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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冯晓仁和办公室的大部分人都到了，骆垣家里没人，联系不上。这是任之良早就预料到的。因为他在下班时间是很少待在家里的。徐树军叫冯晓仁做好下乡的准备，办公室准备好查灾用的摄像机、照相机和手电筒等物品，随时准备出发，赶往灾区。
局里紧锣密鼓地准备查灾救灾物品，此时，电话恢复了通畅。局长被电话召到市地震局去开会。任之良一边用电话召集局里的相关人员，一边向各县区打电话了解情况，然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徐树军做了电话汇报。
一会儿，徐树军从地震局打来电话，指示任之良，要他将局里现有的人分成两个组，带好查灾的物品，做好下乡的准备，等他回局里后，立即出发，分赴东西两片查看灾情。
任之良陪徐局长赶到地震中心所在地马莲沟村。他们下车后，县局的人和乡政府的人也刚到现场。这里一片混乱，无数的手电筒在到处乱晃，叫喊声、啼哭声响彻夜空。任之良他们找到村上的干部，村干部带着他们，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察看现场，控制局面。
天渐渐亮了，大体情况已经摸清。这个村，大部分房屋倒塌，灾情十分严重。目前，余震还在继续。市、县、乡赶来的干部，安抚着惊恐不安的村民，运送伤员，集中遇难者遗体。本市驻军、武警部队也在任之良他们到来不久就赶来了，他们在寻找压在废墟下面的人员。
天亮以后，赶往这里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任之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察看灾情，统计伤亡人数和震灾造成的损失。任之良扛着摄像机，奔波在受灾现场，镜头对准倒塌的房屋、惊恐的灾民、死亡的尸体和开裂的大地。
眼前的景象，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胸膛。任之良出生在这里。二十多年以前，一股清澈的小溪从村中流过，一年四季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居住在这个小山村的人们，旱涝保收，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任之良清楚地记得，小溪两旁是洪水冲刷而成的河床，不发山水的年份，这里水肥草美，是天然的牧场，他的乡亲们，在这个小山村里，世世代代悠然地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后来，村里的人口慢慢膨胀，过度的放牧、上游森林的过度砍伐和无休止的开垦，到二十世纪末，小溪干涸了，山坡荒凉了，地无水可浇，牛羊无草可吃，大量的村民走出山沟，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留下来的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地熬着那艰难的日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你瞧，大地就这样微微地一震，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生活彻底地摧垮了。任之良含着泪把这一幕幕装进他的摄像机，印在他的心底。他感慨万千，心想，自然的些微变化，就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地这么轻轻地一动，就摧毁了人类建立的一切。自喻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啊！
任之良奔波了一天一夜，没有顾得上喝一口水。他的母亲就在这个村上，他没有顾得上看她一眼。各路救灾人员陆续赶往这里，任之良才抽了个空，去看看母亲。
