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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军叹口气，说：“这事儿你不在乎，我们在乎。这几年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不能让受了苦的人吃亏吧？”
“只要有领导这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心意我领了，我真诚地谢谢你。但你让我跑什么门子，怎么去争，我做不到。不是我清高，我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了，没有那个天分。”
徐树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看得出来，任之良说的是心里的话，他进一步证实了任之良与“封官”风波没有任何关系，他可以继续使用他，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极力推荐他。
过了几天，正当抗震救灾工作最需要全局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的时候，局里却谣言四起，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云遮雾罩的，真假难辨。当前传得最厉害的，也是最能蛊惑人心的莫过于“组阁”之说了。骆垣这次组阁，局里人人有份，就连司机小黄都有个局车队队长的头衔了，任之良却从前些天拟任的副局长变成了主任科员。
局里的人都说他是徐树军的红人，实际上，他和徐树军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他只是履行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全力配合、支持局长的工作。他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那种人。他在工作中做过不少违心的、他不愿意做而必须要做的事，但没有一件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昧着自己的良心做的。任之良在局里有威信，大家都相信他。因此，骆垣以甄恪曾经过问过任之良一事，就说任之良要当副局长了，一是给自己造势，二是挖徐树军的墙脚。他找任之良套近乎，任之良没有买他的账，于是他在新的“阁员”名单中，就让任之良完全靠边站了，其手段无异于孩童过家家。
但就是如此低劣的把戏，也搞得全局人心惶惶。可见人们对自己在本单位的地位和权力，看得如此之重，竟至于丧失理智，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任之良就此问题再次陷入沉思。
十六
徐树军、任之良他们再次赶到地震灾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安置。受灾严重的村，家家户户搭建了帐篷和暖窝（在地上挖个坑，用木料和麦草盖住上边，人住在里面，比帐篷里还暖和，故被当地人叫做暖窝），加上送来了烧煤和粮食，度过这个冬天，看来问题不大。
他们在乡上了解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就走村串户，核实一些情况，为安排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来到马莲沟村，进村不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伙解放军战士面对面地跪着，都在向对方请求着什么。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一双泪眼看着他，哽哽咽咽地对他说：“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们吧，收下我这老婆子这点心意吧！”她说着把一篮子鸡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过篮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起来，任之良说：“老婶子，有话起来说，这样可不好。让他们的首长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评的呀。”
老人听了这话，就擦眼抹泪地站起来。战士们见老人站起来，也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把老人扶到帐篷门前，坐在一根木头上，反复说着一句话：“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
任之良对老人说：“老婶子，这样多为难他们呀，你看，让战士们跪在这样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们跪出毛病来呀。”
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说：“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条老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眼下他们要走，我老婆子也没个啥，就煮了这几个鸡蛋，又不值钱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们硬是不肯要，这叫我咋过意得去啊！”
原来，这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一个小孙女相依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两间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孙女被埋在废墟中。连夜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由战士们轮流去医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孙女。所幸她祖孙俩都只受了点外伤，不几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里，战士们为她搭建了帐篷，送来了大米、面粉、罐头、衣被、药品和几百块钱，又帮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饭、洗衣裳，使老人度过了地震之后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在战士们完成任务就要撤离的前一天，老人从东家西家凑呀凑的，凑了几十个鸡蛋，带着小孙女到战士们的驻地送行。不料，战士们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鸡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着小孙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战士们的面前。任战士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说不收她的鸡蛋，她就这样跪着把战士们送出村子。战士们无奈，面对老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就这样，被任之良他们给碰上了。
