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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童生年七十，初次观场，自言功夫纯熟。方应试，学使因取《四子书》各首句并作一题：《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应声曰：‘道本乎天，修而廷献也。’学使叹服。”
这就显示了高度的概括力，敏锐的总结力。虽然是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作八股文的功力，限制思维反应的敏锐程度，似乎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学使才叹服。
能够把空洞无物、不可理解的“圈圈”从不同角度破析之，又能够把四种书的第一句，这样不连贯的语句而又包涵几乎全部孔、孟思想言论的书概括为一句话，这种能力的获得，这种方法的掌握，原因是什么、关键何在？主要可以集中在一个字上，即“熟”字。明代嘉靖时状元唐顺之，是著名中国古代数学家，又是八股文专家，精于制义，曾自为诗云：“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这是经验之谈。唐顺之明末视师浙江是抗倭名臣，名著有《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分法”、“六分”等论，即数学中的三角学、几何学。又有《荆川集》。以八股名家却致力于数学，现在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仔细研讨之，会发现在思维轨迹有相通处，即同是理性的思维，用的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因果论证的逻辑思维。虽然叫“文”，但它首先不同于“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自然它也可以加入形象思维、感情色彩的成份，但在此先不讨论。先来说说“熟”。所谓“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书籍的熟，一是写作方法的熟。所谓熟能生巧，妙文是由熟练的技巧产生的。而思路却是由读书的疑问产生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在多读、多思考、多练习上。自然这里面每个人的不同智慧、性格、毅力还起着很大作用。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智慧与苦功，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五记明代正德时唐皋字心庵故事云：
“按唐皋，歙县人，家甚贫，襟怀洒脱，才思敏捷，文不加点，若中有所改动，则别构一篇，少负才，自以为必售，及屡困场屋，时人嘲之曰：‘徽州有个唐皋哥，一气乡闱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里，其奈京城剪绺多。’皋闻之，志益壮，自署其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四十六岁，中正德九年甲戌状元……‘愈读愈不中’四语，吾乡无不熟在人口。”
这种顽强的精神先不说，而这种正反对照的思路，正是精于八股作法的思维方式，正如将“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一样。也是受过八股训练人的思维轨迹。
八股文作法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就是按八股程式，起、承、转、合的全文布局。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又说：
“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胜用……”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这些话说得都十分简明扼要，不只是八股文如此，任何推理思维的全过程都应如此，这不只适用于八股文的作法，其实任何圆满的论证文字都应如此。处理社会客观事务的任何设想构思，不也应该设想到开头如何、结尾如何，中间种种变化如何如何等等吗？当然具体事务是具体事务。抽象思维、推理思维的八股文，其本身是空的。但不论什么题目，却又是实际的存在，据之抓住中心要点，展开思维，还是实际的。先提“原、反、正、推”四字，用现在话说：“原”就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话头，“反”就是再立起原始话头的对立面，以建立论证的形势，正面阐述题意的本位，进而推论题目的全部内涵，充分发挥。如果说“起、承、转、合”四点是文章表面的，那这“原、反、正、推”四法，就是表现文章内涵的四项原则。至于所说“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三点，则是表现内容的三种技巧，视题而定，视行文时思维过程的兴会而定。也启发了作文人的思维技巧。所谓“空中起步”，就可以领会为一下说到本质，在诗文名篇中这种章法很多，八股虽然形式上不同于一般诗文，但其思维表现内容时的技巧是有相通之处的。“实地立脚”这条便可理解为多从实际处着想，要尽量在论证时把抽象的理论、语言，落在实处。也就是言之有物，不可空走。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在话，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空话。至于所谓“绝处逢生”，就是在思维枯滞，没有话可说时，忽然有所领悟，或者忽发奇想，有了神来之笔。在行文方法上，能掌握了这三种技巧，那在文章布局上，不管什么题目，就都有话可说了。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什么叫比，就是排比，在内容论述上，都要两两成对。自然客观事物，所出文题，并不都是可以成对的。这就要就题意来思维破析，找出它的各种对立面，或相反、或相成、或映衬、或交替等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能从空间上、时间上、正反各方想出其有联系的东西，一个“圈圈”，便想到是标在“子曰……”的前面，既有前面，便有后面。相对，既有后面，也有前面，这样便想出“夫子未言之先”种种设想来。当然这种思维方法，要一定智慧才能掌握，不然便会出现“人皆曰树在庙前，我独曰庙在树后”笨想法，这就是纯机械的思维方式了。
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出“对比”共有七法。即“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这里所说的“剖一为两”，不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分为二”吗？所说“反一为两”，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吗？有时感到：虽然现代科学在一日千里发展着，而人的思维本能及思维轨迹本身，古人今人并无多大差别。有些摩登盲从的人，自己不动脑筋，却总爱把新名词挂在嘴上骗弄其他盲从者，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真是自欺欺人。闲话少说，还说老八股作法。刘熙载又说：
“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面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
这就是说前面所说“一”与“两”的关系，是内容上的，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照映陪衬，总之都是内容上需要，内容得到更大的圆满。而不是形式上的重复。如同律诗对仗的“合掌”之病，这就如“惠风吹柳絮，淑气舞杨花”之类的句子，是对偶中的大病。刘熙载又说：
“大抵言对不如意对，正对不如反对，平对不如串对。”
这个对偶原则，也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中所说的“意对为先、事对为次；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一样。这是中国古汉语中一切文体、诗词歌赋等最根本的原则，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八股文是以《四书》的范围命题，前举各例：韩菼一篇是会试卷、即现在所说的国家级考试。题目出全章书。《曲园课孙草》中各例，一般都是单句题，是初学作八股文的题目，一般也是考秀才时，即府考时的题目，用现在话说，是地区考试的题目。谓之小题。袁昶的文章是浙闱乡试拟作，是省里考举人的题目。则是两章书连在一起。这是全省考试。省城乡试、京城会试，这都是大型考试。乡试、会试首场都是三篇八股文。《林则徐日记》中记有不少次乡试、会试的题目。每次都是三题，现举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目：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忠恕违道不远。”
