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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院要求我们要学会跳交谊舞，虽然班主任老师请来了老师和外班同学教我们跳舞，但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正式跳舞场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院举办了舞会，次多吉拿来一张舞票约我去跳舞，我欣然和他去了舞场。第一场舞他和回族女同学马卉步入了舞场，也许是这个民族的天性，他舞姿翩翩，潇洒倜傥；马卉也是舞步轻盈，落落大方。此时我对交谊舞还在初学阶段。第二场舞开始后次多吉轻轻地对拉了一下他的双手指尖，示意我和马卉跳，马卉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邀请，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和女同学跳舞，心情有些紧张，行进中舞步较乱，好几次踩了马卉的脚，马卉总是说不要紧，多跳几次就回了，并且耐心的纠正着我的舞姿和步伐，她那会说话的眼睛给我传递着非常友好的情意，每望她一眼时，我的心就砰砰跳。第三场舞马卉反客为主约我进入了舞场，她见我步伐跟上了音乐的节奏，风趣地说大学生的脑子还是有些音乐细胞，接着她微笑着对我说：“我早就在院学生会的黑板报上知道你的名字，你写的那篇《黄河向东流》的文章我很欣赏，听次多吉说你是他的好朋友，总想认识你。”就这样我认识了马卉，这个穿着朴素的回族姑娘秀眉长发，温柔贤惠，她和藏族女同学达洼、扎西卓玛、索南那样，像奶酪那样纯洁，像火焰一般热情，也有着金子般的心，编织着我们之间友谊和爱情故事。
扎西卓玛的父亲曾是西藏林芝地区一个庄园主的农奴，她自小跟父母放牧，天天在山里转，时时跟牛羊跑，养成了她活泼奔放的性格，初到我们宿舍来时还有些拘谨，后来渐渐熟了，她性格的特征也就很快显露了出来，直言快语地向我提问题，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唱歌，她最爱唱，唱得最好听的歌是《共产党来了苦变甜》，那歌喉如加训练，简直可以和才旦卓玛媲美，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她也就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不过我不在时她来不一会就走了，我同室的同学看出了扎西卓玛对我和他们有着不同的感情，纷纷议论说扎西卓玛对我有了意思。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理解是这些同学远离家乡和亲人，需要友谊的温暖来安慰自己；就我而言，我把与藏族女同学的交往，压跟儿界定在阶级情、同学谊上，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的念头，然而在继续的交往中，扎西卓玛的心思超越了这个界线。
我最初对她的心思的洞察是在与次多吉的一张合影照上。次多吉把我俩的合照送给了他的好朋友达娃，她知道这件事后也来向我要这张照片，怕造成误会，我是不想送她，把照片和底片都藏了起来，她却来把我所有书籍都翻了一遍，终于找到了我们兄弟三人的合照，如获至宝地拿走了。当时同室的两个同学看她闹的不像样子，都对她这种直爽无羁，野马奔放似的性格惊奇，都说扎西卓玛爱上了我。我原本打算暑假不回家，此时感到暑假留在学校不知还会闹出什么笑话，于是决定回家。在回家的那天，她来送我，非要把我送到车站，在路上她很露骨地问我：“为什么不给她照片？”还说我嫌她长的不好看。我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给她和达娃、索南联名写了封信，再次表达了我和她们友好的动机和态度，鼓励她们努力学习，不要胡思乱想。
但扎西卓玛仍不顾我那封信对她的引导和劝阻，在临近开学的那几天，她每天都来宿舍看我回来没有，我返校的那天下午她还在我宿舍等我，她像个可爱、调皮的小妹妹，打开我的行包，搜寻着好吃的东西，我同室的几个同学都亲眼见了这一慕。她还要我出去陪她走走。我不想伤害她，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诉说着假期里学校发生的一切，她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当时提到她的心愿时，我很负责而严肃的告诉她：“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她反击一句说我看不起藏民。