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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么？连长问。
张建军。
哪里人？
陕西。
陕西什么地方？
韩城。
噢，还是司马迁的老乡呢。连长冲我笑笑，又转头问，知道司马迁不？
这个叫张建军的新兵摇摇头。
你懂不懂规矩，连首长问你话要马上回答！我们的中士文书训斥道。
不知道。张建军赶紧回答。
今年多大了？我问。
十九。
学什么专业？
电路。
你怎么穿这么少，你的大衣呢？我看到他在发抖，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因为紧张。棉帽呢？
在车上。
那赶快拿回来。我说，收拾一下。
拿啥呀，在火车上呢。老贾笑道，这娃瓷得跟砖一样，到水青站了还在睡大觉，送兵干部不叫他他就睡到库尔勒去了。等他醒过来叫列车员开门，车门又冻住了打不开，最后要发车了才从窗户里翻下来。他叫车上的新兵给他递东西，人家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没商量完车就走了，他就这么光着来了。
你的供给关系呢？也丢了？我问。
在。张建军在军装口袋里摸出几张纸递给我。
我翻了翻，递给了司务长。
算你命大，关系没丢。我冲张建军扬扬下巴，桌上有酒，你拿一杯喝了，暖和暖和。
张建军看看我，再看看酒，没动。
喝了吧，喝完叫你们排长领你去找个铺先睡下。新兵总是比较老实，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所以我又说了一遍。
张建军又看看我和酒，还是没动。
靠，新兵蛋子，指导员让你喝酒你都敢不喝，不想在这里混啦？文书端着酒站起来走到张建军面前，拿上，喝掉！
张建军脸涨得通红，把手背到后面，使劲地摇着头。在场的人都“哧哧”地笑，我也忍不住笑。
行了行了，别吓唬这孩子了。我问司务长，库房里还有多余的大衣和大头帽没？
司务长回答说没有。
那先把我的大衣拿去用吧，大头帽我那有一顶旧的，你先戴着。还有盒冻疮膏在我桌上，你也拿去吧，记得每天在手上抹一点。我对张建军说，缺什么东西明天给班长报告，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现在去睡觉吧。
是。张建军敬个礼，走了。
那天喝完酒已经快一点了，文书在连部收拾桌子，我又给车场打电话。这周我值班，我至少得保证我值班期间不要出什么问题。拿着电话等了一会，总机告诉我没人接。不用说，李二明肯定是自作聪明地认为大雪天我不会第二次查铺，便不假外出了。这简直是对我智慧和领导才能的蔑视，绝对不能容忍。我立刻抓起手电出了门，开着连里那辆没牌照的破吉普去了车场。外面雪下得很大，车里冷得要命，我有点后悔把大衣给张建军了。到车场门口我开始按喇叭，但五分钟过去，亮着灯的值班室仍没人出来开门。仔细一看，大门朝外面锁着。我气得要命，但眼下也没办法，只能掉头回去。回去的路上我忽然开始担心起来，我希望这个见鬼的“锤子”下士别他妈的出什么事。按说我应该派人出去找他或者给军务股报告，但这样的天气，我又能上哪里去找他呢？报告也不行，汽车连是我带的连队，而我的连队永远都不能自取其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头回去。
但这种事让我睡不安稳，夜里三点又给车场打电话，还是没人接。第二天起床后再打，这次李二明的声音很快出来了。
我限你十分钟之内滚到连部来。我说。
我看着表，七分钟后，李二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连部门口。打报告进来后，他在我办公桌对面站定。
昨天晚上去哪了？
水青。李二明倒也不隐瞒。
半夜三更下着大雪，你羊肉吃多了跑臊吗？去水青干什么？
没干啥。他梗着脖子，看着别处说。
我没再问下去。李二明是个服役满三年的老兵了，而一个老兵想保有他的秘密，那谁也无法让他说出来。我不再追问是因为得到一个虚构的回答对我而言并无意义。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只好上报团里，建议把你除名。我不指望你给连里长脸，我也绝不允许你给连里丢人。
李二明没吭声。
你心里骂我没关系，但你要影响到连队，我肯定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没骂你。李二明看我一眼，说。
