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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会形成一个小国。所有的利益都被集中到首都。所有的野心家都在那里费尽心机地为自己寻找出路；其余的人则死气沉沉。个人迷失在违反自然的孤立状态中，对自己的出生地茫然无知，与过去失去了联系，只是生活在急速变化的现在，像原子一样被抛撒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在哪里都看不到祖国。整个祖国对他们来说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它那里找不到任何地方能够寄托自己的感情。
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多样化则生，全体一致则死。
因此，我们时代的征服还有一个古代的征服所没有的缺陷。它对被征服者最隐秘的生活内容紧追不舍。它肢解它们，以便把它们简化成整齐划一的部件。过去的征服者期望被征服民族的代表向自己顶礼膜拜。今天他们希望让被征服者的品德俯首称臣。
我们总是听人说起全民族的大帝国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的抽象概念。大帝国如果没有它的各个省份，那就是无稽之谈。撇开各个组成部分去谈论全民族，同样是无稽之谈。只有捍卫各个局部的权利，才谈得上捍卫全民族的权利，因为民族本身是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如果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断被人夺走，如果每一部分都被孤立起来以便充当牺牲品，通过一次不可思议的质变而再次成为巨大整体的一个成分，用作让另一成分作出牺牲的借口，那么，真实的生命就会成为抽象概念的牺牲品，作为个人的人民就要为作为整体的人民而牺牲。
我们应当承认，大国有着重大的不利之处。产生法律的地方距那些法律必须得以实施的地方十分遥远，经常出现严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会错把邻居的——或者最多是政府驻地的——舆论当成整个帝国的舆论。地方性的或临时性的情况会成为制定一项普遍性法律的诱因。最遥远省份的居民常常被出乎意料的新花样、不得当的严厉和无根元据的规定突然吓上一跳，它们破坏了他们所有的思考依据和所有的利益保障措施，因为它们是来自六百英里以外一些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是这些人相信，他们正预见到某种危险，感到某种躁动，或是看到了某种好处。
人们不禁会怀念那些有无数生机勃勃的民族覆盖了地球、人类可以精神振奋竭尽全力各尽所能的时代。权力不必严厉亦可得到服从。自由声势浩大，却又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雄辩支配着精神，感动着灵魂。有多大的天赋就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在同平庸的抗争中，天才不会湮没在茫茫人海的波涛之中。道德直接在公众中找到支持，他们可以看出每一种行为最微小的细节和最微妙的差别，并对其作出评价。
时光不再，怀念它们也毫无意义。至少，既然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好处，我们不妨随时向世界的主人们坚持我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庞大的帝国中允许保留所有可能的差异，即自然所要求的和经验所推崇的差异。把规则应用于相差甚远的情况，规则就会变得毫无道理。在大相径庭的环境中采取相同的统治方式，就会令人不堪忍受。
进一步说，在征服的体制下，强迫被征服者全体一致，也将对征服者产生反作用。他们都将丧失民族特性及其本色，变成死气沉沉的一群，偶尔为了受苦而苏醒一下，此外便是昏昏噩噩，在专制统治的重压下变得麻木不仁。事实上，只有专制统治的暴行能够延长那种很容易自行瓦解的联合体的寿命，把那些无时不在图谋分离的国家束缚在统一控制之下。孟德斯鸠说，迅速建立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惟一的补救办法，它可以防止联合体的分崩离析，然而还有另一种罪恶——他补充道——那就是国家的扩张将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即使采取这种补救办法，也不会产生持久的功效，因为那是罪上加罪。事物的自然秩序将会报复遭到人们反对的暴行，而且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注释：
＇5＇
我只是对非正义的“过去”毫无敬意。时间从来不认可非正义。例如，奴隶制度就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证明合法。那是因为，本质上非正义的东西总要产生一个受害方，他们不可能对苦难安之若素，因而，这种“过去”并不存在什么有益的影响。那些为了给非正义进行辩护而求助于习俗的人，使我想起一位剥鳗鱼皮的法国厨娘，当别人指责她让鳗鱼遭受苦难的时候，她回答说：“它们已经习惯了。我干这行当已经有三十年了！”
14．征服性民族成功后的必然结局
今天，一个民族让所有其他民族俯首称臣的那种力量，同以往相比更是一种不能持久的特权。旨在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民族，会把自己置于比最弱小的部落更加危险的境地。它将遭到普遍的憎恶。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欲望、所有的仇恨都会对它构成威胁，而且，那些仇恨、那些主张和那些欲望迟早会爆发并吞没它。
当这种怒火烧向作为整体的民族时，必然会出现某些非正义的东西。整个国家绝不能为它的领袖让它犯下暴行承担罪责。是领袖把国家引入了歧途，他往往在没有这样做之前早就控制了它。
