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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茶送上来了，喝完了茶不久，塞巴斯蒂安就回来了；他说他早就找不到猎狐队的人了，所以就悠悠荡荡地回来了。别的人在他回来后不久，在黄昏时给汽车接回来了。没有布赖兹赫德；他在养狗场有事要办，跟他去的还有科迪莉娅。回来的人挤满了大厅，随后就吃起了炒鸡蛋和烤饼；而那位在家里吃过午饭在炉火前打了一下午盹的桑格拉斯先生，也和他们一起吃着鸡蛋和烤饼。过了一会儿，马奇梅因夫人一行人回来了，还没有等我们上楼梯换晚餐礼服，她就问大家，“谁去教堂念玫瑰经呀？”塞巴斯蒂安和朱丽娅都说他们得马上去洗澡，桑格拉斯先生跟她和那位男修士一起去了。
“我希望桑格拉斯先生去，”塞巴斯蒂安洗澡的时候说，“我厌烦再向他表示感谢了。”
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对桑格拉斯先生的厌烦已经在整个宅第里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他在场，艾德里安·波森爵士那双漂亮的暗褐色眼睛就仿佛在察看远处的地平线，他的嘴巴就带着典型的悲观主义神气。只有那两个匈牙利表兄弟，他们误解了这位大学教师的身份，把他当成一个享有特殊权得的高级用人，所以没有因为他在场而受到影响。
圣诞节聚会的人中留下来的有桑格拉斯先生、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两个匈牙利人、男修士、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和科迪莉娅。
在这所宅第里，宗教居于统治地位。这倒不仅仅表现在这个家庭的种种习惯上——每天早晚都要在小教堂做弥撒和念玫瑰经——而且表现在家庭内人们的交往上。“我们得把查尔斯变成一个天主教徒。”马奇梅因夫人说。在我作客期间，我们在一起闲聊过许多次，每次她都要把话题巧妙地引到这个神圣的问题上来。谈过第一次后，塞巴斯蒂安就说，“妈妈是不是和你闲聊了？她经常这样做。我真希望她可别再这么做了。”
其实谁也没有被叫去聊聊，或者有意识地给引到这种谈话上去；当她希望要亲切地谈谈的时候，人就会发现自己偶然地和她单独在一起了，如果是在夏天，那他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僻静的水塘岸边散步，或者发现他们在四面有围墙的玫瑰园的一个角落里；倘若是冬天，那就是在二楼她的起居室里了。
这间起居室是完全属于她的；她把这个房间据为己有后，就把它改造了，所以一走进这间房子，你就恍如置身于另一所宅第里。她放低了天花板，因而以各种不同的样式为每一间屋子增光的门楣不见了；四壁，一面装有花缎护墙，却被刮除干净，刷上一层蓝色的底色，上面散布着很多小小的水彩画；房间里的空气甜丝丝的，鲜花的清新芳香和百花香的陈腐气息混杂在一起；她的图书室是软皮护墙，一个黑檀木的小书架上摆满了广博精深的诗集和神学著作；壁炉架上摆满了私人收藏的小珍品——一个象牙圣母像，一尊圣约瑟的石膏像，还有三个当兵的弟弟的几帧遗像。那年光辉灿烂的八月里，我和塞巴斯蒂安两人独自住在布赖兹赫德的时候，她母亲的这个房间是不让我们进去的。
由于回忆起她这间屋子，使我们当时谈话的一些片断重新浮现脑际。我还记得她说：“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们比较贫困，当然比起大多数人来还是阔气多了，我结了婚的时候，就很富有了。我常常忧虑，自己拥有那么多珍宝，而他人却一无所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我认识到，由于羡慕穷人的特权，富人也可能犯罪。穷人总是上帝和圣徒的宠儿，不过我相信洗净整个生灵——其中包括富人在内——的罪孽乃是神的特殊恩宠。异教徒的罗马帝国的财富必然是残酷得来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
我谈了一下骆驼和针眼的典故，她听到这话就高兴地说到要点。
“不过当然啰，”她说，“骆驼穿过针眼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福音书只是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汇编罢了。一头牛和一头驴子竟在畜圈里做起礼拜来，这是意想不到的。在圣徒的生活中，牧畜总是干许多奇怪的事情。这完全是宗教的诗的一面，阿丽丝漫游奇境的一面。”
