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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日常事务的不二法门。由此，不仅权力的敌人会随着权力受害者的数量而增多，权力的猜疑心也会与敌人的数量成比例地膨胀。任何对自由的侵犯都将导致对同类的其他侵犯，而任何踏上那条道路的权力，最终都将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宗派。
为了不给煽动分子留下重整旗鼓的机会，人们很容易想到使用非法手段和超越法律的权宜之计，以便重建秩序和维护和平。由于人们会举出一些确有其事的事实，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些事实，看看这种做法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顺理成章，
我们被告知，格拉古兄弟把罗马共和国置于危难之中。所有的合法程序都对他们不起作用。元老院不得不两次求助于可怕的紧急法，共和国得救了！就是说，从那时起，它的垮台＇1＇就指日可待了。所有的权利都被忽略，所有形式的宪法都被颠覆。人民仅仅要求对等的权利：它发誓要惩罚杀害它的保卫者的凶手，于是残忍的马略赶来指挥它的复仇。
吉斯家族的野心破坏了亨利三世的统治。看来吉斯家族是不可能循规蹈矩了。亨利三世谋杀了其中的一人。但这使他的统治更和平了吗？恰恰相反，二十年内战使法兰西帝国四分五裂，而在四十年后，善良的亨利四世很可能是替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人＇2＇遭了报应。
在这类危机时刻，被惩罚的罪犯总是少数。其他人则会保持沉默，蓄势待发。他们会利用暴力已经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愤慨。他们会利用非正义现象在踌躇不决的人们心中激起的惊恐。权力由于摆脱了法律的束缚而丧失了它那独特的性质和适得其所的杰出地位。当那些宗派使用同它一样的武器攻击它时，公民大众可能就会产生分裂，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两个派别之间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将被要求认识到国家的利益，认识到慢腾腾的程序所带来的危险，认识到公共安全的需要。我们在最可憎的政权统治下，不是也会听到有人喋喋不休地使用这些说法吗？它们永远都会用之不竭吗？如果你承认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似是而非的口号，那么每个党派都会把消灭对手等同于国家利益，都会认为调查工作哪怕拖延一小时也是危险的，都会认为不经审判、没有证据就宣判有罪才会保证公共安全。
毫无疑问，政治社会存在着一些靠人类的谨慎难以驱除的危险关头。但并不是凭借暴力——即使是正义的压迫——就可以防止这种危险。恰恰相反，要比以往更一丝不苟地坚持既定法律，坚持保护性程序，坚持维护保障措施。勇敢坚持这样的合法性道路将会带来两个好处：政府把侵犯最神圣法律的臭名留给了敌人；他们显示的镇定自若将会更多地赢得胆小怕事的、至少是犹豫不决的群众的信任。
任何稳健的政府，任何建立在规则与正义基础上的政府，都会由于阻碍正义和背离规则而毁于一旦。实际上就其本性而言，它迟早会遭到削弱，它的敌人可以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利用回忆武装起来反对它。暴力有时看上去会使他得到援救，其实只会使它更加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因为暴力在把它从对手那里解救出来的同时，也使对手对它的仇恨遍及四方。
我将始终不懈地劝告掌握权力的人们，要主持正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主持正义。因为，如果你不能主持正义，你连非正义都主持不了多久。
在我们漫长而悲惨的革命时期，许多人坚持到以前的行为中寻找当今事件的原因。每当暴力引起一次短暂的惊奇，接踵而来的便是破坏这一结果的反动，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动，就是因为暴力措施受到了压制，剥夺过于吝啬，权力过于宽纵。＇4＇
