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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人至今不解，并不能不为之浩叹的。在中国像马寅初、陈寅恪这样敢于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多；钱钟书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但表现比较消极。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变得服服帖帖，并务使他们人人具有“原罪”感，从而聪明才智受到巨大压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哀。我关在秦城监狱时，“文革”在我脑中如一幅这样的图画：毛泽东象个巨人那样站在天安门，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林彪，周围则是狂风落叶。
中国必须清算教条主义，必须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清算一切“左”的危害。
坚决贯彻邓小平一九八○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显得滞后。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同时，权力不受到限制，没有各种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丛生，甚至难以遏制。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个问题中有四个问题同邓小平《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就更复杂了。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此文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嘱咐》一书稿约，撰于一九九九年夏。现重新改写。二○○○年九月记）
重读宋教仁
重 读 宋 教 仁
？ 骆驼刺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二十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一九四○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一九七三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3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十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一九一一年秋天到一九一二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一九一三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惟一的共识。
一九一二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一九一三年三月二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三月二十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己。（《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杜）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诒、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