但是，由于自己可悲的服从而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民族，并不打算承认它的内心感情，那种与它的行为并不相符的感情。他们会谴责它是为那只罪恶之手效劳的工具。全体法国人都遭受过路易十四的野心带来的苦难并憎恶他的野心，但是欧洲却谴责法国人全都包藏着那种野心，瑞典人则不得不为查理七世的愚蠢付出代价。如果有朝一日世界恢复了理性并重新获得勇气，那么，受到威胁的侵略者还能到哪里寻找辩护人呢？他将试图寻求什么样的同情呢？如果用他犯下累累罪行时发出过那么多侮辱、散布过那么多谎言、下达过那么多破坏令的同一张嘴巴进行辩护，那么，不是什么样的辩护都会事先便无法取信于人吗？他会诉诸正义？他已经亵读了正义。诉诸人性？他已经践踏了人性。诉诸誓约？他所有的事业都开始于背信弃义。诉诸盟约中的神圣义务？他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的盟友。什么人会满怀信任地和他结盟、心甘情愿与他那巨大的美梦为伴呢？毫无疑问，人人都会在他的枷锁束缚下暂时低下自己的头；但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一次一时的灾难。他们等待着潮汐的变化，波涛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干燥的沙土中，那时他们就可以重新漫步在创痕累累但不会湿脚的地面上了。
他能指望他的新臣民支持他吗？他已经剥夺了他们所珍爱。所崇敬的一切。他已经惊扰了他们先辈尸骨的安宁，让他们的后代流出了鲜血。
所有人都将联合起来反对他。和平、独立、正义将是普遍团结的呼声；仅仅是因为这些词汇遭禁的时间太久，它们就可获得几近魔法般的力量。人们不再是好大喜功者的玩物，他们将会热情地追求理智。解放的呼声，团结的呼声，将会响彻地球的各个角落。遵守公共准则的意识将会感染最优柔寡断的人，将会鼓舞最胆小怕事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敢于保持中立，否则他将不受信任。
那时征服者会发现，自己过分相信了世界的堕落。他将明白，自己那些基于道德败坏和寡廉鲜耻的算计，那些他曾作为新近的卓越发现而沾沾自喜的算计，统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目光短浅；是骗人的，因为它们卑鄙无耻。他曾嘲笑德行的愚笨，嘲笑被他视为怪物的无私的忠诚，嘲笑对崇高的追求，因为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动机和活力，他情愿认为那是一种临时发作的急性病。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利己主义也有其愚蠢的标记：就像把诚实现为罪恶一样，他对什么是善良也一无所知，他还发现，为了认识人们，仅仅看不起他们是不够的。人类对他来说成了不可思议的谜。所有他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慷慨，谈论牺牲，谈论奉献。这种陌生的语言出其不意地来到他的耳边。怎样和那种语言谈判，他没有了主意。他为自己丧失了理解力而震惊，他树立起一个值得纪念的典范：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了自我堕落的牺牲品。
但是，被主人驱赶到这种绝境的人民，此时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它天性温和、开明、友善，能够理解每一种细腻的情感和每一种形式的英雄气概，那么，当命运以这种方式把它抛出文明与道德的轨道时，有谁不会同情它呢？它对自己的苦难会有多么深切的体会！它的窃窃私语，它的公开交谈，它的文学作品，所有那些它自信能够摆脱监视的表达方式，都会变成痛苦的呐喊。
它会时而迫使自己的领袖、时而迫使自己的良心回答它的问题。
它的良心会回答说，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迫于无奈，尚不足以取得谅解，仅仅把自己的看法和行为分开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在参与暴行的同时细声细语地发出谴责，是不够的。
它的领袖也许会抱怨战争的无常、命运的多变和无意的诡谲。对于那么巨大的痛苦、那么深重的灾难来说，对于被飓风卷走并投入坟墓的二十代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漂亮的答案！
15．当今时代战争体制的后果
现代欧洲的商业民族勤奋而文明，居住在一片面积足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领土上，通过相互交往——这种交往的中断将会是一场灾难——联系在一起，并不希望靠征服去获取什么东西。一场无益的战争是当今一个政府所能犯下的最大过错。它摧毁一切社会保障，却不会带来任何补偿；它危害每一种形式的自由；它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它打破每个人的安全感；它摧残每个人的命运。它把每一种对内和对外的暴政结合在一起并宣布其为合法。它将一种草率作风引入司法形式，破坏了它的尊严和目的。它把所有受到权力机构敌视的人们统统当成外敌的帮凶。它腐蚀着年轻的一代；它把人民一分为二，使一部分看不起另一部分，并且很容易从蔑视走向不义。它准备用毁灭了过去的手段毁灭未来，用罪恶的现在赢得罪恶的未来。
这些都是无论怎样重复也不嫌过分的真理，因为目空一切的政治权力把它们视为自相矛盾，蔑称它们仅仅是些陈词滥调。
此外，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作家总是为握有权力的体制效劳；由于纯粹的淮利是图，他们在放弃信仰的时候除了胆量之外无需花费任何代价；他们不会在乎任何愚蠢行为，始终如一地为权力站岗放哨，把权力的意志当做原则；他们随时都会重复那些最矛盾百出的教条，而且他们热情有加，因为这与他们的信念毫无关系。只要接到信号，这些作家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世界需要和平。但他们同时也说，军事荣耀是最高的荣耀，法国必须依靠军队的辉煌创造自己的辉煌。我本人发现，很难解释清楚如何不通过战争去赢得军事荣耀，或如何使军队的辉煌与世界迫切需要的和平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何必在乎这些事呢？他们的目标是杜撰符合现存秩序要求的新词汇。在他们高深莫测的研究中，他们时而赞扬蛊惑人心的宣传，时而赞扬专制统治，时而赞扬大屠杀，使尽浑身解数粉饰人类遭受的每一种灾难，为满足犯罪能力的需求而鼓励犯罪。
