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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
“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
“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
“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
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秘书有事出去了。总领事一改冰冷的语气，向爱因斯坦低声说：
“教授先生，您的决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伟大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
法西斯不会放过你。看，这都是德国报纸。”
总领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报纸，说：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我以人的名义对您说，千万不要回德国。”
秘书进来了，他听见总领事还在对爱因斯坦规劝着：
“……报纸上写着，革命将给德国带来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应该相信元首的话，回德国去吧。”
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人又充满希望。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爱因斯坦参加义演音乐会，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募捐。无线电里传来不祥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３月２８日，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避难。
不久，爱因斯坦坐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
１５岁那年，爱因斯坦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在中年时，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现在，德国已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爱因斯坦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
永别了，德国。
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爱因斯坦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爱因斯坦住处的消息。因为爱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学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黑名单上的人，已屡屡遭到纳粹间谍的袭击。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艾尔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爱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尽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进行斗争。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恩斯特·海曼签署了一个“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的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愤慨地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又声称退出科学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现政府下继续为普鲁士邦效劳。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１９１３年他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
“普鲁士科学院尤其为爱因斯坦在外国的煽动活动感到痛心，因为它和它的院士们始终觉得自己同普鲁士邦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严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它没有理由感到惋惜。”
４月５日，爱因斯坦发表公开信，抗议普鲁士科学院对他的诬蔑：
“我从十分可靠的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
“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而且我必须补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任何这种诽谤活动。一般说，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和评论德国政府负责人士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方法来灭绝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向报界发表过的声明所关涉到的是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此外，我把德国目前的情况描述为群众中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而且还讲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写了一篇东西，允许‘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用来呼吁大家对它的支持，但这完全不是想给报纸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对那些遭到危险的文明理想忠诚不渝的明达之士，尽最大力量来防止这种群众精神变态的进一步蔓延，这种精神变态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显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状。
“科学院在发表关于我的那份声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论的正确文本，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德国报纸所转载的我的言论，故意歪曲原意；对于今天被嵌制的舆论来说，这种情况实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准备对我所发表过的每一个字负责。为了礼尚往来，我希望科学院把我的这份声明让它的每个院士都知道，也让德国的公众知道，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为科学院本身也在公众面前对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冯·菲克尔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信：
“作为现任的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我敬奉告，我们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关于辞去您的科学院院士职务的通知。
“科学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体会议上注意到您的辞职。
“科学院对事态的变化深表遗憾，而引起遗憾是这样的事实：一位最高的科学权威，在德国人中间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来担任我们科学院的院士，按理他应当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德国人的思想习惯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同国外这样一帮人结合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学院愿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
“我收到了你们本月７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
“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
“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
“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
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１９３３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９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
“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