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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低下头，尽量去想些别的事，想他的鸽子，想鸽子的眼睛和叫声，想鸽子身上的每一根羽毛……唉，还是又想起了那羽毛一样的雪花……
……雪花安详地飘落在小路上，路灯的光发蓝。她要搀着他，他不让。“摔坏了我可不管！”她冲他喊。“再也坏不到哪去了。”他说。气得她直笑。他们去看电影。
下雪的晚上。很静。她的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细碎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再也踩不出那么好听的声音了，脚尖总是在路面上拖着。明天，要是有两个小孩儿看见他的脚印，一定会奇怪这是什么东西走出来的。唉，他也爬不上那个电影院的高台阶。他们在散场的出口处等着，出口处没有台阶。那天看的是《迟到的春天》。只要能到，迟一点怕什么的？
“回去晚了，你怎么跟家里说？”
“就说是单位里组织的，不看不行。”
原来是偷来的春天，他想。
她的目光在他脸上飘了一下，慌忙岔开话题：“什么时候能在银幕上看见你的名字。我是说，编剧，或是根据你的小说改编的。”
“没这个可能。”
“你总不相信自己！”
他不说话。他确实是不太相信自己。
她把那条挂着雪花的淡蓝色的小围巾缠在他脖子上。
“这像什么。”
“没事儿，没人看得见。”
雪花在路灯周围旋转，像一群飞蛾。毛绒绒的小围巾带着她的味儿……
脚步声远了。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冰凉。他打了个寒噤，看着那对青年男女远去的背影，自己也弄不清都想了些什么，就把那枚硬币抛向空中……好像是想起了许多台阶。高高的台阶，剧场的、书店的、小餐厅的……人们轻盈地迈上去，敏捷地走下来，“踏踏踏踏”，那么随便，那么简单的事。他也有过那样的腿。腿不坏不知道。健康人很难懂得，那些随便而又简单的事有多好。台阶。还有楼梯。楼梯拐弯处的灯光。把鞋底上的泥蹭在台阶的边棱上，跺跺脚，敲门，门开了，开门的是她……不过，那只是梦想。他只去过她家一回，没有进门，也没上过那楼梯。只在那楼梯前见过几张严肃的脸——如临大敌般地从楼梯的缝隙间朝下晃了晃。他原本真以为伤残是不重要的呢！原来只是去找一个同性朋友的时候才不重要！或者是去找一个把伤残看得很重要的姑娘的时候，伤残才是不重要的！他不是第一次到别人家来做客，但却是第一次不被欢迎，因为这一次他要找的姑娘不具备“免疫力”！她慌慌张张地从楼梯上跑下来，站在楼梯前和他说话。他不怪她。他看得出来，她不能让他到家里去坐坐，心里有多难受。楼梯的缝隙间，那几张惊恐的脸仍不时朝下张望，一闪，不见了；又一闪，不见了。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得癌症呢？正像谁愿意自己的女儿爱上他这样一个瘸子呢？他还是走吧，快离开这儿吧。找一个借口，大声说：“没什么事。我路过这儿。我还有别的事。我得走了。”以便让楼上的人也听见。……不过，那次倒是一个证明，证明她也爱他，她家里人已经发觉了，否则她家里为什么不欢迎他呢？那是他第一次想到她也会爱他，通过一个痛苦的证明。
你倒了霉，又不知道该恨谁；你受着损害，又不知道去向谁报复；有时候你真恨一些人，但你又明白他们都不是坏人；你常常想狠狠地向谁报复一下，但你又懂得，谁也不该受到这样的报复。世间有这样的事。有。你似乎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抛进了深渊。你怒吼，却找不到敌人。也许敌人就是这伤残，但你杀不了它，打不了它，扎不了它一刀，也咬不了它一口！它落到了你头上，你还别叫唤，你要不怕费事也可以叫唤，可它照旧是落到了你头上。落到谁头上谁就懂得什么叫命运了。
他坐在黑夜里。在风中。乌云的下面。
早春的夜里，还是挺冷。
他坐在那儿，不动，在想。
很多事得费好大劲儿去想。譬如说：命运。
