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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降到黄牌，降到蓝牌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