母亲的房屋倒塌了一半，她和其他村民一起，被村干部安置在村头的空地上。这里的人们，差不多都是任之良的本家或亲戚，都是他的叔叔、伯伯、叔伯母和堂表弟兄们，见了他，哗啦啦地围上来，睁着企盼的、无可奈何的和绝望的眼睛看着他。他完全理解这种目光，一年中，他总要回来几次，那由于灾害、疾病、孩子上学等原因造成的无钱买种子化肥，无钱就医上学的叔伯们、弟兄们，看到他时，就是这种眼神。他知道，那是求助的目光，是看见了救命稻草时的那种目光。他也知道，他不是救世主，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到的，就是掏空自己极其有限的腰包，安慰安慰那些渴望的眼神。
他向乡亲们打着招呼，把政府正在救灾的信息传达给他们，在人群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年近七十，几年前小儿子得病死了，小儿媳留下不满两岁的孩子改嫁了。母亲带着弟弟的孩子生活，本来就够苦的，现在又遇上天灾，真是雪上加霜。母亲面容憔悴，怀里搂着孙子欣亮，稍稍有点哆嗦。她见着儿子，嘴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眼泪就流了下来。任之良蹲下来，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哽咽了半天，说：“儿子来迟了，妈妈谅解。”
母亲用干枯的手背抹了一把眼泪，抽泣着说：“你干着公家的事，身不由己，妈知道。”
“你还没吃吧，妈妈？”
“不饿。你去干你的事吧，当家子的人都在这里，他们能过去，妈也就过去了，不能因着妈，耽误了公家的事。”
八
任之良拉着母亲的手，好一会儿，他摸摸欣亮的头，对母亲说：“妈要是行的话，我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母亲点点头，任之良拍拍欣亮的肩，站起来，向另一个村子走去。
局务会议研究完上报省厅的灾情报告后，顺便议一议向灾区捐款的事。徐树军说，原则上采取自愿的办法，但灾情严重，救灾工作部门应该带个好头，不能落在其他部门和单位的后头，他建议，县级干部捐二百，科级干部捐一百，一般干部和工勤人员随便，大家议议，没有不同意见，当场就捐了。
“我不同意。一个月就那两个工资。今天捐，明天捐的，都捐光了，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救灾科长冯晓仁。此人平时就爱占个小便宜，对自己的待遇愤愤不平，上骂中央，下骂局长，好像党和人民欠了他多少似的。
徐树军一看是他，就说他几句，不料这冯晓仁不依不饶，眼看就要吵起来了，任之良看不下去，说：“不要吵了，局长只是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嘛，何必动不动就吵，吃了炸药似的，有什么意思！”
会议室顿时一片寂静。稍时，有人叫任之良，说外面有人找，任之良出了会议室，走到自己的办公室，见是君来顺酒店的大堂坐在沙发上，略略有点惊讶。她见他进来，站起来问了声“你好？”迎上前，伸过她的手来。任之良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握了，随意问了一下：“你有事？”
她说：“听说你们要给灾区捐款？”
“是啊，正在研究呢。”
她不慌不忙地拉开她的坤包，拿出一沓钱递给任之良，说：“这是两千块，算是我对灾区人民的一点心意，请你代我交了。”
“这……”
“放心，这钱是干净的，一不是贪的，二不是偷的，三不是抢的，四不是卖身得来的。”她微笑着。
“不，不，不，你千万别误会。”
“那么，请收下好了，再见！”说罢，她微笑着扬一下手，出门走了。任之良回过神来，追出门来，边下楼边喊：“哎，姑娘，你的尊姓大名？”但已不见了人影。
任之良回到会议室，把这事向在座的说了，徐树军说：“你们看，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就这样定了，有意见保留，会后去财务室把钱交上。散会！”
任之良交了自己的那份，拿出那两千块钱交给会计小刘，小刘问：“这是谁的？比局长的标准还高。”
“哦，真还难住我了，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那我怎么计账呀，写谁的名下呀，写你名下行不？”
“那显然不行，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那你先拿着，等你有名字了再交来，好吗？”