任之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老人说，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的，劝她还是不要为难战士们了。老人仍然不肯罢休。任之良说：“战士们就要走了，鸡蛋你先放着，我走的时候替你带到市里，再通过组织交给战士们，你看这样可以吗？”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给老人敬了个礼，排好队，向村头走去。老人流着泪，望着战士们，直到他们渐渐远去的影子在她的视野里消失。
战士们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帐篷里，问了问老人有没有过冬的煤，粮食够不够吃，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帐篷内外看了看，对老人说了些安慰的话，向另一家走去。
看了几户人家，情况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亲，便向徐树军请了一会儿假，徐树军说：“还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灾情发生后，你一直忙着救灾的事，也很少来照管她，孤儿寡母的，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
他们一行到了任之良母亲的帐篷里，母亲明显地消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见了儿子，满脸堆起笑容，慌忙让着客人坐。任之良对来人一一做了介绍，母亲笑呵呵地问着好，又忙着倒茶、拿馍馍。他们坐定后，徐树军便向她问长问短，和她寒暄上了。母亲说，村上挺照顾她的，第一批帐篷刚到，就给她搭了一顶，村上、社里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往她家里跑，现在吃穿都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愁。
她见徐树军他们挺随和的，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了。当她讲到一个从外地人来灾区帮忙的事，引起了徐树军他们的注意，都静下来，听她讲这个外乡人的故事。
她说这个人是自己带着干粮来到马莲沟的，起初大家还以为是马莲沟谁家的亲戚呢，后来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从大老远的来，就是为受了灾祸的人做点事的。他来以后，给母亲劈柴、挑水，送孙子上学，还从废墟中挖木头、家具。
“你们进门的时候也看到了，”母亲说，“帐篷外面放的那些个木头，就是这人一根一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手都出血了，看着都让人心疼。”她又指着帐篷里的家具，“你们看，这些个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挖出来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过来，给修好的。”她叹口气，“这人呀，不仅心眼儿好，还是位细心人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徐树军也感叹道。
“可不是吗。”母亲又说开了，“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这做那，还有一些手艺人，给我们修个桌子板凳，补个锅锅碗碗，垒个墙码个砖的，还来过一些乡村大夫，自己带着药呀什么的，白白给我们看病吃药。这些个人，这么帮我们干活，到谁家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不吃我们的，说我们正缺粮食呢。你们说，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
“我们也听说一些，”徐树军问，“你有没有问过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倒没有，”母亲有点遗憾地说，“会听口音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的还老远老远哩。也没有听谁说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说。像我前面说的，帮着我干了活的那个，我咋问，他都不说，他只说他是一个‘好心人’，还说，如果有一天，他有难了，别人也会去帮他的。”
任之良听到这儿，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想，人类的这种行为，被我们套上了崇高的光环，称作一种高尚的行为。是的，从道德层面讲，这确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高尚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人都会说，是教育的结果，是后天学习形成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把这样的观念打个粉碎。母亲说到的那些好心人，是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人教导他们怎样去为别人服务，他们的这种高尚行为的动机来自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相反，有的一生都在接受“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损害人民的利益。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母亲还在和徐树军说着话，任之良望着她，心里一阵难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惦记着母亲，他知道，母亲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会有人照顾，事实上也是这样，震灾发生后，母亲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他同样知道，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母亲是多么需要他呀。
十七
母亲是乐观的，是完全理解支持他的。他也看得出来，经过这段时间，她显得更加老迈，更加憔悴，几乎头发全白了。在和徐树军说话时，她很少说她自己，徐树军问到她的生活，她也一个劲儿地说，好着呢，有吃的粮食，有住的帐篷，过得好好的，叫良子就不要惦记着自己了。她倒是说了许多村社干部的事，说他们如何不顾自家的安危和余震的威胁，挨家挨户排查险情，转移安置群众，安抚人心。说到本村村委会主任江永鹏，母亲一脸的兴奋，她说：“那才叫我们的主心骨，出事以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真是一个铁打的汉子。”
母亲讲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打动了徐树军，也打动了任之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对徐树军说，可不可以把灾区发生的这类好事搜集到一块儿，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广为宣传。徐树军马上表示同意。
天黑了下来，徐树军赶往县上，任之良留下来，搜集灾区出现的好人好事。当晚，他就住在母亲的帐篷里，和母亲说了半晚上的话，才安然入睡了。母亲看着熟睡的儿子，眼眶里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儿。