这两条残废的腿对他的命运起了多大作用呵！可是，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使他的两条腿成了这样的。病毒感染也好，风寒侵袭也好，偏偏让他碰上了。就因为那么一个偶然的念头，他非要到那间八面漏风的潮湿的小屋里去睡不可；母亲不让他去，他不听。真不知当时想起了什么！
一颗流星划过黑沉沉的天际，不知落在了哪里。
如果那颗流星正好落在了一个走夜路的人身上呢？正好把脊椎骨砸断了呢？行了，这个人今后的生活肯定要来个天翻地覆了，一连串倒霉的事在等着他。而这个人之所以恰恰在这个时候走到了那个地方，是因为他刚才在路上耽搁了几秒钟，为了躲开一只飞过来的足球。而那个孩子之所以这么晚还在街上踢足球，是因为父母还没有回来，没人管得了他。父母没有回来，是在医院里抢救一个急病号。急病号是煤气中毒。怎么煤气中毒了呢？因为……好了，这样追问下去，“大约可以追问到原始人那儿去，不过就是追问到总鳍鱼那儿去也仍然是没有追到头。你还得追问那颗流星，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落在了那个地方。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宿命，懂吗？”那个下身瘫痪了多年的老大学生说。
腿刚坏的时候，他住在医院里，和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学生同病室。有一天，年轻的女大夫对他说：“人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女大夫走后，老大学生望着天花板笑。
“你说，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老大学生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能。”老大学生自己回答，很平静。
“为什么？”
“不符合辩证法。”
“辩证法上说不能？”他心里很焦虑。那时候他只懂得辩证法是好字眼儿。
“人要想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除非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规律都认识完。可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宇宙中的事物却无限，有限怎么可能把无限认识完呢？”
“认识一点就会少一点。”他搜罗着自己的知识，想驳倒那个老大学生。他希望女大夫的话是对的。
“嗬！愚公移山。这当然好，”老大学生忍住笑，“你学过微积分吗？知道‘无穷大’是怎么回事吗？”
他摇摇头。
“两个没边儿没沿儿的东西，你说哪个大呢？被认识了一点的无限和被认识了许多的无限，还都是无限，哪个小呢？譬如说……”老大学生想举个例子，但一时举不出。
“您就说辩证法吧，我就相信辩证法！”他说，觉得那家伙是在故意卖弄学识。
“其实相信辩证法就够了。辩证法认为没有终极真理，也就是说，人不可能把世界上的矛盾都认识完。可这些玩意儿并不因为你没认识它，它就不伤害你。这就是偶然，命运，一种超人的力量，有时候把你弄得毫无办法……”
现在他有点懂了。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他看看自己的两条腿，想想他的鸽子，有点懂了。这些年他求过多少名医呀，腿还是治不好。他找了十天了，“点子”还是找不着。不承认那种超人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当然，那不是神，宇宙中没有一个全能的神；要是有倒好了，神总该怜恤他了，对他开开思了。它不是人，你理它没用。它混蛋透顶，你却只好由它去。你自己要是不混蛋，你就只好自己去想点办法。
他坐在几节水泥管道上，望着天，有点懂了。扫街的老头就总爱默默地坐着，看天。老头不会说，但他肯定早就懂了。老头无论碰上什么倒霉的事，从来不说别的，只是说：“瞧瞧怎么办吧。”
怎么办？
光说不练假把式？
但是也不能太固执？
按照退稿信上说的那样改？
最终会因为固执而失败？
男左女右，他伸开左手，借着路灯的微光仔细看。确实，事业线又深又长，但上端消失在一片乱糟糟的细纹中……“你怎么知道这些细纹表示的是固执呢？”他问看手相的人。“天机不可泄露。对你来说，就是固执。”……他当时装得无所谓似的笑笑，但心里实在是别扭……