“丕显哉，文王谟；正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些题目，就与前举《曲园课孙草》中各文题目不相同，复杂多了，内容深多了。对作者的思维要求、知识深广度，也都要复杂的多，高深的多。因而可以理解到，八股文虽然出题的范围，只是一部《四书》，而一部《四书》就其内容讲，却是包罗万象的。用现代话说，是中国文化从无到有第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文献。内容包孕哲学、教育、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生活、艺术等等各方面的议论、材料，因而以之命题作文，虽然形式上都是八股文，而内容上就可能千变万化了。不只简单与复杂有差别、一句话的简单小题和全章书、连章书的繁简程度不一样。即内容具体表现上也大不一样，有纯说理的、论哲理、论政治、论教育……也有评价历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孔子、孟子时代以前的、及其当时的。如前引《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不就二题都应该写成史论式的八股文吗？而且高手写八股文，照样可以写成慷慨激昂或回肠荡气的抒情文字，在八股文名著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在此先不举例。
就《四书》内容、词句命题的八股文，虽然题目涉及到的学术范围很广，但写八股文之手法总以议论、叙述为主，又以朱熹注解为依据。刘熙载《艺概》中说：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具有之。”
所谓一本注释，就是指“朱注”，二本“古文”，就是以唐宋古文笔法，在以朱注解经之后，并发挥自己之意见，所以叫夹叙夹议，叙是注释，议是发挥。所以他后面又说：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另外八股文的要求，所谓代圣人立言是很重要的。如前举《女与回也孰愈》一文，其入口气代圣人立言的表现，看的十分明白。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以下，便全是孔子说话的口吻，而且似乎是反复教导子贡，其中无作者自己的话语，自然实际也是作者拟作，而语气表现却是孔子，因之叫“入口气”，叫“代圣人立言”。但也有的题目不是孔子的话，或不完全是孔子的语气。那如何办呢？也必须以朱注宣扬孔孟思想为主，这也是代圣人立言。叙、议是表现手法，而都离不开“经”。这是根本的根本。
以上所说尊题、熟练、内容安排、表现手法、叙、议根本等等八股文写作方法，实际都是很原则、很肤浅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细致地讲起来，什么“理、法、辞、气”什么“炼字”、“炼句”，什么“局势”、“柱法”、“句调”，什么“不散神”、“不破气”……凡此种种，那就更无穷无尽了。制义源远流长，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讲究了。刘熙载《艺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义要诀》道：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这三点其实已说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质上。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刘熙载在引文后却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语道：
“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这就是把“圣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点“识得道理透彻”，即思维严格训练、思路清楚这一内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点历史知识、史识史断等渊博知识的重要性，而认为“识经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论述的客观性，而是故作高调、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现在人发表意见时，亦常常作此论调，所说内容虽不同，而调门却是一致的。不禁哑然失笑。这不但不符合别人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观实际，他的《艺概》一书，前面《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等数种，无不道理通达，见解扼要，真可说是艺海宝筏，足以启迪艺事疑航，顺登彼岸。没有通达思路，渊博学识又如何能写得出，岂止是“识经旨”一点便可全能的呢？
总之，一切谈诗文作法的书或文章，谈来谈去，也只能谈一些极原则的东西，只靠谈方法，纵然谈的再细致，再具体，也学不好所谈的诗或文。也写不出所谈的好作品，因为写作的窍门，主要还在于读书和实践，主要还在于读和写。如具体到“八股文”，从前人讲八股的书及所见八股文来谈，其学会写和写好的过程，大概不外四个字：即“熟”、“练”、“开”、“会”四点。“熟”是书熟、笔熟，“练”是练思维、练技巧。“开”是开展读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读。“会”则是心领神会，思维方法的进一步提高，一通百通，进一步通达。初学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题，要求不太高，只限于一部《四书》出题，“五经”，读熟即可。等到乡试、会试要求更高，则不仅限于经书，就要读史、读集部古文，以及诸子百家。刘熙载《艺概》最后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句：“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说明要“知经”，就不能只读经，而要读史、读子，博览群书才可。再有思维锻炼的心领神会，不断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维规迹的关键。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汪钝翁（名琬）的话说作不好诗主要是不会作“八股文”的关系，认为“时文虽无关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训练思路，锻炼思维的关键。汪琬的见解，可以说是说在要害上，是知其当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如说八股文作法，这是一切的前提了。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本书书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开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这时虽然政权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还是明代的。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上，到各种形式及作者文风上，逐渐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比较，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但从文风上比较，在今天说来，比较难以理解，只能从表面上说些特征。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即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这当然是为了考试需要，因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数，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给参试者以较大字数上的自由，这样写起来较为方便。《制义丛话》中总结说：“长短得中，至今遵守，间不可易之定式也。”这一字数限制，大概到废八股文时，也还执行着。至于前选袁昶文，篇幅过长，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拟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场限制，随意写长，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又作总结性的发挥，词句较多，可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祖父《书香堂笔记》并加按语补充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