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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鬼主意，真是挖空心思，不惜成本。磨面机也要拍，但这样一来，烟机自然又拍不到了。至此，我们才终于明白了造假者的良苦用心和狡猾伎俩。
我们这种偷拍只能抓到极有限的蛛丝马迹，必须大规模正面作战，才能揭开他们的老底，让造假者的勾当大白于天下。我们准备撤。
一看时间，将近凌晨五点。再迟一会儿，天就会发亮，我们出村肯定会引起注意，事不宜迟，立刻撤！三个人一溜小跑，匆匆溜出了村才敢长出一口气。天已大亮，转身拍摄了一个晨光中依稀的村庄全景，我们结束了这次二十四小时的连续作战，收兵回营。
第一部分第2节 隐性采访在中国的使用现状（5）
第二天，我们回到北京汇报情况。不久，大规模行动就开始了。但奇怪的事情也紧随而至：云南省有关部门、国家打假办有关部门联合组织人员，秘密部署了行动，但不幸，这样机密的打假行动，不知怎的很快走漏风声，云霄的“线人”在行动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村里已经开会通知大家注意，近日将要大规模检查，谁走漏了风声，要格杀勿论，部分烟机已经开始转移。
秘密行动走漏风声，意味着行动队里必有内奸，敌暗我明，整个行动已无秘密可言。 原计划八点正式出动，既然情况有变，只好立刻出击。七点钟，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冲出县政府大院，直奔造假的村子。奇怪的是，我们刚一出大院，外面就涌上来很多摩托车，紧随我们的车队，越往前走，跟上来的摩托车越多，很快，路边就汇集成了壮观的摩托车队，仿佛夹道护送我们的卫队。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我们走，他们走，我们停，他们也停。骑摩托车的人不断地用手机打着电话，不知在和什么人说些什么。透过车窗玻璃，我们将这一罕见的景象拍摄了下来。
在村口，我们堵住了一辆大卡车，车上已空无一人，车身装了一个特制的铁皮篷子，武警冲上去撬开篷子门，一台烟机露了出来……
甩不掉摩托车，我们的攻击方向就随时被造假分子掌握着，他们依此决定是否能跑，跑向何处。我们放慢速度，摩托车也放慢速度；我们加速，摩托车也跟着加速，村间道路上尘土飞扬，颇有点像电影中的追击镜头。队长当机立断决定：“来他一个声东击西，他同时与三四个点的“线人”联系，佯装东去，突然命令司机掉头过一座桥，杀进了另一个村子，这一次我们又截获了一台烟机。突然对讲机又响了，是“线人”的声音，“一辆卡车出了村，正向西跑，蓝色大东风，上面有烟机。”
队长命令他：“盯住，一直跟着，看他往哪跑！”
这之后，就不断有“线人”的报告：“出了小树林——过了一座桥——向东拐了——朝水塘中间的小岛跑去了——停到林子里了。”我们按照线人提供的路线追上去，来到一片水塘，有一座桥和水塘中间的小岛相连，小岛上树林密布，夹杂住着两三户人家，下车，冲上小岛，又一辆卡车，就停在林子之间的草丛里。
图8：没收的假烟
……
这次打假，虽然没抓到一个造假老板，但毕竟有所收获，查收了四台大型烟机和几卡车伪劣烟丝和大量假冒名牌香烟的印刷品。回想起来，令我们感受最深的并非这些“战利品”，而是这场“地道战”、“游击战”、“间谍战”、“运动战”兼备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老记”在《讲述》栏目中一路回忆，给人带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情景想象当中。很多观众在收看了“假烟金三角”之后折服于这两个记者勇往无前之魄力。《讲述》节目播出后，又有一批当时没有收看到“金三角”新闻节目的观众被折服了。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马路上能认出“老记”，“您不就是那个假烟金三角的记者么！”
（四）迎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更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
隐性采访的魅力，还在于它迎合了社会和时代需要，可更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满足新闻记者对“社会责任感”的刻意求索。
市场经济是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还未发展到成熟期，转型和过渡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必然伴生无序和混乱，由于体制的运行不畅和机制的不健全，当文明和道德遭遇挑战，本来应该由法治承载的调整任务无法有效完成，一些阴暗和丑恶的现象和行为也相继出现。使命促使媒体负起了这份沉重的责任，于是，舆论监督成了当今很响亮的一种声音，而隐性采访等类似的手段，便成为媒体从业者进行舆论监督的一种选择。
这和美国百年前的“扒粪运动”或“黑幕揭发运动”有相似之处。
黑幕揭发运动意即“扒粪运动”，此称谓来源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家班扬（Bunyan）《天路历程》 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
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刚刚完成，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即“黑幕揭发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以深度的解析和犀利的言论抨击了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等，与其它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激活公众舆论、促使民众觉醒和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