而这就是不知不觉遭到削弱的权力的本性。预防措施变得令人厌恶而被忽略；舆论甚至在沉默中也施加着压力；权力屈服了；它在由于软弱而屈服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凝聚人心了。阴谋诡计重新出笼；仇恨情绪日益增长。一直遭受专横权力打击的无辜者携带着新的力量重新出头露面；一直遭受谴责的罪犯已听不到谴责，看上去那么清白无辜，而推迟了一小段时间的罪恶会以更加可怕的面目重新出现，由于添上了新犯下的罪恶而更加骇人听闻。
凡是对所有的意图和所有的目标都同样适用的手段，凡是既可被诚实的人用来反对强盗，也可以再现于拥有诚实人的权力。以必要性为托辞、以公共安全为借口的强盗之口的手段，是不存在什么正当理由的。瓦利略·巴布利克拉的法律允许对追求暴政的无论什么人先轨后奏，轮番服务于贵族和平民的复仇目的，从而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
几乎所有的人都迷恋于显示自己不同凡响。作家们最着迷的事情就是自诩为政治家。结果，几百年来，违法暴力的所有重大进展，危难之时诉诸非法手段的所有榜样，一直被人世世代代地满怀敬意或洋洋得意地说个没完。舒适地坐在书桌旁的作家们，咬牙切齿地鼓吹全面采用专横手段，极力想让自己的风格同他所推荐的手段本身的简单明了结合起来。一时间他会自以为已经大权在握，只因为他正在宣扬的是权力的滥用。他使自己的思辨生活因妙笔生花地今面展示了暴力和权力而充满活力，由此给自己创造了某种权力的快感；他尽可能响亮地重复着公共安全、最高法律、公共利益等等大言阔论；他对自己的深刻思想充满敬意，对自己的勃勃生气感到惊奇。可怜的低能儿！他对着那些极度兴奋地听他讲话的人喋喋不休，而这些人只要碰上第一个机会，便会在他身上检验他的理论。
这种虚荣心使那么多作家的判断力误入了歧途，它在我们的内乱期间引起的麻烦，远比人们所想像的多。一切平庸的头脑和一时征服了些许权力的人，脑子里充满了这样的公式，因为它们可以将那些解不开的绳结一刀两断，因而更能迎合那些愚蠢的头脑。他们念念不忘的惟有公共安全措施和国家的神机妙算；他们自以为智慧超群，因为他们的每一步都那么异乎寻常。他们自称拥有伟大的心灵，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正义不过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他们每犯下一次政治罪行，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在宣布：“我们又一次拯救了国家！”无疑，我们由此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每天都以这种方式得到拯救的国家，一定是个行将灭亡的国家。
17．前述有关专制政治思考的含义
与专制政治不同，即使没有招致所有人类利益反对的正当统治，它的非法措施也不但无益于、反而会损害并危及它的长治久安。显而易见，完全依赖非法措施的专制统治，就更不可能在它自身内部产生任何稳定的萌芽。它会活一天算一天，它将挥动斧头像打击罪犯一样打击无辜；它会组织一批同谋，向他们讨好，让他们发财，又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只有依靠专横权力自保，直到这种权力被抓到别人手，利用其亲信的帮助把它推翻为止。
对心怀不满的舆论进行血腥镇压，是某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特别喜爱的手段。然而舆论是压不住的：即使鲜血横流，舆论仍会流传，仍会向前冲锋并将大获全胜。它越是遭受压制，就越会变得令人畏惧；它会随着人们呼吸的空气渗入他们的头脑；它会成为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情感，人人都为之着迷的信念。人们不会集合起来策划阴谋，但所有相互碰面的人都会成为阴谋家。
