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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正说历朝十大冤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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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巫师死了,平民百姓自然也死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冤案。或许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没有冤屈,但具体到无辜罹难的涉案人尤其是无辜百姓,其覆盆之冤是惊天动地的。幸而武帝对这场惨祸的危害有所察觉,他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年迈昏眊中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错失,作出深刻反省,颁布“轮台诏”,定下“禁苛暴、止擅赋”和“富民”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秦亡的覆辙,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这是武帝之所以为世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巫蛊案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喟叹、嗟呀,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惨案似乎应该有人负责,那么谁该负责呢?似乎所有人都很无辜,所有人都在挣扎,就是没有人负责,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正如宋代诗人陈普的一首诗所言:
  几多爱子出萧关,
  山积胡沙骨未还。
  正好望思台上泪,
  随风北去洒阴山。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说他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啊。”其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曾祖时迁居钱塘,祖父曾做过工部主事和兵部主事,父亲“隐德不仕”。于谦自幼聪颖好学,机智灵动,志向高远,善于应对,坊间留下不少他机智联对的趣闻。于谦对古人行事节操尤为看重,他仰慕岳飞、文天祥,作过不少歌咏岳飞的诗词,如在《岳忠武王祠》中,悲叹岳飞“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他家中悬挂有文天祥的画像,还写了赞词:“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体现出他对为国家抛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14岁,考中本县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读书之余,与同窗学友一起游览杭州美好景致。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时年23岁,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两年多后(1423年),于谦又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深入险地,微服私访,对一些军官的行贿拉拢无动于衷,秉公上奏,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奏明湖、广、贵等地将卒贪功妄杀,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对立紧张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继位,听闻于谦事迹,任命其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于谦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声音绕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宣宗特召于谦扈驾,随帝亲征。
  朱高熙是宣宗的叔父,永乐帝的次子。他善骑射,有膂力。父亲朱棣靖难起兵,高熙曾随军作战,勇猛直前,很受朱棣喜爱。朱棣称帝后,朱高熙又随征漠北,战功累累。而其兄高炽性情温和,仁厚儒雅。朱棣有意将高熙立为太子。但按照历代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传统,朱棣最终没有说服群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熙为汉王,敕于云南建国。高熙不肯就国,向母后哭诉,改封山东乐安。其后,朱高炽继位一年即崩,其长子朱瞻基继位。高熙招募死士,私造兵器,暗约将士共为谋逆,企图重演一幕靖难,夺取侄子的皇位。消息传到北京,宣宗果断亲征,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御史于谦等扈驾。朱高熙野心勃勃,原打算从乐安直攻济南府,但得知皇帝亲征,一下子惊慌失措,豪气顿失,只知缩守乐安,听天由命。宣宗迅即包围城池,放炮震吓。朱高熙魂飞魄散,乱了手脚,未经一战就出城投降。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口数朱高熙的罪状,于谦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朱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该万死万死。”宣宗大悦,回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简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以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间,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固堤坝。同时每五里设立监哨站,派专人巡守。经此修筑,水患得以舒解,黄河十数年没有决口。于谦还令当地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植树木,开凿水井,以排泄黄河水势,又可以供行人饮水和歇凉。
  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二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元老“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二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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