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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过这种很平常，很简单的生活。年轻时有些不同，没事也把自己搞得很紧张，显
得有活力，现在则喜欢思考问题。
我每天都逛街，也关注时装，我喜欢那种表面看随随便便，有点邋遢，仔细瞧
又很好看的服装。服装穿得好看，是一个女人的天赋，书读得多不一定有用。
说到吃，我还是喜欢日本菜，每一味都辨得很清楚，不混杂，中国菜则有点混
了，上海菜烂熟烂熟，太混。当然最好吃的还在家里。
世俗的张爱玲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
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
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
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
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
“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
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
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
《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
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
“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
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
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
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
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
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
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
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
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
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
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
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
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
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
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
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
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
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
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
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
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
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
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
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
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
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
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
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
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
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
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
“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
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
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
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
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
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
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
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
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
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
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
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
“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
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
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
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
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
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
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
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
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
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
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
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
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
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
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
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
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
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
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
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
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
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
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
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
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
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
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
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
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
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
事，有了人形。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
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
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
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
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
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
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
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
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
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
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
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
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
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
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
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
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
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
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
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
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本文系作者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
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
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
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
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
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
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
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
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
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
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
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
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
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
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
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
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
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
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
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
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
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
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
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
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
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
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
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
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
他的眼睛睁大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
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
座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
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
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
色苍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见了来人中的顾城。
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
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
子/ 在松果粒找路/ 一粒粒运棋子/ 有时/ 是空的/ 集中咬一个字/ 是坏的/ 里面
有发霉的菌丝/ 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 松树里去/ 种子掉在地
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
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
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
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