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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间只回过一次家，没有进过影院和舞厅，甚至有郊游的机会也只好放弃，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学习上，图书馆是他最爱常去的地方，就这样他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并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二十五岁时研究生毕业，被兰州军区总院选拔录用。
我的学生时代有着与大女婿相似的经历，考入大学后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环境。虽然我们是两代人，但青春时期的苦乐年华，使我们心心相印，有着不少共同语言。
大女儿、大女婿婚后生了个男孩。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女儿住进了医院。甘肃人有个讲究，女儿生产时娘家人不能看望，我和老伴呆在家里等候消息直到晚上九时还没有音信，我和老伴也不顾什么忌讳，径直到医院的妇产科，刚到病房一位助产士就兴高采烈地传出消息：“生了！生了！还是个男孩”。不一会助产士就把孩子从产房抱到了病房。此时助产士第一个发现，孩子的额头上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月牙迹，便说这孩子说不定将来还是个人物。这孩子将来是不是个人物，谁也说不清楚，高兴的是他的出生如了女儿女婿的心愿。之后，女儿女婿仿日本、港粤台和大陆许多中国人双姓取名的做法，给孩子取名燕朱轩。“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的人乘坐。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把“轩”字引伸为栋梁之意。《淮南子，道应训》中有“轩轩然方通风而舞”之句，于是乳名将“轩”字重叠而呼。
孩子的取名，一般都是有家长的寄托和希望，将来到底怎样，谁也不敢断言，而却给我晚年生活带来了喜悦，使我享受了天伦之乐的愉快。轩轩一岁半时就模仿我用钉锤的动作，我高兴地说“玩去吧！”我老伴看到怕有不慎伤了手脚，不让他用钉锤玩，他对老伴说“爷爷都说玩去吧！”在两岁时，奶奶没有给他把奶子煮好，他说：“你怎么当奶奶的？”他像一个小大人在说话，经常引得全家人发笑。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把人的一生分为若干个年龄段，而且每个年龄段都有雅称。童年称束发生之年，十五岁称冠礼之年，二十岁称加冠之年，三十岁称而立之年，四十岁称不惑之年，五十岁称知命之年，六十岁称花甲之年，七十岁称古稀之年，八十、九十岁称耄耋之年，百岁老人称期颐之年。这些雅称，历经时代变迁仍沿用至今。
一九九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共和国的同龄人也进入了知命之年。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已卯年，星移斗转，年庚轮回，庚辰在即，龙年将将至，对于年近六旬的人来说，转眼就甲子当寿了。我也如梦如幻地步入了“夕阳红”的队列。
这一年，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已在江苏石油化工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两年，也有了男朋友，和她的同系校友黄伟相爱了。黄伟和小女儿同相，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在兰州出生，祖籍江苏丹阳。早在五十年代末，父母支援大西北的建设，来到兰州，八十年代初，在黄伟的金色童年，国家兴建杨子石化的机遇，一家人又转折到了江苏南京。黄伟和小女儿同年考入了江苏石油化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被录用到杨子石化总公司工作。