我说：“你胡说，看不起你们，怎么会和你们来往。”然后我耐心地劝导她：“在朋友中间不存在谁看不起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出现，那就不是真诚的友谊。我知道你对我真诚，但我也真诚的告诉你，你们是西藏选送到这里来的，你将来必须要到西藏去，你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你在这里最好的想法应该是刻苦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学好汉语，将来回到西藏，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对得起那里的政府和人民。现在我们是朋友，对我们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有帮助。那时我们还是朋友，在天涯海角有人想念，互相通信，交流工作、学习、生活经验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后来扎西卓玛似乎打消了那个念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此时我住了医院，她得知后来医院看过我四次，有一次她在我的床头说长说短，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埋怨情绪，好像我欠了她什么。
我出院后的十二月二十日晚饭后，她班的几个女同学以借书为由来通知我扎西卓玛住院了，我猜出这是扎西卓玛的精心安排，她心中的那个念头又在死灰复然，去不去医院看她，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去吧！会她造成错觉，她会“旧病”复发，但又想到她在病中，又是一个远离亲人的藏族女孩，这个时候是多么需要友谊的温暖和安慰，不去看她，她还会相信我那些真诚的话么？我在病中她看过我四次，我一次也不去，那就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矛盾，不去是一种内疚，去了对她的感情最终又是一次伤害。想来想去觉的还是要去看她，不然就像在她的伤口上撒盐，我以她同样看过我的次数看了她四次，回报我住院时她看过我的情谊。但事情正如我所料。第一次看她，她要求我多来；第二次看她，她借故有些字不认识，把一个男同学写给她的信让我念给她听，用婉转的话语试探我的口气，还要求我天天来看她；第三次她问我毕业后到那里工作，还说她已写信告诉了她的父母，她交了一个汉族男朋友，第四次去她要和我拉勾，让我发誓毕业后要求分配到西藏工作。
天真可爱的扎西卓玛就这样和我玩着友谊和爱情的游戏，我知道她虔诚地默念着她的心愿，多么希望我给她一个爱的许诺，但她面前的偶像，依然是无动于衷。我并非铁石心肠，我也从未有嫌弃她的念头，生活的现实使我不得不拒绝她的好意，我在进入民院的那天起就圈定在了到藏语安多语地区服务的范围，也就是甘青两省地区，我的前途和命运掌控在组织的手里，我怎么敢对她吐出一个“爱”字；同时生活的经验告诉我，连生活还不能自立的人随随便便地吐出一个“爱”字，那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多么的愚蠢。我对爱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广义的爱是以无私和友善为道德价值，对任何人的友善、友好和友谊都包括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爱着她们；爱情是以男女之间的性义为基本特征，是自私的、定向的，虽然在人类生活中不能缺少，但这种爱是狭义的，同时她必须负有责任，如果不负责任就是一种感情欺骗，是一种卑鄙下流意识，所以我又一次严肃地告诉扎西卓玛：“我们是朋友。”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扎西卓玛泼着冷水，但还是没有扑灭她的情思。我去庄浪参加社教运动，她打听到我的通信地址，接二连三的给我写信，我怕再荡起她心中的涟漪，不敢给她回信。过春节的时候，我给索南写了一封信，处于对扎西卓玛的礼貌和友好情意，让索南告诉她信都收到了，让索南代我祝她和达娃、次多吉春节好。我给索南写信的本意是希望她们利用寒假时间看书，多学些知识，并希望索南和达娃帮助扎西卓玛静下来好好学习，再不要胡思乱想，正确地对待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再不要产生误会。然而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索南的来信在误会上增加了误会。