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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姓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冯晓仁的手下干了几年，对工作总是不得要领，热情有余，能力有限。
任之良把办公室的工作安排妥当，便去救灾科。老牛不知去向，大概又去下棋了。小侯在上网聊天，见任之良进来，简单地应付了几句，电脑就“吱吱，吱吱”地叫了，他一边应付任之良，一边聊天，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任之良问他：“老牛呢？”
“有点事，出去了。”
“去找一下，好吗？”
小侯看出任之良不肯让他就这么聊下去，便站起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任主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到棋摊上去找找，也许在那里。”任之良态度和蔼，但语气不容置疑。小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想了想，很不情愿地去找老牛了。
不一会儿，老牛和小侯都来了。他们寒暄了几句，任之良说：“我们商量一下最近的工作吧，你是老人手了，我先听听你的意见，你可要帮助我呀！”
老牛笑着说：“任主任是谦虚啊，还是取笑我啊。我能帮你什么呢，老了，不中用了。有什么事，吩咐我做就是了。”
六十一
任之良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心话，你知道，我一直干办公室工作，没有做过业务科室的工作。你在这里时间长了，情况熟悉，又有工作经验，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老牛哈哈哈地笑了一阵，很开心的样子。笑过之后，他介绍了科里的基本情况。任之良从老牛的介绍中了解到，救灾科的工作一塌糊涂，连基本的表册、数据和有关的档案都找不到。过去，他不太了解这个科的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会糟到这种程度。
老牛介绍完情况，心情有点抑郁，多少有点内疚地说：“都被那（指冯晓仁）搞成这样了，我老了，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嫌我倚老卖老。所以也就很少说。主管副局长又是个外行，就由着那的性子，折腾成这样了。要都像你，那该多好，可惜呀，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任之良笑笑，说：“你老过奖了，还是老同志思想境界高，要多带带我们这些年轻人才是呀。”他转向小侯，像是征求他的意见，“你说对吗，小侯？你年轻，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快，可要发挥你的长处，多想想办法、出出点子哟。你说是不是呀？”
小侯有点腼腆地笑笑，低了头，说：“任主任抬举我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主任这态度，我一定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任之良说：“对你的要求要高些，你在各方面超过我们才对呀。因为你有年龄和文化优势呀。”
小侯仍旧笑笑：“我一定努力，不辜负领导的栽培。”
任之良说：“你看你又来了，张口一个主任，闭口一个领导，见外了不是。我们能在一个科室共事，这既是组织的安排，也是我们的缘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共勉吧，你说呢，老牛？”
老牛说：“你就安排我们干吧，我也好，小侯也好，都不是那种光拿工资不干活的人，只要有人领着，我们都不是孬种，你放心好了。”
任之良说：“好吧，我们说说最近科里的工作吧！”
任之良和老牛、小侯交换了一下意见，算是他接管该科后的第一次科务会议。会议议定用最快的时间，从最基础的东西着手，建立表册，整理有关数据和文件，向各县了解有关情况，熟悉本科的工作职能和程序，建立工作制度和科室人员职责。在做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同时，尽快到县上、乡村调查了解灾区的近况，在灾区的重建中，拿出救灾款使用的计划，及时划拨到灾区，不能因我们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影响灾区重建工作的进度。
六十二
《机关》第八章
之后，三人做了分工，老牛留在科里，建卡立册，起草制度，整理资料。任之良带小侯奔赴灾区了解情况。
任之良把科里的情况和议定的事向徐树军做了汇报，徐树军完全同意，末了他说：“是不是给骆局长汇报一下，人家毕竟是分管局长嘛。”
任之良面有难色，半天不说一句话。局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任之良叹口气，说：“不瞒你说，是你叫我兼管救灾科的工作的，我应该向你负责就行。如果骆局长插进来，我就难了。不是我对局领导不恭，实在是这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你说咋办呢，”徐树军欠欠身，目视着任之良，“如果你在我这个位子上，你能撇开分管局长，让你的科长各行其是吗？这样，人家该说你独断专行，说你不讲民主，一旦闹起来，下面的工作就更难做。”他说着，起身倒杯水，放在任之良的面前，“我也不瞒你说，找他汇报，也就是走走形式，要真让他做什么主，老实说，我也不放心。再说了，这类事，与个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你给人家汇报了，人家也未必感兴趣。你就找找他，走走程序，不要再为难我了。”
“我理解你的意思，”任之良喝口水，“可是这骆局长找不到呀，办公室几天不见人，手机关机，我到哪儿去找呀？再说科里要做的工作那么多，办公室还有一摊子事，也没那个精力呀！”