两个女儿早有心愿给爸爸过个像样的生日。但两人南北两地，天各一方。几经筹划把时间定在了这一年的暑期，借此机会也给小女儿和黄伟举行定婚仪式。小女儿和黄伟到后，把具体时间定在了七月十八日，这距我的出生还有整整八十天，后来被亲友们戏称为早产的寿辰。不管怎样，这一年，这一天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日子，活了六十岁第一次过生日；这一年也是我和老伴的银婚，夫妻俩恩爱相伴，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年；小女儿定了终身，有了归宿，使我卸下了为父的又一个重担。于是寿辰、银婚、定婚三庆备于一席，又设宴席又办舞会，着实排场了一回。
庆典开始，先是祝寿，随着生日蜡烛的点燃，大家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庆歌，紧接着女儿女婿和其他小辈来敬酒，弟妹们也紧跟其后，同辈们举杯祝贺，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接下来是小女儿和黄伟的定婚仪式，也是热闹非凡。但其间黄伟的父亲有些紧张，害怕年轻人给他化妆。我说，在兰州婚礼上有这么一说，但还不到时候，等他俩结婚时做好准备就是了。
也是辈份和情谊的安排，我和老伴陪准亲家两口和几个同学、朋友座在一个叫《松鹤厅》的包间，除了老朋友常中理比我大几岁，其他几个同学和朋友都和我年龄相仿，老朋友、老同学多年未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忆旧谈新，聊话夕阳，给人一种知音有诤言，人间重晚情的感觉。
说到常中理，他是一个性格耿直、开朗活泼、善于言辞的人。这个山东大汉，在反右时没有把住那张嘴，虽没有打成右派，却被勒令退学。困难时期流亡到东北当了建筑工人，六时年代中期来到了甘肃。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章，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单位新建的职工子弟学校选拔为中学语文教师，由于曾和我老伴是同事，他常来我家叙谈，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相互引为诤友。他说起来话来妙语连珠，风趣幽默，与他在一起交谈也是一种快乐。
在之前祝酒时，我注意到常中理没有举杯，在开始用餐时，他首先举杯说：“小老弟，我首先祝你三十而立，然后说你的六十大寿。”在坐的人都比他小，大家也随他起立举杯，接下来边吃边说。有人问他：“你说的三十而立怎么讲？”
常中理说：
“人的一生有两个三十而立，岁当三十立身立业；银婚之年，又是一立，夕阳之旅有依有伴。人老有一贵三不贵。一贵是贵有老伴，三不贵是怕死、爱财、没瞌睡。这银婚比六十大寿更为重要。如今六十的人并不希奇，七八十岁，上百岁的人有的是，与他们相比还是个小子辈。不过，人到爷上，布到鞋上，不被人当作废物就算是有福了。”
常中理的快言快语，顿时使席间活跃了起来，大家摆起了“龙门阵”，故事、笑话也都上来了，再加上猜拳行令，包厢里的气氛非常热闹。老同学杨易的一个测字故事还引得服务小姐驻足聆听：
古代有个妇女，丈夫出门经商长期没有音信，一日到街头的测字先生处算卦，写了一个“堆”字，测字先生一看说：“完了！完了！这‘堆’字左右三层土，中间夹着个‘人’你家先生早就埋在土里了。”妇人一听如雷轰顶，悲痛欲绝，在回家半路的桥头上又遇到一个测字先生，此人看到妇人泣不成声，便问究竟出了何事，妇人把先前算卦的情况告诉了此人，这测字先生说：“妇人不必悲痛，在我看来，你家先生还健在，你看这‘堆’字的‘人’在三个十一中间，你家先生的回家时限是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时就回来了。
妇人对后一个先生的测算抱着希望，每日里捏着手指头算丈夫回来的时间，到丈夫出门后的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特备了酒菜迎侯丈夫进门，果然这一日丈夫回来了。丈夫进门看到桌上摆着酒菜，起了疑心，莫不是妻子有了外遇，对妻子冷言恶语地横加指责，妇人百般解释，丈夫终是不信，转身去找那个桥头的测字先生，那先生告诉了实情，丈夫转疑为信，满心欢喜，急急忙忙掏银两酬谢测字先生，先把一块手帕掉在嘴上数银子，测字先生一看此状说：“不用谢了，赶紧回家你妇人上吊了。”丈夫反问：“你怎知道？”测字先生说：“你口上挂着巾，那不是个‘吊’字！”丈夫二话没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中一看，妇人已悬在梁上。