骂也没事。你走吧，十点之前搬回连里，从今天开始禁假一个月。
李二明扭头就走。
滚回来！你几年兵白当了，不知道怎么走吗？
李二明转了回来，面无表情地给我敬了个礼，走了。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禁他的假了。要是战时，我想，我十有八九会毙了他。
可是车场不能没人值班，于是我想到了张建军。
我完全不了解张建军，所以在让他去车场值班前，我把他叫到房间聊了一会。和昨晚不同，这时的他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常态，除了依然拘谨之外，身上的军装似乎也比昨晚合身了，一切都很正常。而且，我发现他的面孔其实很秀气，有一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依据常理，我不能派一个毫无经验的新兵去值班，因为他不具备处理任何突发事件的能力。这跟在战场上刚补充的新兵总是最容易伤亡一个道理。附近村子里的年轻人经常翻进车场偷窃能够拿走的一切东西——铁丝、油桶、废轮胎、干粉灭火器甚至垃圾桶，而有经验的老兵在时，发生这种事的几率就小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兼职的窃贼。但老兵刚刚复员，新兵尚未补入，正是用人之际。相比之下，张建军过去一年都在后勤学兵队学习，不久将被授予上等兵军衔，所以从军龄上讲，他也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兵了。我与连长商量了一下后，最后决定派张建军先担任一个月的车场值班员。
有什么问题吗？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后问。
张建军摇摇头。他显然不爱说话。
我问你话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有或者没有。我注视着他。
没有，指导员。张建军答道。
那行，你去吧。我点点头说。
张建军敬完礼刚要走，又停住了。
指导员，你的大衣还给你。
怎么，你找到大衣了？
没，我不怕冷。
我笑起来，我都怕冷，你凭什么不怕？拿到车场吧，车场生炉子，后半夜冷。等天暖和了你再还我好了。
张建军的嘴唇轻微地开合了一下，说是。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开车去车场检查，或上午或下午或傍晚或午夜。我去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强的责任心，现在也不是战争时期，我认为连队的一切都在我和连长的控制之内。我这么做，只是想让我的士兵们能尽可能平安地度过四年服役期，不要出什么问题，好好地来，然后好好地回去。套用一句比较恶俗的广告词就是“他们好，我也好”。
每次去车场，只要鸣一声喇叭，张建军就会立刻跑出来开门。值班室有一台十八英寸的老式日立电视机，但我没见他看过。他喜欢一个人坐在窗前或是大门口沉思，也许是在发呆，反正就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动。他应该是在想家或是感到寂寞，他毕竟只是个新兵，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连里他并不认识谁，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值班室或在车场周围转转，吃饭也是由文书开车给他送去。
一个月后，新兵下连了，我对连长说把张建军换回来，但连长又不愿意了。
他挺适合值班的，不吭声，也不乱跑。连长说，再说新兵马上要去学车，司机们出车也忙，修理工也没一个省心的，不如让这小子一直值班得了。
一个人单独呆久了不利于心理健康。我说，这对他不公平。
张建军接班的第三十一天上午，我又去了车场。在值班室门口，我向张建军宣布了参谋长签署的晋衔命令，并替他换上了一副崭新的上等兵肩章。
你准备回连里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干得不错。
他腼腆地笑了一下，我想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笑。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要是下午有时间的话，我叫人来替你。