无论一个民族表面上显得多么卑下，高尚的情感总能在几个离群索居的灵魂中得到庇护，它们将在那里慢慢地酝酿义愤。议会的拱顶下，可以回响起狂怒的说辞，王宫的大墙内，可以回响着蔑视人类的腔调；暴君的献媚者则向他们告发勇敢。但是，任何一个世纪都不会被上苍如此彻底地遗弃，以至于全体人类都变成专制政治需要它变成的那种样子。对压迫的仇恨会以个人或所有人的名义代代相传。未来不会辜负这一高尚的事业。总会有些人一如既往，对他们来说，正义是一种激情，保护弱者是一种需要。大自然早就在坚决维护这种连续性，从未有谁能够打断它，也永远不会有谁能够打断它。这些人将始终保持他们高尚的冲动；许多人会遭受苦难，许多人可能死去；但是，融有他们骨灰的世界，将会因他们而崛起，并且迟早会再现于世。
18．专制政治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尤其不能得逞的原因
以上道理适用于所有文明民族和所有时代；但是还有其他几个原因是现代文明特有的，并在我们的时代为专制政治设置了新的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些原因与好战倾向被和平倾向取代的原因相同，也与古代人的自由不可能被移植到现代人中间的原因相同。
人们不可动摇地眷恋着他们的安宁与享受，总是会以个人方式或者集体方式，反对所有打算对他们进行骚扰的权力。我已说过，我们远不像古代人那样热中于政治自由，这一事实可能会使我们不在乎那些徒有其表的保障；但是，我们远比古代人更热爱个人自由这一事实，却能够使我们在自由本身的基础受到攻击时，采取所有我们能够采取的手段来保卫它，而且，我们拥有古代人所无法使用的保卫手段。
我已经指出，商业使得专横权力对我们生活的干预远比过去更为麻烦，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活动更为多样化了，专横权力也必须成倍地膨胀才能追得上它们；但在同时，商业也使逃避专横权力的影响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它改变了财产权的性质，使财产权在实际中不可能被夺走。
商业赋予财产一个新的特性：货币的流通。没有货币，财产只是一个用益权（usufruct）；权力总是可以影响用益权，因为它可以阻止对用益权的享受；而货币的流通给这种社会权力的行使设置了一个既看不见又不可克服的障碍。
商业的影响所及甚至更为深远；商业不仅解放了个人，由于产生了债权，它也使权力本身受到了约束。
一位法国作家说，货币是专制政治最危险的武器，但也是对它最强有力的限制。＇1＇信用服从意见：对付意见，暴力毫无用处；货币可以隐藏或者抽逃；国家的一切活动将会陷入停顿。信用在古代人中没有这样的影响；他们的政府比平民强大，而我们时代的平民比政治权力强大。财富是一种随时都能更有效发挥作用的权力，对所有的势力都更为适用，因而能够得到远更真实、远更充分的服从。权力是在发出威胁，财富则是发出酬劳：人们可以靠欺骗权力来逃避权力，但是为了获得财富的好感，人们必须为它服务。这就是说，财富必胜。
由于一系列类似的原因，如今个人生活已不再完全被政治生活所湮没；个人可以带着自己的财富远走高飞；他们可以带着它享受私生活的一切快乐。商业已经使各民族之间更为亲密，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共同的习俗和惯例；君主可能仍然相互为敌，但各个民族却已成为同胞。流放对古代人而言是一种惩罚，对现代人来说则很容易忍受，不但毫无痛苦，往往还相当惬意。
专制政治仍然可以禁止移居国外；但是，为了防止人们移居国外，仅仅禁止是不够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怀有更大的希望才会离开那些禁止移民的国家。因此必须追捕那些抛弃自己国家的人，必须强迫最近的邻国、然后是遥远的国家把他们驱逐出境。于是，专制政治又回到了奴隶制度、征服体制和普遍君权。这是试图以一件不可能之事来克服另一件不可能之事。
我这里谈到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法国的专制政治一直对自由穷追不舍；它在自由已经深入人心的每个地方都曾取得了压制自由的一时成功。但是由于自由总是随处都能找到庇护，专制政治不得不跟在自由身后疲于奔命，直到最后它自己厄运临头。人类的智慧正在世界的尽头等待着它，将使它的溃退更为丢人现眼，使它遭受的惩罚更加令人难忘。
19．僭主政治不习能靠专制政治来维持，因为我们时代的专制政治本身不可能持久，因此僭主政治也没有机会持久
如果专制政治在我们的时代是不可能的，那么，依靠专制政治支撑僭主政治，无异于支撑某种必定崩溃的事物，因为支撑物本身也注定会崩溃。