他又把那枚硬币抛起来，想：如果是“麦穗”那一面，我就不再固执，就改。硬币落下来，他攥在手心里，又想：如果是“国徽”，就是说，命运告诉我不能改，我还是要写我真心想写的东西，而且下一次就能发表。他猛地张开手，妈的，是“麦穗”。
风，正穿过街道，带着尘土和纸屑，还有刨花。播音员在远处报告明晚的电视节目。
不，三局两胜才算！他又急忙把硬币抛起来。他总是这样，如果三局两胜不行，还有五局三胜，还有九局五胜。他有很多怪想法。
“十”是个吉利的数目，但如果第十次不行，他就相信第十二次，“十二”有更完美的意思。“十二”还不行，还有“二十”——“十”的加倍。“二十”再不行，就“三十”——取“三十而立”的意思，也吉利。还有“六十”，六六顺。“一百”当然更好……硬币落在他腿上，还没容得他再考虑一下，就已经看见了：麦穗。他又抛。又抛。又抛……
那天真是有了鬼了。
烟蒂在空中划了一道闪亮的弧线，落在了远处。他靠在墙角里，呆呆地看着那点火光慢慢地熄灭。
要是先说国徽那面儿就好了。
“后说‘麦穗’就好了。”他说出了声。
他费劲儿地站起来，离开了那个角落。
４
都说，大约在十点半左右，又听见他呼喊起来。也有人说，是在电视台的节目结束之后好一阵子，十点半肯定过了。
“嘞儿嘞儿”
“嘞儿——嘞儿——嘞儿——”
还是有的说在城西，有的说在城东。
什么“国徽”呀，“麦穗”呀，就那么回事！他可真有辙，刚才抛硬币的时候还那么提心吊胆的，这会儿又说“就那么回事”。扫街的老头说得对：“你心里想往东，你就别往西。”他有什么事想问问老头该怎么办的时候，老头就这么说，不说别的。
他得去找他的鸽子。不找心里更难受，回去也睡不着。
要是找不到“点子”，可不是好兆头。就等于是说，他盼望的事到底还是得落空。那不行。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过，说他从小就是这么个牛脾气。有人说他死心眼、太老实，说话时的神态流露出另一种意思：笨。“太老实”常常是“笨”的尊称。也有人说，搞创作就是该这样严肃、认真，有自己的主见。他当然是爱听这后一种说法。其实呢？他自己知道，不那么简单。固执也好，认真也好，都太简单了。固执不是天生的性格，认真也不是。他想发表自己写的东西，比谁想得都厉害。如果不是感到过一次沉重的屈辱，他大概早已经不固执了，早已经忘却了认真……
姑娘走后的第二年。秋天。下着雨。
他把一篇稿子送给那个作家去看。一大早就去了。雨天是他的星期日，不用扫街。
“你还是没有照我说的那么去改。”作家看完了他的稿子说。
“我还是觉得这么写真实，”他说，“生活里有这样的事。”
“真实？就因为真实？”
“我觉着，”他吭吭嗤嗤地说，“这里面有值得深思的……”
“真实！那也要看什么样的真实，怎么个写法。”
“这我知道……这篇东西艺术水平很差……”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发表！”作家有点急了，“是尽快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呢？他没来得及细想。
作家，还有作家的妻子，那么认真地看他的小说，那么焦急地希望他快些成功，就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心里很感动。窗外的冷雨越下越密。作家的小屋里很暖和，从心里觉得温暖。墙上挂着普罗米修斯受难的油画。书架上摆满了书，有几个残破的陶罐，有一只陶瓷的小骆驼。作家弓着背坐在沙发上，再把他的稿子看一遍，把稿纸翻得很响，用红笔在上面圈点着。作家的妻子问他，腿疼不疼，累不累，把一个小枕头垫在他腰后，递给他一支烟。他慌乱中把烟拿倒了，过滤嘴儿烧焦了……
“总之，我不能说主人公的这些想法不真实，或者不对，”作家抬起头，“可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把关于生和死的这几段尽量压缩，尤其是写到死的地方，干脆删掉。”
“可是，他不可能没想到过自杀。”
“你的小说，要靠贯穿乐观的精神去取胜。”
“可这并不矛盾……”
“听我的。别太较真儿，太较真儿什么事也干不成。其实凭你这种情况，只要写得差不多就行了。”