“到他家里去找找吧，”徐树军有点无可奈何的神色，“他给我打过电话，说是家里有点事，也许人就在家里。”
任之良点点头，不太情愿地说：“好吧，就这样吧。”
任之良去找骆垣，他按了半天门铃，不见有人开门，他刚要离去，又隐约听见电视机的声音，里面肯定有人，于是又按响了门铃，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好半天才开了门。
骆垣被人抓破了脸，一道道血口子刚刚结了疤，他见是任之良，不好意思地笑笑，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让着任之良坐。任之良坐下来，骆垣忙着沏茶、递烟，任之良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坐了一会儿，任之良把他兼管救灾科和最近工作上的一些打算说了说，骆垣说：“你看我这样子，说啥也上不了班，有什么事，你就多操点心吧！”
任之良说：“你身体不舒服，就安心休息吧。我们走了以后，老牛留在科里，你有什么指示，就给老牛打电话，由老牛给我们传达。这会儿，我就不打扰你了。”说着站起身就要走，这时王一丹从卧室里走出来，额头上也有一块疤，一脸怒气，也不管骆垣面子上下得去下不去，见了任之良就说开了：“任主任你说说，这个畜生还算不算人，啊！你给评评理，还领导人呢，畜生都不如。”
任之良打断了她的话：“嫂子息怒，嫂子息怒，有话好好说，别气坏了身体。”他什么都明白了，男盗女娼，不知是谁又撞到谁的枪口上，两口子干起来了。这种人他可缠不起，于是说了一通安慰的话，就告辞了。
任之良想，这是什么事呀，这两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真正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争什么畜生不畜生的。
原来，问题出在大头身上。那天，大头很晚才回来，王一丹去上厕所，推开门，看见大头拿着水龙头狠劲地洗他的下身，她立马明白这小子去干什么了，这种事情，她比谁都敏感。她什么话也没说，冲到卧室里，气冲冲地叫醒骆垣，说：“你快去看你的儿子，你儿子干下好事了！”
骆垣睡得迷迷糊糊，他懵懵懂懂坐起来，王一丹又说了两遍同样的话，他才去卫生间看儿子，儿子受了惊吓，慌忙跑进自己的卧室睡了。骆垣审了半天，审出了一点名堂，儿子果然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干了他不应该干的事，染上了他不应该染上的病。
骆垣审儿子的话，王一丹全听进去了，骆垣回到卧室，王一丹气呼呼地教训起骆垣来：“你一年忙碌个啥呢，你忙下的什么呀，这儿子成了有人养没人管的野孩子了，你看看，学习上不去也就罢了，小小的年纪学会嫖娼了，再大点可能就要杀人了。”
骆垣听不下去了，他大声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说得好，你怎么不管呢，这会儿来赖我，你还讲不讲理？”
王一丹不依不饶：“放你娘的狗屁，老娘哪有时间来管你的儿子？”
“你忙什么呢，你自己心里清楚。”骆垣嘟哝了一句，倒头便睡。
王一丹气不打一处来，揪着骆垣的耳朵质问道：“你说什么？你说我忙什么呢，你这副局长是怎么当上的，你心里最清楚，还问我忙什么，亏你说得出口！”
骆垣回敬一句：“你也不是什么好鸟，你当你是什么东西。”
“对，我不是东西，那你是什么东西呀！你看看你的儿子，才多大呀，就什么都能干了，多光荣呀你！有其父必有其子，一点都不假。”
六十三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呀，这话该我来说呀，你看看你那儿子，他哪点像我呀？一个大老爷们，在自己家里养着一个野孩子，我不说也就罢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你倒来劲了，给我摆什么谱，哼！”
“你说什么？”王一丹说着赏了骆垣一记耳光。骆垣大怒，翻起身，向王一丹大打出手，一场内战就这样爆发了，他们脸上的疤痕就是这场内战留下的创伤。
任之良带着小侯先到县上，本想向县局的领导了解一些情况后赶往灾区。不料本县与毗邻地区的边界上发生了纠纷，县上的同志正在忙乎这事呢。任之良把这一情况在电话里简要地向徐树军做了汇报，徐树军叫他在县上等着，他马上就到。
任之良叫小侯先去灾区，嘱咐小侯：“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要尽量细，该掌握的一定要掌握。我恐怕要陪局长去边界了。这是目前最大的大事，谁也不能等。”
小侯走了以后，任之良一边等局长，一边了解边界纠纷的情况，考虑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工作，好在局长赶到以后有明确的行动方向。
这是发生在本市所属的恒昌县西部与毗邻地区所属的番西县东部边界乌牛掌的事。这段边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安无事，因为那时无论是这边的恒昌县还是那边的番西县，都地广人稀，这一地区海拔三千米以上，最高处达四千米以上，高寒缺氧，谁也没把它当成什么风水宝地而你抢我夺的。据称，这段地界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划定了的，没有发生战事的主客观条件，因此也就没有现在的这种破烦事。
后来，不论是恒昌还是番西，生出了不少龙子龙孙，他们不仅在这里放养了大群大群的牛羊，修建了水库、水渠，而且在草原上开垦了大片大片的耕地，种上了青稞和油菜籽，砍伐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原本，恒昌也好，番西也罢，其命脉也在这里，两县灌溉、饮用之水，全靠这里的大气降水和冰雪融化供给，仅在恒昌县境内就形成了十八条小河，贯穿全县东西南北。
大群的牛羊和大规模的开垦毁坏了草原，破坏了植被，而森林的砍伐带给了水源涵养林毁灭性的灾难，冰雪线每年都在上移，上游来水每年都在减少，两县水资源越来越紧张，终于有一天，这里的平静被棍棒和土炸弹所打破。两县居民为争夺草原和水源，都坚持认为这是本县的辖区，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乌牛掌增加牛羊，构筑简易民宅，造成既成事实，后来又互相驱逐对方牛羊，强行拆除对方民宅，引起大规模械斗。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县对这块土地的过度开发，使这块土地再也无法承受人类的掠夺。
