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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避而不谈呢？而那时正是青帮最红的时期，也没有忌讳之必要”。第三，
上海光复时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青帮敢死队头目刘福彪是经中国公学学生张承
槱见与陈其美相识的，“假如陈是青帮大头目，刘福彪何必由张承槱引见？”
最后，在1933 年出版的陈国屏所著的《清门考源》中列有《近代家里知闻录》
一章，收录了应夔丞等青帮大字辈的姓名，独不见陈其美在内，“假若陈其
美是个大字辈，怎能把他遗漏呢？”值得补充的是，自此之后出版的各种青
帮手册收录大字辈人物姓名有所调整，或增或删，但均未提及陈其美其人。
例如1934 年出版的刘柏年编的《三庵全集》中列有“午集安青帮之题名录”，
内有曹幼珊、樊瑾成等上海青帮大字辈，没有陈其美。1935 年出版的常圣照
编著的《安亲系统录》中列有上海青帮大字辈高士奎之名，没有陈其美之名，
1947 年出版的孙悦民著的《家理宝鉴》第二篇“理教历代领导者及其事迹”
中收有不少青帮第二十一代大字辈的人名，仍无陈其美。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中曾联络、利用过青帮这支社会力量，并在光复上海
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等于陈其美加入了青帮，并成为青
帮的大头目。读者同志，您认为如何呢？
（邵雍）
蒋介石何时拜黄金荣为师？
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黄金荣是上海流氓帮会头目，蒋介石曾经拜黄金
荣为师，种下了国民党政权与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勾结的根苗，1927 年“四·一
二”政变时蒋介石利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
此事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蒋介石究竟何时拜黄金荣为师，一直是众说纷坛，
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谜。
荣盂源在《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版第8 页）中说，‘蒋
介石何时拜黄金荣为师，不得其详。据他在1913 年给黄金荣立碑，歌功颂德，
可知不能晚于其时”，可惜在这条宝贵的线索下没有注明史料出处，立碑之
事又不见其他的记载。经查，1913 年夏，蒋介石先后在上海、宁波组织反对
袁世凯的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同年10 月蒋介石在上海参加中华革命党。11
月陈其美去日本，将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给蒋介石负责，直至次年6 月陈其美
才邀蒋赴日共同筹商讨袁事宜。蒋介石在奉命主持上海方面工作期间，知事
难急进，拜黄金荣为师，借用帮会势力打开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早岁经商沪渎、熟谙上海帮会内情的傅湘源在《青帮大亨——黄金荣、
杜月笙、张啸林外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94 页）中绘声绘色地
描写了1914 年秋末的一天晚上，徐青甫陪蒋介石在上海聚宝茶楼的香堂室里
拜黄金荣为“先生”的情节。据作者在前言中称，该书“每回所记之轶事，
均以笔者的见闻和当时主事者的回忆口述为依据，并考证有关文字史料。。
力求做到持之有据，真实可靠”，因此上述情节自当有所依据。经查，蒋介
石于1914 年9 月3 日自日本回国到上海。直到11 月下旬才复东渡日本。在
这段时间内，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困难，9 月20 日该党党员范鸿仙
被刺身亡，11 月23 日杭州革命党人夏之麟所设之秘密机关被破获，30 人被
捕杀，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拜黄金荣为师，争取帮会势力的掩护展开革命工
作也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较多的人认为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的时间是在20 年代初期。据黄金
荣管家程锡文回忆，“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
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
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7 页）。作为黄金荣的管
家，程锡文对黄家的内幕肯定要比外人了解得多，因此程的回忆是有一定根
据的。黄金荣自己在1951 年5 月20 日《文汇报》上发表《自白书》时也说，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我认识的”。但是程锡文没有交代蒋介石拜黄金荣为
师的具体时间。苏智良、陈丽菲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
社1991 年版）第78 页中提出，“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在上海随戴季陶于
物品交易所集资开了恒泰号经纪行当经纪人。1920 年底因交易所不景气，恒
泰号亏空甚巨，蒋亦负债数千元。蒋介石请虞洽卿出面，拜黄金荣为师，黄
金荣与虞洽卿各出一笔旅费，助蒋介石去广州找孙中山”。老新闻工作者恽
逸群在《30 年见闻杂记》中提出“蒋介石在1921 年前后曾投帖于上海租界
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
程锡文以及苏智良所说的共同点在于认定蒋介石是在上海从事物品交易
经纪不得手时才拜黄金荣为师的。而苏智良提出的蒋介石拜师的时间又和恽
逸群所说的相接近。但毕竟都缺乏严密的论证，难以成为定论。由于国民党
的官方著作如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对此问题讳莫如深，
只字不提，更增加了解决这一悬案的难度。
（邵雍）
九典籍考证
撰著篇
《春秋》是孔子所作吗？
《春秋》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的主
要经典。它总共有1。8 万余字，记载了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几千
年来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为后代编年史的滥觞，在中国史学史、经学史、
文化史上均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人们谈论《春秋》，往往提到孔子。《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孔子和
《春秋》是什么关系？历来学者争论不休。
一种观点是，《春秋》为孔子所作。这是自古至今的一种传统说法，最
早由孟子提出来。孟子认为，春秋时期社会动乱，邪说暴行屡屡出现，有臣
下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司马迁同意这种说法，并说孔子
为作《春秋》曾去过东周，参阅王室所藏的图书，然后“因史记，作《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后历代学者多循此说。现代也有学
者指出，孔子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精密提炼，将春秋错综复杂的史事，写成
一部句句严谨，一字之间都成褒贬的十分简练的《春秋》。还指出，孔子之
所以著《春秋》，原因之一是内乱。由于当时社会处于动荡变革之中，旧的
尊卑上下统治秩序被打乱，孔子就著《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
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箝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的政治权力。
原因之二是外患。当时不同种族纷纷进入周王朝统治区域，种族矛盾也就特
别尖锐，因而孔子著《春秋》是在“尊周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还
有学者提出，孔子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膝文公下》）如果孔子没有作《春秋》，显然不会为《春秋》承
担责任。
另有一种观点，《春秋》非孔子所作，但经过孔子整理。有的学者指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
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
《礼》、《乐》、《春秋》六种教本。孔子对它们，尽管有删节，但态度是
“信而好古”，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
也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
加以修改，编写成一部简要的史书。《春秋》中的一些字句不过是沿用以前
史官的写法，并非孔子的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根本没有著作或删订《春秋》。“五四”以后，
钱玄同力倡此说。他认为，孔子和“六经”（《诗》、《书》、《易》、《礼》、
《乐》、《春秋》）无关，前人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或者“流水帐簿”
是确切评价。还有学者指出，《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礼
记·坊记》及《韩非子》引述鲁《春秋》共有四条，皆与今《春秋》同，可
见今《春秋》即鲁《春秋》，其间并无孔子笔削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
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
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
经》的最多，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
国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笔削。有的学者则根据《春
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