如果正当的统治打算实行专制政治，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是惯例仍然与它站在一起。想一想吧，长期国会耗费了多么长的时间，才摆脱了那种对所有——无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制的——古老而神圣权力的顶礼膜拜。你认为篡权者统治下的社团在冲破他的控制之后，也会感受到同样的道德障碍、同样的良心顾虑吗？那些社团可以被奴役，但是它们受到的奴役越严重，一旦它们突然获得自由，它们就会变得越残忍。它们想要补偿它们遭受的长期奴役。曾经投票赞成举行公众庆典，祝贺阿格丽品娜之死并赞美尼禄杀母的元老们，也会判决尼禄遭受鞭笞，并把他扔进台伯河。
正当的统治在变为暴虐统治时遇到的困难，恰恰来自它的正当性。这些困难妨碍了它的成功，并且减少了这种企图给统治造成的危险。僭主政治不会遇到这种系统的反抗。它立刻就会获得比较彻底的成功；但是最终引起的反抗会更加混乱：那是以乱抗乱。
正当的统治只要在试图滥用权力之后重返中庸与正义的实践，所有的人都会向它表示感谢。事实上那是它重返早已为人熟知的位置，这将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它又唤回了人们的记忆。篡权者的半途而废却只能证明他的虚弱。他停下脚步的地方，可能和他希望到达的地方一样难以说清。他将遭到更大的鄙视，对他的仇恨将丝毫不减。
可见，没有专制政治就不可能维持假主政治，因为所有的势力都会奋起反对，有了专制政治也不可能维持僭主政治，因为专制政治本身并不能持久，因而僭主政治不可能持久。
无疑，法兰西为我们展示的景象令人大失所望。在那里，我们看到僭主政治洋洋得意，它装备了一切可怕的回忆，继承了所有邪恶的理论，自以为凡是既成事实都能为它提供辩护，擅长利用过去的一切暴行、一切错误，显示它对人类的蔑视和对理性的玷污。在它周围聚集了所有卑鄙的欲望、所有精明的算计、所有挖空心思的堕落。那些在革命暴力中已被证明是破坏性的激情，又以其他方式再次亮相。过去，恐怖和虚荣拙劣地模仿着党派精神中最不宽容的态度。现在，它们的愚蠢表演超过了最卑下的奴才。无处不在的利己心看到，只有卑鄙无耻——恐怖寻求它的包庇——才能大功告成。贪婪已不加掩饰，以它的寡廉鲜耻为暴政提供保障。诡辩拜倒在暴政脚下，热情得令它惊诧不已，喧嚣得让它忘乎所以；它混淆了一切概念，把所有试图批驳自己的声音都称作蛊惑人心。智慧本身也开始提供服务。而智慧一旦与良心分道扬镳，将是一种最令人作呕的工具。所有背信弃义的人聚集一堂，在他们过去的教条中，只保留了他们对声名狼藉的手段的爱好。狡猾的变书者依靠传统的邪恶出人头地，昨天有多么富足，今天依然多么富足。宗教成了权力的喉舌，理性只是在为暴力增光添彩。所有古往今来的偏见，每一块土地上的非正义，都被集中起来用作新社会秩序的原料。通过追溯以往的世纪，通过漫游遥远的国家，它们以千百种稀有元素构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奴性。一个耻辱的字眼，口口相传却又找不到真正的出处，不能给任何地方带来信念；一种讨厌的喧嚣，无聊而又荒唐，没有给真理和正义留下任何未受玷污的表达方式。
这种状况比最暴烈的革命更具灾难性。我们有时可能憎恶罗马的煽动性论坛；但对我们形成压制的，是我们感受到的悄撒统治下元老院受到的蔑视。我们可能会认为查理一世的敌人严酷无情，理应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也会深深憎恶克伦威尔的奴才们。
当社会中的愚昧势力犯罪时，知识阶层仍会完好无损，他们身处逆境会使他们免遭腐蚀。事物的力量迟早会使权力回到他们手中，所以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修复舆论遭受的破坏，因为舆论只是被误导，并未腐败。但是，如果这些阶层抛弃了自己的古老原则，把惯常的谦逊置诸脑后，屈从于令人憎恶的榜样，那还能有什么希望？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荣誉的萌芽、美德的踪迹？只有污秽、血迹和尘埃。
在所有的时代，仁爱之友的命运都是那么悲惨！不被承认，受到怀疑，周围全是些不相信勇气和无私信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