两县政府当然都是站在本县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处理这起纠纷。先是在两县举行的谈判桌上互相打嘴仗，嘴仗不分胜负，再由两县的上级政府出面调解一阵子，或许维持一段时间的安宁。因此，本省每年的勘界工作都把乌牛掌作为重点进行安排部署，两县及两县隶属的市，都花上若干万元金钱，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勘察、谈判，多少年下来，没有一点进展，如今又大打出手了。
一个多小时后，徐树军赶到了，他和县局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把目光投向任之良，任之良会意，他对徐树军说：“这是老大难问题了，几乎过个三两年就要发生一次。还是老办法，先去现场尽快把情况摸清，留一部分人控制现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我连夜整理材料，一边向市上领导汇报，一边上报省厅。”
徐树军点点头，对大家说：“就这样吧，县局留个看家的，其他同志全部到现场，到那以后，我们分分工。好了，大家出发吧。”
徐树军一行赶到事发现场已接近黄昏，三辆越野车艰难地爬上主“战场”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在夕阳的映照下，整个事发现场一片凄凉。牧民的帐篷被拉倒了，四周到处有被对方打死、打伤的羊只和牛马的幼仔，到处是丢弃的锅碗瓢盆，到处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和腾腾杀气。任之良触景生情，他想，人类绝大多数时间里，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过来的，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它充满了仇恨、残杀、死亡和阴谋。因此，人类的骨子里残留着这种血腥味，闻到它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恐惧，那样的令人厌恶。
像这种山顶上的小平原，被牧民们称作“掌”。徐树军他们徒步向山脊走去，山梁上有番西县建起的铁丝网，如今已被恒昌县的牧民打了个稀巴烂，一根根水泥桩被铁锤拦腰砸断，绕在其上的铁丝被铁钳子剪得乱七八糟，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寒光。铁丝网两旁随处可见丢弃的棍棒、牧民的鞋帽和斑斑血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他们沿着被毁坏的铁丝网，迎着晚霞向东南方向走去。他们依稀可以看出这铁丝网在战争发生之前的风采，它沿着山脊蜿蜒向远处伸展，丝毫也不亚于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战争片中的那种。任之良想，人类在划分自己的领域或抵御外敌的入侵方面，所使用的手段与动物的手段并没有质的区别，动物在自己领域的边界上染上自己的气味，对外显示自己的领地，比如老虎、狮子，这些猫科动物是在领域边界所在的树木上或草地上撒上自己的尿，用自己的气味警告那些潜在的入侵者，此地已有主人，请你远点，不然就不客气了。如果入侵者无视这种警告而我行我素，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人类则用各种各样的墙把自己的领地围起来，大到中国的长城这样宏大的墙，小到牧民的铁丝网，其文化涵义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建墙的边界地段，栽上一块碑，在这边写上自己的名字，在那边写上邻居的名字，国界是这样，国内行政边界也是这样，就像老虎在边界地段的一棵树上撒上自己的尿一样。
想到这里，任之良笑了。这是一种极不和谐的笑，这里人们的心情是极其低沉的，同胞的生命财产受到另一族同胞的侵害，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在大家的心头暗自生长。自己怎么反而会笑呢！任之良架起摄像机，把这里的情况全都拍了下来。大家对铁丝网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因为在未来的谈判桌上，对方的重型炸弹有可能就是这被毁坏了的铁丝网。
他们从山脊往下走，时不时地碰上被打死和打伤的羊只，任之良脚下就碰到一只，那是一只小羔羊，两条后腿被打断了，见了任之良，挣扎着支起两条前腿，企图站起来，几次三番都失败了，无奈地爬在那儿，咩咩地叫着，那叫声是那样的凄惨，那样的无助。
六十四
任之良把摄像机递给旁边的一个人，弯腰把小羔羊抱起来，放到车上，司机小黄不大乐意，怕弄脏了他的车，他说：“我说任主任呀，想吃羊还不简单呀，给县局的人说一声不就完了，还用得着自己动手呀。”
任之良说：“你就行行好，救救它吧，它都这样了，你还忍心吃它呀！”
小黄咕哝了句什么，任之良也没有在意，他把小羔羊放到车后座上，扛起摄像机对周围被打死打伤的羊只和拉倒的帐篷进行拍摄。然后，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搜索，看还有没有留在这儿的牧民，好了解点情况。
他们在一座拴着牧羊狗的帐篷里找到了一位中年男子。那狗浑身是血，见了他们尖声叫着，拼命地往后退缩，显而易见，它被人类刚刚结束的战争吓坏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帐篷被拉倒了一个角，在猛烈的山风中摇摇晃晃，一触即倒的样子。他们进了帐篷，那位男子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在轻声地呻吟，显然他是受伤了。任之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