到十六岁时魏家置了一套马车，跟着主人随车饲养骡马和打杂，学会了吆喝牲口，后来经魏家介绍受雇于人，成了一位车把式，在陕甘青一带拉运输，解放前曾多次来过武威，对武威的乡土人情有所了解，自招赘入门后，就把武威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去过皋兰。
爸爸性格内向，为人耿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什，但很懂得人情礼义。对我家的亲戚和街坊总是以父亲的名份称呼，对人从不直呼姓名。那时七星庙的小学搬到了光明寺里，光明寺高台上的建筑是区政府的用地，高台下的平房是学校的教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送我到光明寺上学。赵区委见了问我“这是谁？”我说：“是兰州爸爸！”赵区委点了点头，把我们领到了袁老师的办公室报了名。过年的时候买了两匹土布，给全家换了新衣服，还说不要忘了给我大姑做上一套。
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娘家我最清楚，那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0 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帐：“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帐：“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 。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0 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像，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樱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驮着背，眨巴着眼睛，交待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风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待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
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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