不用了指导员。张建军突然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愿意值班，再说，干活也方便。
你不觉得闷吗？我怕时间长会把你呆坏的。
不会的。他说，有指导员来看我。
我沉吟片刻，同意了。
不过，我补充道，你要是觉得呆着难受，就马上向我报告，我会换人来接替你。
是。
说完后，我走进值班室看了看。和往常一样，车辆出入场情况登记得很齐全，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从那一笔一划上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内务整得很上档次，地面和窗户一尘不染，床下的鞋按胶、布、拖的顺序整齐排开，脸盆架上的毛巾雪白，牙缸和肥皂盒的摆放也一丝不乱。桌子右上角的电话旁边，齐整整地放着一摞书。我拿起来一看，是套盗版武侠，名字叫作《玉面小飞龙》，作者竟然是金庸。
金庸什么时候写过这书？我笑着问。
全庸。张建军提醒我。
我仔细一看，果然。
这书哪来的？
贾班长帮我租的。
老贾的眼光也太次了。我笑道，你喜欢看武侠？
是。
这书你看完了？
是。
讲了点什么？
我……忘了。张建军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说。
主人公是谁总记得吧？
记不得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那你看了半天看到什么了？
我胡看呢。张建军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
从值班室出来，我在张建军的陪同下对车场进行了一番视察。
这段时间没发现有外人进来吧？我一边走一边问。
没发现。张建军说，我每天夜里都起来看。
墙太矮了，我说，连只羊都能跳进来。
养狗好些。张建军说。
没用。养过好几回了，都活不过半年，我说，全被别人下药毒死了。
狗要教呢。张建军说，听话的狗就不乱吃东西。
你对狗还比较了解？
我爸在家专门养狗的，肉狗。
肉狗看不了门。
我可以教它。
张建军的话让我觉得很好笑，我说那行，我去年正好发了套棉衣，反正我也不穿，你拿到村里换狗去好了。我再给炊事班说说，要是有肉骨头的话给狗留点。不过有两点要求：第一，要保证你不被狗咬了，第二，要保证连队的其他人也不被狗咬了。
是。张建军说。
头天说完，第三天我又去车场，狗已经抱回来了。可是张建军并没来找我拿棉衣。这是条黑色的四眼小狗，看上去很漂亮。它被张建军拴在车场值班室门口，一见我就“汪汪”叫个不停，声音很嫩，架势倒是一丝不苟。
谁让你乱叫的。张建军跑了出来，先给我敬个礼，转头就开始教育狗。他捧着小狗的脑袋，强迫它看着我，看到这是谁了吗？这是我的指导员，以后见到指导员要有礼貌，不许乱叫，听见没？
小狗无辜地望着我，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它还小呢，等长大点就认人了。张建军说。
希望它能活过半年。我叮嘱张建军要加强对它的经常性管理教育工作，明天我弄点肉骨头来跟它增进一下感情。
是。
它叫什么？
还没想好。指导员给起一个吧。
我想想，有好名字再告诉你。
没过几天，连队都知道车场又养了条狗。我本来给狗准备了“汤姆”（我喜欢汤姆·汉克斯，其实叫布拉德·皮特也凑合）的名字。那天下午我跟着李二明的油车去车场，正准备把新名字告诉张建军，没想到一进院子，李二明就从工具箱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递给迎出来的张建军。
中午在水青吃饭，给副场长留了点骨头。李二明说。
谢谢李班长。张建军笑眯眯地接了过去。
看来我动作慢了，小狗已经有了新名字。大家都管这条狗叫“副场长”，因为他们戏称张建军为车场“场长”，就像管连部文书叫“汽车连办公室主任”一样。这帮家伙真是有着无限丰富的想象力，有时我自诩高明，有时却也不得不服他们。连队生活本身是单调并枯燥的，好在他们能够从中寻找快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能滋润整个生活。我懂得这一点。何况，“副场长”这个名字起得真是不赖。