任之良呆在马莲沟，他了解到，各级政府下拨的救灾款基本全数到位，各地政府和民间的捐款、捐物也陆续运到灾区，救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眼前，一排排棉帐篷整齐地坐落在村头，一个个暖窝冒着缕缕炊烟，曾经的一堆堆废墟，如今已成平地，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重建家园了。
他在村里寻找那些曾经受过外乡人帮助的乡亲了解情况时，碰上了林思凡，她是驻在灾区进行采访的电视台记者。任之良多少了解一点，这是一位性格十分开朗的姑娘，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他俩寒暄一阵，林思凡说她拍了不少镜头，包括任之良要搜集的那些事迹，她都拍到了，这倒让任之良喜出望外。她说，除在新闻节目中用过一小部分外，大量的镜头没有用过。他俩交换了一下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任之良说：“这很有意思，你不想把你的这些镜头都用起来吗？”
“怎么用？”林思凡诡秘地一笑，说，“想必任大主任有主意了，不妨说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哦，不敢当，”任之良想，这姑娘果然心直口快，他和她在此之前没有打过交道，见面不久，就什么玩笑都开起来了。于是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班门弄斧之嫌了。”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是想说，咱们搞一个专题片，讴歌那些平凡而善良的人们。是这意思吗？”林思凡问道。
“对，就这意思，咱俩想一块儿了。”
“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嘛。”
“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林大记者心中有数了吧？”
“我不说了吗，讴歌那些平凡而善良的人们。”
“是不是有点俗了？”
“不妨说说你的高见。”
“可不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人性中不为人们所觉察的东西？”
“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新闻记者的视角观察问题，我跟你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我注重的是它的社会功能，你注重的是它的思想功能。不知我说得对还是不对呀？”
任之良笑笑，说：“我是外行，也就随便这么一说，到底怎么搞，还得靠你。”
“得了吧你，还外行呢，我看你够内行的了。好了，我把我拍的带子给你，你抽空看看，这个专题片的脚本就由你来写，其他事由我来做，行不？”
“还有什么行不行的呀，你都下命令了，我就只有执行的份了。”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俩这是合作，谁给谁下命令呀？”
“好好，咱俩合作。”
“我逗你玩呢，你那么认真干吗？”
任之良说：“好了，你别逗了，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需要拍的东西，如有需要拍的，就抓紧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回去向领导汇报，把这事定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干了。”
“暂时没有什么可拍的，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来补拍的。我们可以回去了。”
他俩的建议，市里很快就同意了。至于主题，上面定了调子，在讴歌人民群众互助友爱精神的同时，要突出党的领导，突出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的核心作用。任之良理解这点。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林思凡提供的录像带，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就赶出了脚本，之后由新闻主管牵头，组织有关人员对脚本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脚本的基本方面给予了肯定，修改的方面主要是：领导出场的镜头有点少，市里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都得出镜，此其一；其二，群众个人之间互帮互助的精神、基层干部的作用和外乡群众无私援助的精神表现得比较足，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其三，题目《人间真情》过于感情化，似乎不大妥当，也一应考虑修改。
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任之良和林思凡，他俩互相对视了一下，任之良问：“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林思凡说，停了一下，她又跟上一句，“有也白有。”
任之良笑笑，说：“不妨说说？”
“这很重要吗？”
十八
任之良点点头。林思凡看着他认真的样子，说：“立意深刻，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活泼，表现力度大。”她顿一顿，说，“我想，你应该去写剧本，或者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什么的，可能比当这个办公室主任更合适。”
任之良望着她，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羞我呢，我听着脸都有点烧了。”
“随便你怎么想。”
任之良凝视着林思凡，她给他最突出的感觉是，其外为秀美，其内为得理不饶人。她穿着十分朴素得体，浑身透着秀丽的气质。有人把天生丽质的女人比作精美的艺术品，那么眼前的这位林思凡，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是经过文化着色的上乘之作，和她在一起，能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
实际上，林思凡也在阅读任之良，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相貌平平，放在人群当中，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与他刚一接触，就给她一种独特的感受。她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可以说阅人无数，她自认为，她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
他俩看着对方，沉默了一阵子，林思凡说：“说句题外话，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脚本搞出来，肯定会十分感人的。你是一位很有情调的男人。”
任之良有点意外，他笑笑说：“你该不是说我是位情种吧？”
“你觉得你配不配当个情种呀？”
任之良觉得不能就这个话题再深入下去，于是他转了个话题，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林思凡说：“看来我们很投机，哪天有空，我请你喝酒。”
任之良点点头，林思凡站起来要走。她出了门，回头把门打开一道缝，隔着门缝，扮个鬼脸，戏谑道：“再见，良子。”
任之良忍不住笑笑，挥一挥手回敬她：“滚吧，疯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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