但是，正如我对她的魅力并不动心一样，对她的信仰我同样也无动于衷；或者毋宁说，这两方面对我的触动都是一个样儿。那时我一心想的只是塞巴斯蒂安，我看到他已经受到威胁，尽管我还不知道这种威胁有多么凶恶。他那经常的、丧失信心的祈祷是单独进行的。在他心中的蔚蓝色海水边和飒飒作响的棕榈树下，他像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人一样，是快乐的、与世无争的；只是当大船在珊瑚礁石那边抛了锚，小汽艇冲上环礁湖的时候，商人，官吏，传教士和旅游客这群凶恶的入侵者踏上了从来不曾印上过长统靴足迹的斜坡上——这时才发掘出民族的武器，在山中响起了鼓声；或者更容易做到的是离开那阳光照耀的门口，然后躺在黑暗中，在那里，无用的、画出来的神像仿佛在墙上徒然游行，他在酒瓶中间咳嗽得声嘶力竭。
自从塞巴斯蒂安在这群入侵者中间考虑他自己良心和人类感情的一切要求以来，他在阿卡迪亚的淳朴宁静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因为在这段对我来说是平静的日子里，塞巴斯蒂安却惊恐不安。我对他这种警觉和猜疑的情绪是很熟悉的，他像一头鹿听到远处猎队的声音就突然扬起头来；我看出当他想到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信仰时，他就变得小心翼翼，而现在我发现我也成了他怀疑的对象。他并不是没有爱，而是他已经没有了爱的欢乐，因为我不再是他寂寞时的伴侣。随着我和他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就越来越成为他力图逃避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了；同时我也愈来愈成为他的一种束缚了。而这也正是他母亲在所有和我闲聊中力图让我起的作用。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偶尔怀疑似乎正在进行什么活动。
从表面上看，桑格拉斯是唯一的敌人。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布赖兹赫德待了半个月光景，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哥哥参加运动和地产经营；桑格拉斯先生在图书室里埋头编纂马奇梅因夫人的那本书；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则把马奇梅因夫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占去了。除了晚上以外，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这个宽大的屋顶下面，过各式各样独立生活的地方是绰绰有余的。
过了半个月，塞巴斯蒂安说：“我再也受不了桑格拉斯先生那一套了。我们去伦敦吧。”这样他就和我一起到伦敦住在我家里，现在开始不回“马奇”家而住在我家。我父亲很喜欢他。“我觉得你的朋友很有意思。叫他常来吧。”
后来，我们回到了牛津，重新过起那种仿佛寒冷得缩成一团的生活。上个学期塞巴斯蒂安身上那种很深重的哀伤被一种愠怒代替了，甚至对我也是这样。他心里难受，可是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为他难过，可是又无能为力。
现在，当他快活起来时，通常就是他喝醉了的时候，他喝醉了酒，就尽情发挥“嘲弄桑格拉斯先生”的能事。他谱了一支小调，内有这样的迭句，“绿色的屁股，桑格拉斯——桑格拉斯，绿色的屁股”，并且配上圣玛丽教堂的和谐钟声唱起来，他还在他的窗户下对他唱起小夜曲，大概一个星期有那么一次。桑格拉斯先生由于是第一个在自己房间里装了私人电话的教师而著名，塞巴斯蒂安在喝醉的时候常常打电话给他，把这支小曲唱给他听。对这些，桑格拉斯先生丝毫也不见怪，像人们认为的，每逢遇到我们，他表面上总是微笑着，但是，却带着一种与日俱增的信心，好象每一次凌辱都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他对塞巴斯蒂安的控制。
在这个学期里，我开始认识到，塞巴斯蒂安是一个跟我自己完全不同的酒鬼。我常常喝醉，只是由于兴奋过度，并且由于留恋醉酒的时刻，希望延长和增强醉意。而塞巴斯蒂安却是为了逃避现实。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严肃，我喝的越来越少，而他喝的越来越多。我发现有时我回到我的学院以后，他还深夜不睡，兀自狂饮不已。一连串的灾祸那么迅速而又猛烈得意想不到，以致我很难说我究竟什么时候看出来我的朋友正处在极大的苦恼中。到复活节的假期中我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朱丽娅常常说：“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呀。他身上的‘化学’出了些毛病。”