讲到这里，杨易不讲了。一个服务员小姐还想知道个究竟，急切地问道：“那妇人为什么要上吊？到底死了没有？”
杨易接着说：“你想，那妇人把丈夫苦苦等了近十二年，一片痴心和忠诚，却遭到了丈夫的怀疑，羞辱难当，她想以此来表白自己的真洁。这件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一个人对他人忠心耿耿，一旦受到他人的怀疑或者欺骗，便会在感情和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会使过去的一切化为乌有。那妇人被放下来时，已奄奄一息，丈夫也是后悔莫及了。
杨易讲完故事，老同学禹夫讲起了医生用钳子拔牙的笑话，大家说你这笑话已老掉牙了，还是来个新鲜的，禹夫不肯示弱，给大家念了他听来的《新好了歌》：
世人都说父母好，
惟有权杖不得了，
上窜下跳觅纱帽；
高官厚禄到手了，
却把父母丢开了。
世人都说父母好，
惟有金钱不得了，
敛财惟恐技不高；
富翁帽子落顶了，
却把父母遗忘了。
世人都说父母好，
惟有美色不得了，
千方百计会野娇；
三姘四妞满床了，
父母说话不听了。
世人都说父母好，
惟有名望不得了，
沽名钓誉手段狡；
名利双收思报恩，
父母早已过世了。
禹夫滔滔不绝地念完这首《新好了歌》也打开了我准亲家的话匣子。他说他们那里也流传着一首《新好了歌》不过意思和这首《新好了歌》有些相反。大家说你说说听。准亲家用江苏口音念了他知道的那首《新好了歌》：
常人都说做官好，
却有压力少不了；
一顶乌纱重如山，
待到卸时发白了。
常人都说经商好，
却有风险少不了；
天天如蚁坐热锅，
一旦失手破产了。
常人都说成家好，
却有责任轻不了；
锅碗瓢盆交响曲，
没有爱情苦透了。
常人都说名人好，
难说苦哀也不少；
世事常常多是非，
一旦失足全完了。
准亲家念完这首《新好了歌》，我老伴开玩笑说：“可惜了，这里有两个跛足道人，就是缺个甄士隐。”
我接着老伴的话说：“甄士隐给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所作的注解，精辟形像地解读了人世沧桑，是《红楼梦》中的警世之言，恐怕谁也不赶冒昧相比。
杨易说：“这新好了歌编的是有点意思，不过也都是些套话。古往今来，人的欲望所施，钱权色名成了人们追逐的对像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人之初，本性欲，说到底这都是人的本能的反映，不过这种本能的表现各有差异罢了，有的表现得强烈，有的表现得平常，有的表现得淡薄。这三种人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一套‘哲学’偏激者认为人生一世，就为的是吃穿性欲；平常者知足者常乐；淡薄者除了吃穿和性的欲望，还多了些人性中高尚的精神需求。但权有一木，棺敛贪杖之人；钱有两戈，伤尽古今人品；色有一刀，斩杀往来英雄；名民有一口，若河浪淘虚荣。由此演义出了许多悲欢离合，生动有趣的故事，给后人作为笑谈。”
远道而来的老朋友程肯，在少年时代辍学，一直在家乡务农，每当我回老家时，总是要去看望他，我们之间的友谊纯朴无华，始终都珍藏着少年时代的那片真情，这次我特意把他请来相聚。他只管喝酒吃菜，还一言未发，我问他：“你听这‘好了歌’怎样？”他笑眯眯地说：“我听不懂你们的好了歌、坏了歌，我只知道有钱就好，有权就好。钱这东西人人都爱，最亲也最怕，没有它，日子就过不下去，生了病亲娘老子也救不了命；钱多了也是害，人心就歪了邪了。当个官当然好，在人前头活人，办个啥事也方便；但国家主席只有一个，乡长、村长也只有一个，人人都当那还叫什么权，这个长，那个长还是不能少，那不社会就乱套了么。老百姓想不了那么许多，也不图别的，只要能过上好日子谁掌权都行。”
程肯的话没有咬文嚼字，对钱权的看法恬谈而有生动见底。常中理翘着大拇指说：“说得好！说得好！我刚才说了，活到六十岁的人并不稀奇，但毕竟是到了花甲之年，我们这些老伙计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大家都是满脸的五线谱，唱过的、听过的歌也多了，我看最耐人寻味的歌还是这琼浆玉液，它包含着人生酸甜苦辣。来！大家干一杯。”
人这一辈子如同演戏，一幕又一幕，一集又一集。虽然每个人的每一幕剧情，各有不同但对同龄人来说，每一集都有年龄段的特征。孩提时代，白玉无瑕，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儿童时期，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梦幻生花；青年时代，喜欢交友，风华正茂，激情满怀；成年以后各有责任，工作繁忙，家务缠身；不惑之年，事业成败之验，开始感悟人生，又想会朋聚友，指点江山，辩论春秋；知命之后，当求安定；老来之虑，儿女婚姻。