“哦，你等等，我想起来了。”说着他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跑。进了办公室，就在抽屉里找名片，一大叠名片一张一张地翻。他这儿有数以百计的名片，都是餐馆呀、印刷厂呀、复印店呀、商场呀什么的。他翻呀翻的，总算翻出了那天晚上大堂给他的那张，原来她叫梅雨婷。他到财务室，替这位梅雨婷捐了钱，小刘写了她的名字，又问：“哪个单位的？”
任之良说：“这是个人捐款，与单位没有关系，何必写它。”
小刘说：“那‘单位’这一栏我咋写呀？”
任之良便顿了一下，说：“你就写上‘君来顺’好了，君子的君，来去的来，顺利的顺。”
小刘说：“就这样写呀？”
任之良说：“嗯。”
这晚，他在整理地震灾区的影像资料，他把录下的几盘带子，边看边挑选出一些片段，转录到另外一盘带子上，又把这盘带子反复看了几遍，觉得不要紧的片段又删掉了几段。之后，坐在计算机前，编写解说词。
按计划，明天早晨要把录像带连同解说词一起送到电视台，电视台赶制成三十分钟的专题片，与灾情报告一起向省上做专题汇报。事关重大，任之良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先用低沉的语言叙述地震发生的经过，用一组组数字对地震造成的损失做了客观的表述，用伤感的语调对灾区群众的生活和有限的自救能力做了简短的介绍，最后列出了救灾所需资金的数额和请求省上划拨救灾款的数额。
编写完草稿，做了一些修改，模仿电视播音员的声调念了两遍，觉得该说的都说到了，既无遗漏，又不枝不蔓，恰到好处，自认为可以打印了。他一边打印，一边给骆垣打了个电话，说解说词已经出来了，问是到局里来审阅呢，还是送到家里去？
任之良知道，骆垣是不会对他摆谱的。他俩是同龄人，在平时的交往中，任之良对骆垣不冷不热，在骆垣分管的工作上，任之良请示汇报也是程序性、礼节性的，从未把他当回事。这会儿给他打电话，其用意就是要他来签个字画个押，这样明早上班就可以省掉主管局长签字这一程序，直接送市政府领导审定了。
骆垣回答说，就不麻烦送了，他到局里来签个字就行了。
不一会儿，骆垣来了，任之良把解说词递给骆垣，自己修改白天写成的灾情报告。此报告白天的局务会议已经通过，这次修改完全是文字性的。骆垣匆匆翻了一遍解说词，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就等着在灾情报告上签字了事。任之良印出首页，递给骆垣，说：“我一边打，你一边审，这样省时间。”
骆垣接过首页，哧地笑了一声，在上面签了字，说：“其他几页，我就不看了。你写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九
任之良说：“看不看是你的事儿，只要签上你的名字就行。”心里却说，料你也没有心思看这种东西的。果然，骆垣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一看电子日历上的表，还不到十二点钟，心想，何不约几个朋友，找个地方潇洒一番。他在手机上翻着电话号码，一个一个地打。
任之良刚刚打印完两个文件，徐树军也来了。进了门，他问：“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这么晚了，你还来呀？”任之良说。
“我想这么大的楼里，就你一个人在这，我闲着也是闲着，就走过来了。你辛苦了，喝两杯如何？”徐树军说着坐到沙发上，顺手将带来的两瓶酒放到茶几上，从茶几隔板上拿出三个茶杯，打开酒瓶，倒了三半杯，然后叫过骆垣和任之良两人，一人端了一杯。徐树军举起杯说：“任主任辛苦了，给你敬一杯。”说着三人碰了一下，徐树军一扬脖子全干完了。骆垣抿了一口，笑嘻嘻地把玩着酒杯，任之良喝了一大口，杯中还剩一半。徐树军说都干了，干了，不然不够意思。骆垣说，酒又不是这么喝的，得有下酒的呀。
“好吧，你俩把这瓶酒喝了，要什么下酒的，我请客。”
听徐树军这么一说，骆垣来了劲儿，非要和任之良划拳不可，任之良知道划不过他，但又不好意思不划，只好顶上了，顶了几个来回，瓶中那点酒，几乎全让他给喝了。他收拾了酒瓶酒杯，一副鸣金收兵的样子。骆垣说：“刚到了兴头上，喝完酒再干啥？”
任之良说：“睡觉。明儿事情还多呢。”
骆垣笑笑，对徐树军说：“哎，头儿，任主任这些天这么辛苦，你拿一瓶酒就把人家给打发了，也不慰劳慰劳？”
徐树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行啊，你也是领导，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方便怎么慰劳得了。”