“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报纸公示法》（1912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黑幕揭发运动”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帮助美国人形成共识，为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在当时黑幕揭发运动中，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都运用了隐性采访手段。黑幕揭发报道也成为美国当今威力最为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样式调查性报道的先声。
在当代中国，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许多电视栏目，也正通过相当规模的批评性报道，完成着舆论监督的使命。尽管隐性采访这一手段的运用引起不少有关法律和道德的讨论，但媒体仍把它作为舆论监督的有力工具，大多数观众亦快意于人赃俱获的痛快淋漓，对其中的争议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现在媒介和老百姓对于使用隐性采访方式进行各种揭露腐败的报道，都感到很痛快。这是由于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人们对于舆论监督的愿望十分强烈，因而暂时忽略了采访操作方面的问题；画面上‘人赃俱在’， 隐性采访带来的舆论压力也迫使当事人不敢与媒介‘理论’。换句话说，隐性采访在我国这样普遍地使用而没出现多少问题，是由社会道德支撑着的，以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条件的。”
当下，为了在市场经济中谋求更大的发展，各种媒体把能否及时抓到影响社会的新闻作为相互竞争的焦点，而往往忽略了冷静的法律、道德层面的思考；实际上，对于隐性采访这样“不可或缺”又相对敏感的地带，通过理性反思，寻求法律规制，掌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在具体运用隐性采访时能够较好地把握度，将隐性采访运用纳入良性轨道。
第一部分第3节 隐性采访的历史和使用现状（1）
隐性采访自诞生以来，赞誉与诟病并存，是一个有丰厚社会历史内涵的有趣现象。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一种采访手段，隐性采访是新闻史上激烈的竞争所催生的。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发展而成的特定时代产物，绝非当代记者的新发明。我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考证谁做了最早的隐性采访，而是把握隐性采访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一 西方隐性采访历史
擅长从事调查型报道的英国记者W。T。斯蒂德以他的“暗访式采访和煸情式写作风格”至今被新闻记者所膜拜。斯蒂德的独家报道－－《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以“买了一个女孩写故事”的采访方式，开创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于调查型报道之先河。
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一些商人专事贩卖本国年轻女孩，把她们送到布鲁塞尔的妓院供富人消遣。斯蒂德当时是《派尔…麦尔公报》的主编，他以暗访的方式参与其中，开展了详细的调查。他在伦敦东区买了一个女孩，于1885年7月6日发表了《强暴处女：我们委托的秘密调查报告》，文章内容包括他的亲身调查所见。因为买女孩，斯蒂德被捕了，他受到审讯并入狱。《派尔…麦尔公报》将调查报道在数星期内连载，报纸因而炒作到了定价的二百倍。由于这一报道的巨大影响，最终推动了禁止儿童卖淫运动的成功。2000年，英国新闻教育工作者雨果·德·伯格在其著作中说：“在斯蒂德之前，这类材料不会出现在英国有声望的报纸上。从斯蒂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世纪前的报纸是如何迎合人们的性与暴力口味的。他之所以赢得关注，不仅靠色情，还有曝光。”
在美国，隐性采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90年，当时内利·布莱（真名为伊丽莎白。科克伦）假扮精神病人住进布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的虐待情况，就此写了三篇报道，以《疯人院的十天》为题，发表在《纽约世界报》上。四十年后，1933年，现已停业的《芝加哥时报》记者赛拉斯。本特模仿内利·布莱，同样深入疯人院进行了报道。本特的报道题为《疯人院的七天》。他承认自己的报道使《时报》增加了可观的读者数量，“但是并未使该疯人院发生什么变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隐性采访报道在美国报界的全盛时期，当时大部分城市至少有两家以上的报社，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它们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而剧烈的竞争。