这个给我留下风趣幽默、友好的藏族姑娘却一反常态，在信中用尖刻的词语对我进行了批评和斥责，说我给她写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我欺骗了扎西卓玛，想和她谈恋爱是痴心妄想。读了这封信我又气又笑，气的是我一片好心却被误解，笑的是她为扎西卓玛打抱不平。以前我和这些藏族同学来来往往，说说笑笑，自以为了解她们，并为有几个异族朋友而庆幸，这封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教训，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我们之间是不同的民族，有异样的心理品格，她们温柔中的刚烈，不也是有着本民族的自尊吗。这件事告诉我，正确的估价自己，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了解朋友的脾气，理解朋友的情绪，尊重朋友的感情，是友谊长存的基础。
索南的信对我刺激很大，我一直思考着回校后怎样向她解释。从庄浪回来后，次多吉、达娃、扎西卓玛、还有马卉他们一同来看我，出我意料的是索南也紧随其后，她一见我就笑着说：“生气了吧！”，真给人一种相逢一笑泯误会的感觉，她很快的的感情转折，又给我增加了一些见识，藏族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和坦诚。紧接着扎西卓玛说：“你给索南的信我也看了，你才胡思乱想呢！”她虽然倒打一耙，但我感到如释重负，总算扎西卓玛明白了我的心意。马卉好像不太乐意听她俩说的这些话，提出要我给他们讲庄浪的所见所闻，大家坐下来听我讲庄浪的故事。调皮的扎西卓玛仍不安稳，她一面听一面在我的书架翻书，翻到了我和工作组几个同志的合影照，那张合影照的有些虚光，她兴灾乐祸地拿出来让大家看，当马卉要看时，她绕来绕去就是不给马卉看，马卉还是从她手中抢了照片。也许是马卉在照片中发现了什么，看着，突然打开她的钱夹，拿出了印有我头像的贺年卡对照，这种贺年卡我只给马卉和次多吉送过。于是扎西卓玛从马卉手中抢过那张贺年卡问我，为什么不给她们送，是不是马卉长的漂亮单给她送，次多吉出来解围说他也有一张。索南风趣的说：“大学生穷着呢，就洗了两张。”达娃看着她们七嘴八舌，只是个笑，给我们每人给了一块糖，扎西卓玛又出来作怪，她问大家：“世界上还有比糖甜的东西吗？马卉说：“当然有，蜂蜜比糖甜。”达娃说“糖精最甜。”还是索南风趣，她说：“比糖甜的是爱情！”其他三个藏族朋友听了索南的回答笑个不停，而马卉则有些害羞，因她是医务科妇产班的班长，推故班里有活动，提前走了。马卉惹了祸一走了之，四个藏族同学对我进行围攻，次多吉明知故问我和马卉是什么关系；达娃从次多吉那里知道一些隐密，笑而不露；扎西卓玛和索南穷追不舍，非要我说与马卉的秘密。这是一次风风火火的聚会，洋溢着友谊和欢笑，四十多年来我时常想起这个难忘的日子。
朋友的概念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彼此有交情的人，二是指恋爱对像；另有同师曰朋，同志曰友之说，由此延伸出同校为友；还有成人把幼儿呼小朋友，那时一种怜爱友好之称。男女之间的理性交往，大都是以正常交情结为朋友关系，感性的心灵碰撞和召唤，往往会播下爱情的种子。那次舞会后，我对马卉有了一种不同于普通朋友的感觉和梦幻般的情怀，而后在次多吉的鼓励下我俩多次约会，渐渐地情投意合，冲垮了我那道生活未自立前不谈对像的防线，又愚蠢地吐吃了一个“爱”字，编织着我们的爱网。在此其间她给我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汉民的男子要取回民姑娘，必须要随回民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为了爱情，我答应了她的要求，而她的家庭还是坚决反对。一九六四年马卉毕业了，她的父亲怕她叛逆外走，特意来接她回家。马卉虽有打破民族宗教束搏青年婚姻自由的观念，但一个弱女子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无力抗争，临走时她一一不舍，提出和我照相合影，为了表达对她的欢送，不使她的家庭再有疑虑，我们兄弟三人，还有我当时的班长，也是我的密友，与她合影留念，见证了那段真挚的感情。