我曾不时产生奇想，这些希望重现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和阿提拉的业绩的人们，如果他的人民告诉他，大自然给了你一双慧眼，给了你无限充沛的精力，给了你宣泄强烈感情的需求，给了你正视并消除危险、面对并克服障碍的无穷欲望，他会如何作答呢？但是我们凭什么要为这些事情付出代价呢？难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给它们作出牺牲吗？难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用我们垂死的躯体给你们铺设功名之路吗？你有打仗的天才，可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厌倦无精打彩的和平，但是你的厌倦与我们又有何干？即便是一只豹子，如果被运到我们人海茫茫的城市，它也会抱怨找不到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它喜欢在那里追击、捕捉和品味它的猎物，只有在那里，它的活力才能在追击的速度和冲刺中得到展示。像豹子一样，你属于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另一个与我们有别的种类。假如你想在一个文明时代实行统治，你就得学会文明；假如你想统治各个和平的民族，你就得学会和平。要么你就去寻找像你自己一样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能在混战的狂热中冒险，生活将没有魅力，在他们看来，社会并没有创造出高贵的感情、稳定的习俗、精巧的艺术、恬静而深邃的思想，也没有任何能够留下珍贵记忆、使人备感安全的那种优雅或高贵的欢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请不要再劫掠这个世界了吧。
有谁不会为这种语言喝彩？那些只想得到自由的民族，和那个全世界都在与之对抗以迫使她走向正义的民族，在它们之间很快就要签订一项条约。我们会看到，她最终将愉快地公开放弃漫长的忍耐，弥补她由来已久的错误，尽力恢复她先前的勇气——只是先前的用途实在可悲。她将容光焕发地重获她在文明民族中的地位，而征服的体制作为一种不复存在的事态的遗迹，作为所有现存事物的瓦解因素，将再次被逐出地球，被这种最后的经历打上永遭摒弃的烙印。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第三编 征服的精神和僧王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下）
第二部分
僭主政治
1．比较僭主政治和君主制度的特定目的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对不同的统治方式加以理解和考察。
我想把一种正当的统治和一种不正当的统治加以对比；我不打算在正当的统治之间进行比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宣称君主制度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权力；我也不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写作，它硬要人把共和国说成是一种反社会的制度。
二十年前，一个给人留下恐怖记忆的人——一定不能让他的名字再站污任何作品，因为死亡已公正地惩罚了他—一在研究英国宪政时宣称：“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国王，我恐怖地退了回来。”就在十年以前，还有一些匿名的个人，向共和政府发出了相同的诅咒。不言而喻，在特定的时代，让所有的蠢行恢复理智是十分必要的。＇3＇
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不会加入共和国诋毁者的行列。古代的共和国使所有高尚的灵魂充满了深邃而独特的情感，在那里，人们的天赋可以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以致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由于感受到自己的活力和尊严而朝气蓬勃。可以说，一想到先民们所处的那种古老的自然环境，似乎就能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环境。我们现时代的共和国，少了些辉煌，多了些和平，喜欢发展另一些天赋，创造另一些美德。瑞士的名字叫人想起历五百年而不衰的个人的幸福和公众的忠诚；荷兰的名字会令人想到保持了三百年的活力、理智、忠贞和一丝不苟的诚实，即使在国内的反对派中、甚至在外国人统治之下也是一样；而看上去无足轻重的日内瓦，为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历史所作的丰富贡献，远远超过比它庞大百倍的强盛帝国。
另一方面，要是看看我们时代的君主制度，我们就应当向它们表示敬意——在这些君主制国家，人民与国王由于相互信任而团结在一起，结成了真正的联盟。谁要是看到人们热烈欢迎他们的旧君复辟而无动于衷，谁要是目睹忠诚的激情—一这也是人类最高尚的快乐之———而满不在乎，他很可能就是不通人性。
最后，当我们认为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看到，公民的所有权利都不受侵犯，甚至表面看上去还有些滥用；民众的选举使政治机构生气勃勃，出版自由受到尊重，而天才肯定会获得成功；当我们发现，所有阶层中的个人都怀有那种包含在他们国家法律中的令人自豪而恬静的安全感，而我们在自己不幸的大陆上甚至对安全感已失去记忆，我们怎能不对带来这种幸福的制度说句公道话呢？仅仅几个月之前，我们每个人不是还满腹疑惑，假设英国被征服了，还能到哪里找一个僻静的避难所去写作、交谈、思考和呼吸吗？
但是，僭主政治既不能给人们提供君主制的好处，也不能提供共和国的好处：僭主政治不是君主制。这个真理之所以一直遭到忽视，原因就在于人们看到两者都是由一个人掌握权力，但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这是它们惟一的相似之处。
注释：
［3］如果一个人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