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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七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
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
她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的眼睛盯住他，并没有回答。
“终于到来了！”他狂喜地想着。“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她爱我！她自己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的。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她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他打断了她。
“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
“我并不要赶走您。”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都照旧吧，”他带着颤栗的声调说。“您丈夫来了。”
在那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里。
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
“你们兰布利埃①的人们到齐了，”他说，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格雷斯和缪斯②。”
①兰布利埃原为巴黎兰布利埃公爵夫人（1588—166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集会之处，他们自命为“审美的示范人”，在此泛指充满机智与礼法的社交界。
②格雷斯，希腊神话中司美、优雅、喜之女神；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的这种腔调——如她用英语所谓sneering①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她立即把他的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②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对这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贝特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①英语：讥诮的。
②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颁布了一道谕旨，采用短期（六年）普遍兵役法代替二十五年的兵役法。兵役普及所有阶层。贵族丧失了最后的特权——免服兵役。
弗龙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一位妇人低声说，向卡列宁夫人、弗龙斯基和她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吗？”安娜的朋友说。
但是不单这两位妇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他正谈得很起劲哩。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什么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走到安娜面前。
“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讲话非常明了精确。”她说，“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呢。”
“啊，是的！”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她走到大桌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她不望着他回答说，她要留在这里晚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的老鞑靼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副马。一个仆人开开车门站在那里。看门人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的袖口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龙斯基在送她下来时向她说的话。
“您自然什么都没有说，我也并不要求什么，”他说，“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就是您那么厌恶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爱……”
“爱，”她用内心的声音慢慢重复说，突然，就在她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说着，她凝视着他的面孔。“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握了一握，就迈着迅速的、富于弹性的步子，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了。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达到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幸福，就这样回家去了。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妻子和弗龙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希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希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回到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夹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的时候，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一下预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他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他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考虑一番。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这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可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她，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虽然他一向以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现实，面对着他的妻子有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他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过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的时候，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的咯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小玩意。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的镶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住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起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贬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分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可见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想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却没有勇气正视它们的人。”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
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