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预知自己该什么时候死。孔子和《春秋》的关
系，只是孔子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且，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
渐流传到了民间，以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并非成
于一时或出于一人，而是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接续编纂，从而出现
了一些前后笔调不尽一致的地方。
鉴于孔子和《春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搞清楚孔子与《春
秋》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有助于学术史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刘丽）
孔子是否删过《诗》？
《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
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
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
就是一个悬案。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引《诗》十分普遍，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
角度来看待的，还没有认识到它真正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
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
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作了一番理论上的总结。他通过对《诗经》
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他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
子世家》）自此，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补充、发展。主张这
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
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1800 多，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 多篇，而现存
的《国风》，有的经历10 个、20 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
的，根本不止3000。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 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
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
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
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
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最早对
“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
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他认为“《书
经》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九，司马迁言
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于是，到宋
代就形成了反对“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
上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15
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
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 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
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
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
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 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
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
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
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 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
有300 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
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 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
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
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
《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郑土有）
《学记》作者是否孔门弟子？
《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
经验和理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
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 多年前《学
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
不一。因此，《学记》的作者自然也众说纷坛。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两说。一
说认为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以为是汉儒所记。持前说者如唐代的孔颖
达，他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
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
颢虽认为《礼记》杂出于汉儒，但仍说其中如《乐记》、《学记》、《大学》
等，出于孔门弟子“无可议者”。（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后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继《王制》而作，为汉儒所记。理由
呢？他说《学记》记述“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与《周礼》闾胥、党正、
州长、乡大夫之职略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为汉记也”。（转引自杭
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是“汉
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历史上关于《学记》作者的两种主要分歧，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这一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
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
乐正氏之儒”。《学记》究竟为哪一派的作品呢？
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他在1930 年撰文《“大学”为荀学说》，
指出荀子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大戴记》中直抄
《荀子·劝学》篇，《小戴记》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
他还说《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
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性恶之说”。以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
荀学。（《原载《燕京学报》第7 期。后收入《古史辨》第4 册。见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 年版）
郭沫若不赞同这种意见。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强立
而不反”即《洪范》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庸》所谓“中立而
不倚，强哉矫”，也即《盂子》所谓“强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行是前进，也就是“不反”。所以“强立而不反”一语不一定要性恶说才能
适用。冯友兰依此而“把《学记》认为荀学，依然是大有距离的”。（《沫
若文集》第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
《学记》不属荀学，郭沫若认为应是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
习是主张自发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