我国著名记者徐铸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说，他二十年代末进入《大公报》不久，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是说日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竞争激烈：日本明治年间有一位维新元老病重，为报道逝世消息，《每日新闻》的记者日夜守候在首相家的客厅里，《朝日新闻》记者则买通了下女，钻进首相寝室地板下的储藏室，凝神听着上面的动静。最后他听到有人说：“去请长老来吧”，知道病人已逝，立即跑出去，抢先报道了这一消息。《朝日新闻》为此出了号外，轰动一时。这也应是一个早期的隐性采访的案例。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隐性采访的确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辉煌的黄金时代。著名的普利策奖曾四度颁给隐性采访报道的记者。与之同时，新闻界业内业外的人士为新闻媒介使用隐性报道是否正确也起码争论了三十年。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的隐性采访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报界的隐性采访依然富有活力，成绩卓著。1971年，《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威廉·琼斯为了撰写一篇有关警察和急救公司相互勾结的报道，应聘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他据此写成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论坛报》也因隐性采访报道而获过两次普利策奖：1973年，该报记者假扮成审理选区选举案件的法官揭露选举中的欺骗行为；1976年，该报记者假装在医院工作，收集病人的不正当行为的证明。另外，以扮成病人而进行的“疯人院报道”被多次翻版。1974年，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假扮病人，揭露违反医疗补助制度的医生……
在许多类似的记载中，美国记者利用类似的“欺骗”手段采集新闻信息，已司空见惯。“为达目的，他们常常冒充警察、医生、甚至是政府官员，以吓唬、蒙哄对方。” 在英国，隐性采访也是层出不穷。1976年1月，《世界新闻报》刊登了《怪物和可悲的少女》一文，文中说，四十四岁的提利是个表演“活春宫”的男人，和他一起表演的是个美丽而可悲的十七岁少女丝薇芙特。该报记者假扮外国某俱乐部的主人，受邀观看他们的表演。提利事后控诉该报记者违反英国报纸道德标准，而英国新闻评议会的裁定认为：对记者使用欺诈采访感到遗憾，但用一些诡计进行调查式新闻采访是合法的，这种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为公共利益的目的服务，在该案例中，本会不认为记者的作为太过分。
有学者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新闻采访方式改变观念的起点。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普利策奖拒绝颁给隐性采访报道之后，一些重要事件——如黛安娜王妃之死——更加速了业界对于隐性采访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大部分报纸编辑都对欺骗和谎报家们持轻蔑的态度。但是，隐藏的摄像机和虚构的身份却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基本手段。”
二 我国的隐性采访历史
前文中提到，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无极阿胶打假开创了新中国隐性采访先河。在解放前的更早一段中国新闻史册上，隐性采访也有一些早期经典记录，其中大多是名记者所为。
我国1923年出版的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著）当中，就已经提到了“隐显”问题。书中写道：“个人朋友资格之隐显”，“又外交记者显示其资格与否，当视情形不同而临机决定。有若干人不喜欢言者披露于报纸，亦有若干人唯恐报纸不采其所言，苟误用则两失之矣。故探索新闻，问及附近之知其事者，有时直告以我乃某报社社员，有时又只能作为私人询问，而勿令知我为新闻记者。凡此亦临机应变之一端，求达探索新闻之目的而已。”其中“资格”即记者之身份，“隐显”则指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邵氏认为，这两种采访方式的取舍，是以顺利采集获取新闻为标准的。
在新闻实践方面，1922年6月22日，法国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所谓“金佛郎”案，要求庚子赔款部分改用金元计算，中国因此需多支付八千万元。北洋政府内阁开会讨论此案，严禁记者列席旁听。邵飘萍不甘心，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他即尾随而入，门卫以为他是公使随从未加阻拦。第三天，内阁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便见诸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邵氏有许多类似的采访案例，如雇用侍从窃听获取新闻等。
1936年秋，著名记者范长江于奉《大公报》社之命，化装成一名公司职员只身深入内蒙额济纳旗，刺探日军入侵内蒙的动向。范长江的行动受到很多密探的监视和跟踪，他克服重重困难，访问了当地的国王、官员、汉商，调查了额济纳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民俗状况，最终写成长篇通讯《忆内蒙》，发表在1937年的《国闻周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记者隐性采访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舆论监督随之兴起，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手段被重新引入新闻界，并且随着新闻竞争的升级而被普遍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