这是当时流行的时髦话，天知道这是由通俗科学的什么误解衍生出来的。像“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化学问题”这句话，就是用来说明随便哪两个人之间极大的仇恨或者爱情的。是用新方式来表达宿命论的旧观念。我决不相信在我的朋友身上会存在什么化学问题。
布赖兹赫德的复活节聚会过得难受极了，最后导致了依次事情虽小然而却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当时塞巴斯蒂安在他母亲家里，吃晚饭前喝得酩酊大醉，这标志着他忧郁症病历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继而发展到逃出家庭，导致了他的毁灭。
大批来度复活节假期的人离开布赖兹赫德那天，已经是黄昏时候了。虽说是来度复活节假期，但实际上大家到齐的时候已经是复活节一周间的星期二了，因为弗莱特一家人从濯足节星期四到复活节一直都隐居在一家修道院的客房里。塞巴斯蒂安早就说过今年复活节他不回家，可是到了最后一刻他还是让步了，回家的时候他的心境极为颓唐，我完全无法使他振作起来。
他整整一个星期酒喝得很厉害——只有我知道有多么厉害——喝酒的时候神经紧张，偷偷摸摸，和他过去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在聚会期间，图书室里总放着一托盘的兑了水的烈性酒，塞巴斯蒂安白天一有空就偷偷溜进去，甚至对我都绝口不提。家里白天差不多走空了。这时我则在柱廊那间小小的花园房间里，在画板上画另一幅画。塞巴斯蒂安说自己患了感冒，就留在家里，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就没有十分清醒过；他不声不响以躲避别人的注意。我时常注意到他引起了人们好奇的目光，不过来度假的大多数人对他不甚了解，也就看不出他身上的变化，而他家的人又很忙，每个人都要应酬各自的客人。
每当我规劝他时，他就说：“周围这些人真让人受不了。”可是众人终于走了以后，他在狭隘的住所不得不面对他的家人，这时他支持不住了。
一般的习惯，六点钟把鸡尾酒托盘端到客厅里；然后我们都自己掺兑自己的饮料，当我们去换礼服时，酒瓶就给拿走了。然后，在吃饭前，鸡尾酒又出现了，由男仆递给每个人。
那天吃完了茶点，塞巴斯蒂安就不见了。天渐渐暗下来，我和科迪莉娅玩了一小时麻将牌。到了六点，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这时塞巴斯蒂安回来了。他皱着眉头，那种样子我非常熟悉，他刚一说话，我就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浓重的醉意来。
“他们还没有把鸡尾酒端来吗？”他笨手笨脚地拉铃绳。
我说：“刚才你去哪儿了？”
“在楼上，和保姆在一起。”
“我不信。你一直在什么地方喝酒。”
“我一直在我的房里看书哩。我的感冒今天更重了。”
托盘端进来后，他歪歪斜斜地把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倒进一只平底大杯里，端着酒走出客厅。我跟着他上了楼，一上了楼他就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拧上了锁。
我万分沮丧地回到客厅，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这时全家人都坐在一起。马奇梅因夫人说：“塞巴斯蒂安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睡下了。他的感冒更厉害了。”
“嗯，亲爱的，我希望他不要得了流感。最近我有一两次觉得他像在发烧。他想要什么吗？”
“不要什么。他特别要求别打搅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布赖兹赫德说一下，可是他那副冷酷无情的岩石般的面孔打消了我对他的信任。我上楼去换衣服的时候把这话告诉了朱丽娅。
“塞巴斯蒂安喝醉了。”
“不会吧。他连鸡尾酒也没有来喝呀。”
“整个下午他一直在自己房间里喝酒。”
“真奇怪！太讨厌了！到时候他能来吃晚饭吗？”
“不行。”
“嗨，你必须照料他，这不关我的事。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喝？”
“近来常这样喝。”
“太讨厌了。”