“真的？那我们去了。”骆垣说着就拉任之良的手，任之良说我还是回家陪老婆吧，不知她这会儿怎么诅咒我呢。骆垣不依不饶，非要拉他去潇洒潇洒不成。任之良坚持要回家，徐树军出面解围，说：“这会儿夜深了，不去也罢，今天的承诺，长期有效，骆局长记着，哪天兑现都成。”
于是，骆垣也就不再坚持了。
任之良回到家中，李丽娟坐在沙发上，一脸的怒气，任之良习惯了，也就没有理睬，进了卫生间，准备洗把脸睡觉。不料李丽娟追到卫生间，大吼一声：“你还叫人活不活了？啊！”
任之良笑笑，说：“你轻点，轻点好不好呀，邻居们都睡了。”
“我就是要让邻居们听听，哪家的男人，天天半夜三更才进门的呀！”
“你看我不是有工作吗！”
“工作？你看看你酒气冲天，撒谎都不打个草稿，哼！”
任之良刚刚喝过酒，酒味甚浓，他就是有十个嘴也说不清楚，于是也就不说了，任她怎么唠叨，一声也不吭，匆匆洗把脸，进了卧室，一头栽到床上，在李丽娟的叨叨声中，酣然入睡。这几天，他实在是太劳累了。
灾情报告一经政府确定，立即赴省上汇报，市上原打算由主管救灾工作的副市长带队的，后因主管副市长要接待一拨一拨的慰问团，接收外地的救援物资，指挥抗震救灾工作，一时抽不开身。于是由甄恪带队去，这主要是考虑甄恪在省上熟人多，好办事，在这方面他轻车熟路，同时也乐意做这方面的工作，真可谓一举多得。
带点什么礼物，一向是对外交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事，而任之良偏偏又不善此道，也不大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这点，徐树军十分清楚。因此，在这种事情上他从不指派任之良，尽管这是任之良职责范围内的事。相反，骆垣精于此道，徐树军对他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出的“慷慨大度”和那些摆不到桌面上的事，颇有微词，对他在办理这些事情中的猫腻也略知一二，但骆垣是主管局长，自己又很积极，还是让他去办了。
骆垣就此事请示甄恪，甄恪说你们局里是啥意见么。骆垣说，邻近的马场生产一种酒，叫春宝，在附近地区非常畅销，听说已经打入首都市场，颇受首都人民的喜爱。甄恪说那就这春宝了。骆垣问，弄三十箱够不够，甄恪说再加十箱，四十箱吧。
办好礼物，甄恪带徐树军一行向省城奔去。徐树军和甄恪同乘一车，走在前面，任之良乘拉酒的越野车跟在后面。到了省城，他随前面的车进了一家豪华酒店，停车后，任之良前往大厅登记房间，他看着大厅里的价目表，价格高得吓他一跳，他觉得太奢侈了，又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徐树军，徐树军看着甄恪，甄恪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来办事的，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办事方便就行，何必住这么高档的地方！”
徐树军觉得甄恪说得在理，就按甄恪的意思，找了一个普通的宾馆，此处设施一般，价格适中，住得人就多，向阳的、楼层好的都住满了人，只有一楼，还是阴面，有几间房空着。
任之良办好了手续，带甄恪他们去住。甄恪进了房间，满脸的不高兴，无缘无故地给徐树军发了两次火，徐树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顶头上司。估计是对住宿不满意，但反过来一想，这也是按他的意思办的，再说了，堂堂一个市委领导，不会为这么点小事无缘无故地发火吧！尽管这样想，在晚饭的安排上，他多了一个心眼，再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了。他指示任之良在一家酒楼安排了一桌饭菜。不料他又错了，甄恪到了酒楼前，愣是不下车，他满脸的不高兴，叫过徐树军，训斥道：“出门办事，该省的就得省着点，随便吃点面条什么的就行了，何必讲这个排场。”
徐树军也满脸的不高兴，他叫过任之良，没好气地说：“把这饭菜退了！”
任之良找大堂退饭，大堂说大菜已经做好了，要退得交违约金，并提出了一个数，任之良不接受，就和大堂纠缠在一起。徐树军等了一会儿不见任之良出来，气冲冲地找到他，就骂上了：“不就几个臭钱吗，给她算了，书记还在车上等着呢！真是！”
任之良只好交了钱，上了车，左拐右拐拐进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