天气慢慢转暖，到四月底，院里的杨树泛出了新绿，漠风也活跃起来，每天吃过午饭就准时开刮，一直到太阳落山才能消停。连里工作也忙起来，我必须经常去团里开会，然后写各种教育方案，填写各种表格，迎接各种检查，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去车场的次数明显少了下来。不过，无论我什么时候去，车场总是干干净净，登记总是清清爽爽，“副场长”进步也很大，据张建军介绍说，“副场长”不仅能够认出连队所有的官兵，而且具有根据肩章分辨职务高低的能力，比如我到了车场，它就会跑上来围着我转圈，嘴里“呜呜”地叫着，而要是李二明来了，他就不那么热情了，只是站在那里看，除非李二明给它带点好吃的，它才会高兴地舔舔李二明的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副场长”只认军装，但凡是穿着便装的人，他都会龇牙咧嘴地扑上去。要不是有链子拴着，我想他会立刻咬断人家的喉管。张建军对“副场长”很上心，常常把饭盒里的肉挑给它吃。有一回被老贾看到了，回来对我说，张建军这娃是个好娃，就是有点瓜，再怎么说它也是个副职，哪有场长吃素副场长吃肉的？没搞清楚隶属关系嘛！
我把这话转述给张建军，他只是嘿嘿笑。
“五一”晚上，我让士兵们把电视、VCD和音箱搬到院子里开卡拉OK晚会，大家唱得很开心，我也即兴演唱了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到“孤独的人，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时，突然想起张建军一个人还在车场，心里觉得不大自在，赶紧扔了话筒，拉上老贾，带了些水果去车场看张建军。到了车场，“副长场”跑来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但不见张建军。
这娃有长进。老贾笑道，知道往外跑了。
不应该。我说。我不大相信张建军会乱跑。没有理由支持这种信任，只是我的感觉。我们从值班室出来，四处张望。
充电间好像有人。老贾指着车场的西北角说。
充电间的门关着，但有灯光从门缝里挤出来。我们的到来让正蹲在地上给电瓶加电解液的张建军吃了一惊。他身子一震，猛地转过身来，迅捷得像一只豹子。
你看，我说的对吧？我得意地对老贾说。
老贾像是没听见似的，仔细地看着地上放着的几十对电瓶，突然指着其中一对问张建军，这是谁车上的？
大老刘的。张建军的脸红了，小声回答道。
噢，怪不得。我就说这电瓶我好像没见过。老贾说。这个全连最老的兵真不是浪得虚名，要我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这么多电瓶中看出什么不同。
大老刘让你帮他充电的？我问。
是。
连里的人都认识大老刘。他是附近村里的运输个体户，当过三年汽车兵，参加过一九七九年南线作战。一次往前线送弹药时，他所在的车队遭到伏击。大老刘的班长中弹牺牲，还是新兵的他拼命把班长推下车，接过方向盘狂奔二十公里，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一颗子弹从他的小腿肚上穿了过去。简单包扎一下后，他又开着车原路返回，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班长的遗体，痛哭一场后，搬上车运回了驻地。轮战结束，他寸功未立，带着右腿上的贯通伤复员回了水青。我刚当指导员的时候，就听老贾说过他，后来还专程登门请他给连队作报告，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没■啥好说的，就那么点子事。再说，我也不应该把我师傅推下车去。我师傅是广西人，对我好得很，就是说话我听■不懂。那会子他趴在方向盘上，咋叫都不应，我手在他肚子上一摸，日他妈全是血，我吓坏了。我不知道他死没死，说不定还活着。实话，我到现在也搞■不清。大老刘边喝酒边对我说，你知道那阵子我想的啥不知道？我想的，再不把他挪开，我们全是个死。
最后这报告也没作成。不过大老刘是个“车神”，连里的车有啥毛病，只要请他过来看绝对手到病除，完了请他喝顿酒，他就很高兴。所以张建军说是给大老刘的车充电，我也觉得这是件应该的事。
“副场长”也是大老刘帮你换的吧？老贾突然没头没尾地问。
是。
我真是嫉妒老贾，他为什么就能有从电瓶与狗之间找出共同点的本事？我要当司机，肯定不如他；而他要当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