我试着开塞巴斯蒂安的房门，发现门已经锁了，我希望他睡觉了，可是当我洗完澡回来，却看到他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他已经穿好了夜礼服，只是没有穿鞋，领带系得歪歪斜斜，头发直竖起来；他满脸通红，眼睛有点歪斜，说话含糊不清。
“查尔斯，你说的十分对。没有在保姆那儿。一直在楼上喝威士忌。现在图书室没人，聚会散了。聚会一散，只有妈妈在。我觉得醉得厉害。看来我还是在楼上用盘子吃些什么好。不和妈妈一起吃饭了。”
“睡觉去吧，”我告诉他，“我就说你的感冒更厉害了。”
“厉害多了。”
我把他带到隔壁他的房间里，想让他躺在床上，可是他坐在梳妆台前面，斜着眼睛照镜子，整理了一下蝴蝶结。在壁炉边那张写字台上放着喝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我把瓶子拿起来，以为他没看见，可是他立刻从镜子前转过身来说，“把它放下。”
“别傻了，塞巴斯蒂安。你喝的已经够多的了。”
“这到底和你有什么相干？你只不过是这儿的客人——我的客人。在我家里，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当时他为此会和我打架的。
“也好，”我说着把细颈瓶放了回去，“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让人看见。”
“得嘞，操心你自己的事吧。你是作为我的朋友到这儿来的；现在你替我母亲暗中监视我，我知道。好了，你可以滚了，你替我告诉她，将来我要挑选我的朋友，她可以挑选她的间谍。”
我就这样离开了他，到楼下去吃饭。
“刚才我去塞巴斯蒂安那儿了，他的感冒相当厉害。他已经睡下来，并且说什么也不要。”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马奇梅因夫人说，“他最好喝一杯热威士忌，我要去看看他。”
“妈妈别去，还是我去吧。”朱丽娅说着站起来。
“我去，”科迪莉娅说，她这晚上下来吃饭，为了给一些客人饯行。她正在门口，别人还没有拦住她就已经出门了。
朱丽娅迎住我的目光，悲哀地轻轻耸了耸肩。
过了几分钟科迪莉娅回来了，表情很严峻。“看来他什么也不想要。”她说。
“他怎么样了？”
“噢，这我可不知道。可我觉得他醉得厉害。”她说。
“科迪莉娅。”
突然这孩子咯咯地笑起来。“‘侯爵的儿子不习惯喝葡萄酒’，”她引用报纸上的话说，“‘模范学生的前程受到威胁’。”
“查尔斯，这是真的吗？”马奇梅因夫人说。
“真的。”
接着宣布开饭，我们都去了餐室，在那儿没有再说到这个话题。
当只有我和布赖兹赫德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是说塞巴斯蒂安喝醉了？”
“是的。”
“怎么单单挑这么个时候，你不能劝他不喝吗？”
“劝不住的。”
“劝不住，”布赖兹赫德说，“我估计你也劝不住。有一次我看见我父亲喝醉了，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那时我大约还不超过十岁。如果有人想要喝醉，那是劝不住的。我母亲就劝不住我父亲，知道吧。”
他古怪地、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地讲话。我想，对这个家庭，我看得愈多，就愈觉得他们很特别。“我今天晚上要请母亲给我们朗读。”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惯例，在家庭处在紧张状态的晚上，总是请马奇梅因夫人高声朗读。她的声音很悦耳，表情非常幽默。这一晚上，她念了《布朗神父的智慧》的片断。朱丽娅坐在那儿，旁边长凳子上摆满了修指甲的东西，她在仔细地修饰自己的指甲；科迪莉娅爱抚着朱丽娅的小狮子狗；布赖兹赫德玩着单人纸牌；我坐着无事可干，就研究起由他们组成的这一伙很妙的群像，我同时还为那个躲在楼上的朋友感到哀伤。
可是这一晚上可怕的事还没有过去。
马奇梅因夫人有时有这样的习惯，当只剩下家里的人的时候，她在睡觉以前要去一趟小教堂。她刚合上书，提出要去小教堂的时候，门就开了，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穿的衣服和我看到他时穿的一样，不过这时脸不是涨得通红，而是惨白得恕！�
“我是来道歉的，”他说。
“塞巴斯蒂安，亲爱的，还是回你的房间去吧。”马奇梅因夫人说，“明天早晨我们再来谈这件事好吧？”
“不是向你道歉。是来向查尔斯道歉的。我待他太过分了，他是我的客人。他是我的客人，也是我唯一的朋友，而我待他太过分了。”
我们大家都感到寒心。我把他领回到他的房间；他全家的人都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