大家干杯后，席间的话题转向回忆往事，追朋问友。是一幕幕、一集集人生经历的回放。其中常中理谈了老同事苟德福的情况，他说：
苟德福在年轻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
后来也荣耀了一阵，利用海外关系这个条件开始活跃起来，和领导拉上了关系，调离了学校，在机关当了副科长。而后为媒，把在苏州老家的一个表妹介绍给时任党委书记的儿子成婚。那女子不亏为“天堂”之花，着实漂亮，成为山沟里的一枝独秀。苟德福从此飞黄腾达，很快由副科变为正科，没有多长时间就当上了副厂长，也渐渐地花稍了起来，握着人事调动的权力，勾搭上了一个未婚女工，那女工怀了孕，为怕暴露，硬把儿子和这女工拉到了一起，给买了一套房子，给了一笔钱，让他们单另过了。
为了寻求刺激，小俩口又抽又赌。等到儿媳要生孩子的时候，苟德福才发现了他们的恶习。为了那个刚出生的小孩，是儿子也罢，孙子也好，只好听之任之。
苟德福当上了副厂长不到两年，又赶上领导班子换届。他虽然精明能干，但毕竟是年过半百之人，再加上知识老化，还有那风流趣事传得沸沸扬扬，也就被换了下来。
这年头，人们的眼光都势力得很，台上一枝花，台下豆腐渣，人一走，茶就凉。苟德福下台后，门庭逐渐冷落，隐形收入没了，剩下那些干疤疤的工资，再也供不起儿子、儿媳无尽的奢侈消费了。小俩口没钱买包包抽，瘾得发疯，于是不顾一切地去弄钱，儿子先是在东间小来小去地偷一些东西变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和一些不法之徒里勾外连偷盗厂里的产品，事发后被抓了起来。苟德福利用老关系四处说情，终使儿子免了刑事追究，但案情较重，影响很坏，最后还是被厂里除名了。
儿子没了工作，全凭儿媳那些工资，过正常人的生活也差不多少。但小俩口并未悬崖勒马，买毒品的钱从那里来？儿媳在宾馆工作，也有几分姿色，先在卡厅伴舞讨点小费，后来干脆陪床陪睡了，时间长了，干这种勾当的人肯定会染上性病，她也难免此祸，后来只好回家休息了。
常中理自饮了一杯又接着说：
你们问苟德福为什么不让儿子戒毒？苟德福也是很精明的人，他何尝不知道吸毒的危害性，起初碍于名声和面子，后来儿子的毒瘾已经很重了，才把儿子送到了老家的一个戒毒所。那个时候工农兵学官，无不在经商，那个戒毒所是当地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办起的一个以营利为目的戒毒场所，只管收钱，不顾能不能达到效果，一张空文就交待了。苟德福的儿子回来，毒瘾如旧，还出了前面所说的厂里除名的事。
如今的海洛因、冰毒比旧时的鸦片烟毒性大得多，毒瘾重吸食时间长的人，毒素都渗到骨头里面去。戒毒必须有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像苟德福那娇生惯养的儿子，就办不到这种事，后来悲剧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先是苟德福的孙子丢了，一家四处寻找至今也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他儿子把小孩卖给了不知下落的人贩子，卖来的钱抽光了，精神也崩溃了，在家触电自尽了。儿媳自小孩丢失，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心理高度变态，对苟家怨恨交加，丈夫死后，没有向公婆通报此情，悄悄地找了一个毒贩子，得了一笔钱，当晚毒贩子把尸体偷偷地运走了。后来听说，毒贩子剖离了尸体，把骨头碾成粉掺在海洛因又去卖钱了。儿媳把卖夫尸得来的钱挥霍完后也上吊自杀了。苟德福得知这些情况后精神惶恐，在处理完儿媳妇丧事后的第二天也因车祸身亡了。听说还有一些存款，苟老太婆至今还没有找到，孤苦伶仃，心神不宁地守着那套曾是苟德福洋洋自得的空房。
在坐的人听了常中理讲的故事，个个感叹不已。有的说：“太惨了！太惨了！这都是钱权害的。”有的说：“这毒品确实很坏，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制造了不少人间悲剧，我们的子女中没有此例，也是一幸。”有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