凭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呢？他当时也没有细想。
“照咱们商量过的那样去改，我保证你能发！”作家说，“你放心，没问题！”作家说得很肯定。
作家送他到汽车站的时候又说：“我有一个朋友，报社的记者，听了你的情况很感兴趣，想给你写篇报道。所以你得。快些，快些发表几篇。不必要求太高。”
他被成功的前景搞晕了。
回来，一宿都没有睡安稳。秋雨下个不停。闪亮的雨丝一直在窗外的路灯下跳动，像一根根弹动的琴弦。他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印在刊物上会是什么样；想象着认识他的人看到那份刊物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想象着那个记者来了，自己怎么说……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哟！这不是扫街的那个瘸子吗？！”不错，正是！……人们看他时的眼神再不会只是怜悯了，更不会是歧视了，而是惊讶、佩服……她呢？第一件事当然是给她寄一本去。如果能在她所在的那个省发表就更好了，先不告诉她，让她自己买到时吃一惊……她的父母、亲友，还有什么理由说她对他只是出于怜悯呢……
……“你别急，你能写出好东西来的。写出来让他们看看。”她仰着脸，后脑勺顶在树干上。
一群白色的鸽子在荒岗上空飞着。她坐在他身旁。春天的天空中还飘着几只风筝，很高。
“让谁们？”
“你知道。”
是。他知道。
“他们只是不了解你。”
是。这他也知道。她的两个姐夫，一个是副教授，一个是年轻有为的画家……
他不睡了，坐起来；拉开灯。从别人的眼神里感觉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感觉出自己对别人很有用，是一件来劲儿的事。他穿好衣服，坐在小桌前，铺开作家送给他的那沓稿纸，激动得手都发抖。他想抽那盒好烟，从抽屉深处找了出来。“点子”被吵醒了，在“小木屋”里叫。他把“点子”放出来，让它在床上走。他不断把稿纸展平，吹去落在上面的烟灰。按照商量好的写。总想着那个记者和“身残志不残”这句话。“点子”、纳闷儿地在床上走了一会，又飞进了“小木屋”，它认得黑夜。
他用了五个晚上，写了一篇万把字的小说。拿给那个作家看，作家捏着下巴，好一会没言语，最后说：“行，包在我身上。”后来，那篇东西发表了。他现在都不愿意管它叫小说。这么多年来他只发表过那一篇，但那却是最大的失败，或者说是最大的屈辱。
“是个人都想赚点稿费了！”有人说。
他没太在意，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妒嫉。
“行呵哥们儿！多少钱？”有人问。
他回答了，还请了客。
“听说你上报纸了？”“听说要给你上电视？”
传走了样儿。他解释了，不过却总想着报纸、电视。那个记者还没来，他不好意思向那个作家去打听。
“真够能瞎编的！”有些人说。
他心里一颤，知道很多地方是瞎编的，不真实。
“就他妈这玩意儿还发表哪？假里咕唧的，挂块骨头狗全会！”也有人这么说。
他心里发虚，不敢争辩，很别扭。
“嘘——，瞎嚷嚷什么你！你知道作者是……”“哟，我不知道，是吗？！”
他像是突然掉进了冰窟窿，有些清醒了。
“我最看不起为了发表胡编滥造的人了，艺术水平差点倒还可以原谅。”“算啦，有能耐你跟那些名家嚷嚷去！一个残废人，你还要他怎么着？”
他原来是在走向深渊，而他却还以为是在爬向山顶呢！
……
他头一次清晰地感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好人，在心底都对伤残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或鄙视。不能像要求一个正常人一样地要求一个伤残人。如果是赛跑倒还有道理，可这是写作！似乎残废的肢体必然配备着残废的灵魂。你跟一个伤残人较什么真儿呢？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好像连发表伤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