真诚的友谊和甜蜜的爱情总是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马卉走后，我们断绝了联系，但我一直怀念着她，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相遇。一九九六年我单位和我内弟的复兴厚药材公司搞一笔生意，派我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宁县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回到宾馆，那天正好是中秋佳节，“佳节倍思亲，天涯共此时”，我和内弟都给家里打了电话，也不由地想起了家在这个地区的马卉。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客商，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我决定去寻找马卉。三十二年来我只记得她的家在西海固地区，对她具体工作地区和单位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在民院学习的妇产专业。我像大海捞针一样，先去了固原，到这里已是下午六点钟，这里所有的医疗卫生单位都下班了，好在还留有值班人员，我去了固原所有的医院，值班的人都说不知道，而后在县防疫站找到一点线索，值班的医生告诉我，她认识妇幼保健站的站长哈蕾，听到哈蕾的名字，我喜出往外，哈蕾和马卉是同班，而且我们之间还有个小插曲。他们毕业后，虽然马卉杏无音信，哈蕾却给我来过一封信，她想和我约好。哈蕾也是回民，因马卉的教训，我拒绝了她的好意，没有给她回信，我想她肯定会知道马卉的下落。
此时已到晚上的八点钟，已是夜幕西沉，虽然有些饥渴，听到这个信息，就如喝了一杯香甜的牛奶，精神倍增，在昏暗的灯光下，经过一个又一个大街小巷，找到了地区妇幼保健站，值班医生听说我是哈蕾的校友，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告诉我哈蕾已经退休了，在我乘车路过的三营开了一个诊所。于是我急急忙忙乘车返回了三营。
晚上十点钟我来到了三营，哈蕾的诊所还没有关门，我径直地走了进去，哈蕾问我：“是买药还是看病？”我说：“找人！”，哈蕾问：“你找谁？”我说：“找你。”哈蕾定睛一看，猛然认出了我。惊喜地叫了一声：“老头子你快出来看这是我的老同学。”
哈蕾继续说：“三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不仔细看，真的把你认不出来。”问我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我告诉了她从早到晚的行程，其间哈蕾的丈夫问我吃过饭了没有，我如实地告诉他还没有吃饭，他俩赶紧关了门，请我到饭馆里吃饭，这里是回民地区，饭馆的门口有特殊的标记，汉民的饭馆写着“大肉”二字，是对回民的醒示和尊重。
进了饭馆，哈蕾才向我说了马卉的一些情况，她说：“毕业后马卉分配到了固原邻县的县医院，那里是她的家乡，自从她给我写了那封信后，很少和马卉联系，至今她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怎样和她联系。”听了这话我的心中有些凉意。但她接着又说：“我听说她的老头子是那个县的一个局长，你到县医院或县政府就能打听到她。”哈蕾的丈夫曾是地区的一个局长，他也已经退休了，说到这里他插话说；“马卉的男的我认识，他家里肯定有电话，先在查号台查查她家的电话联系。”在吃饭的中间哈蕾和我谈了许多，向我问了兰州的变化和民院的情况，但我的心里总是惦记着马卉，巴不得立刻查询马卉家的电话。
饭后我住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宾馆，很快查到了马卉家的电话，通话后接电话的正好是马卉，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并说要前去看望她时，马卉的话音显得激动。她说“三十多年了，我也在想念你，欢迎你来，我们全家欢迎你，明天我们到汽车站接你。”
打完电话我也一直很兴奋，走出宾馆准备明天去马卉家的礼物，此时商店都关门了，只有宾馆门口的一个小货亭还守侯着顾客，这个摊主是一个回民，我先买了一包烟，再向他询问，到回民家做客应该拿什么样的礼物？，他说最好是上等的茶叶和冰糖，我顿时想起了流行在西北回民地区流行的那首民歌：“白大布手巾子包冰糖，放在尕豆妹的枕头上，吃哩么不知者思想”。“冰糖玉洁、行为俗表”真是一中好礼物。我决定买这两样东西当礼物，问他有没有？他说有是都有，就是茶叶的档次太低。他看我有点为难的样子，就给我出主意说：“这年头，钱也是礼物，就说你不知道买啥好，大大方方的给点钱，他想吃啥买啥，不也尽了你的心意。”我问：“你说大方应该是个什么数？”他说：“我们这里穷，婚丧嫁娶要搭礼普遍是一元钱，过节走亲串友，我们少数人家行的是油香，平日里也就是一包饼干、一瓶罐头，或是几包方便面。拿上一包茶叶，二斤冰糖也算是重礼了，你给他二十元钱怎么也能说得过去。”我说：“我去的这个人家关系不是一般，你说的这个数恐怕不行。”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