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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远离水面登岸上陆的原因之一。在现存的各种关于孙恩、卢循起义军
的资料中，对于水战的记载明显多于陆战的记载，即便是陆战也常常有起义
军的舰船以弓矢支援、掩护陆军等情况发生。孙恩在其力量达到极盛的时候，
能够同时调集起“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溯江而上，直逼东晋都城建
康。即使在孙恩战败自杀以后，由卢循率领的起义军残部仍能千里迢迢“浮
海”攻占广州城，并招兵买马，分两路浮江东进，击败由刘毅率领的2 万东
晋水军主力，恢复到战舰千余、兵士10 万的旧观。反观其对手东晋王朝的军
队，则一直避免与起义军在水上决战，而是想方设法筑栅拦水，或在关键要
塞依水设置堡垒，逼孙恩、卢循的军队上岸作战。好几次起义军兵逼建康，
只是因为高大的楼船逆风逆水行驶困难，加上风雨交加，给养不济或者疫病
流行，才不得不主动停止了进攻。总之，东晋军队只有在陆上才能稍占上风，
而孙恩、卢循率领的起义军也一直在水上占有优势。这场起义的最终失败，
是由于东晋军队偷袭了已经失去了海上根据地的起义军的后方，使登岸进攻
建康屡遭挫折而又疲惫不堪的卢循大军“无所归投”，仓惶之中匆忙后撤南
下，结果进入东晋军主力的包围圈，被彻底击败的。从中人们不难理解到，
坚持水面作战对孙恩、卢循的起义军来说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因而要竭力
避免陆上作战。
孙恩、卢循起义军尽管总是在江海水面上活动，但他们前后的行动目的
都是为了推翻东晋王朝，占领其首都建康。因此，他们与那种单纯以江海水
面为掩护而杀人越货的海盗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简单地因为历史记载中称之
为“海贼”而断定他们是海盗。但问题是他们的水上活动究竟与五斗米道有
关吗？
（丁之方）
黄巢最后有没有剃发为憎？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自起兵至失败，长达10 年之久，其间曾攻占
唐都长安，建立起政权。导致黄巢失败有内部叛变、战略错误等各种因素。
他失败后的结局如何，至今还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正史上的记载，其说有被杀和自杀两种，前者见于《旧唐书·黄
巢传》：“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
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僖宗纪》和《时
溥传》的记载同，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取此说）。后者见于《新唐
书·黄巢传》：“巢计蹙，谓林言曰：‘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
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
另一种是当时民间传说以及好几种笔记的叙述，都认为黄巢失败后并没
有死，而是脱身投入空门为僧得善终的。例如陶谷的《五代乱离记》说：“黄
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
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如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两都父老相传，
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
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邵博还谈到，他曾多
次至南禅寺游览，见壁上画有黄巢服僧衣之像，“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
为异耳”；寺中“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
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栏干看落晖。’”再如张端义的《贵
耳集》说：“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
下，有黄巢两字。”这几条记载基本相同。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那
是南宋末年的赵与时。他说：所谓黄巢题诗原是取诗人元的两首《智度师》
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的伪作。元原诗之一为：“四十年前马上飞，功
名藏尽拥缁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之二为：“三陷（史）
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看落晖”（见《宾
退录》）。但是，赵与时只是怀疑诗的不可靠，对黄巢的生死问题并无阐述。
黄巢失败后为僧的记载只见于宋人，以后似未有提及，并且在今人的一
些著作论述中，也未涉及此事，大多是称其为自杀。比如《隋唐史纲》、《黄
巢起义考》等是这样说，而《辞海》也不例外。但是，既有离黄巢较近的宋
人记述，其事毕竟可疑。这是不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讳避而有意把“黄巢
为僧”的事抹杀呢？要弄清其真相，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金昆年）
李顺的结局是否被杀，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是北宋
川峡地区农民起义首领王小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冬，王小波在江
原（今四川崇庆东南）阵亡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斗争。次
年春攻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一面实践“均贫富”口号，
一面分兵攻占北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至巫峡之地，扩军数十万，震动
整个北宋王朝。
宋太宗赵光义得知消息后，急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人川镇压。
五月，成都陷落，义军3 万人英勇战死，8 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
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
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 年至1036 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
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
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
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
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
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三300
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
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 人中
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 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
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
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 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
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
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
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
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
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
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
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
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
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
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
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
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
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
《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
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
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
难以使人确信。
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
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
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
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
人产生疑义。
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
法。
（任振河史文山）
李顺下落不明的原因是什么？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二月，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
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在两年后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其余波却延续了八
九年时间，尤其是起义发生在北宋王朝建国后不久国力尚属强盛之际，因此，
从宋代起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则因为他们曾经喊出
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而对这次起义有特别的兴趣。然而，
关于这次农民起义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顺是怎么死的，古往今来的记
载与著述却一直存在着较多的分歧与争论，某些有影响的专著与通史如翦伯
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甚至对于李顺的生死避而不谈。那么，李顺究
竟是怎样死的呢？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家一直认为李顺是在淳化五年（994 年）五月宋朝
军队攻占成都时被捕牺牲的。此说见于《宋史·太宗本纪》，在一些宋元时
期著名的笔记如《宋朝事实》、《桯史》等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因此清人毕
沉的《续资治通鉴》沿用了此说，蔡美彪等许多当代史家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
李顺”以及“枭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或在何时何地斩等
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由此也引起了古今史家的众多推测与争论。一些人
认为宋朝军队在攻占成都后不久就把捕获的李顺就地杀害了，其原因很可能
是当时指挥讨伐农民起义军的宋军统帅张继恩为了独占大功。另有人推测李
顺很可能在宋军攻人成都的激烈战斗中阵亡，而以后捕获并杀害的只是一个
与之相似的牺牲者，因此张继恩才会匆匆就地杀害李顺，而不是将他押送京
师炫耀战功。以上两种说法当然都不无可取之处，但多出于推测，缺乏证据
确凿的原始资料的支持，难以令人信服。不少人根据《宋史·太宗本纪》以
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五年五月在凤翔市斩李顺的党羽卫进、计词、
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以及彭荣等8 人（一说12 人）的记载，推断
李顺也同时被害。但“李顺党”毕竟不能代表李顺本人，要证明李顺也在其
中，必须拿出更直接的证据。显然，在宋元时期众多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官
方正史中，对于捕获并处决李顺这样重要的“贼首”的记录却如此简单含糊，
这不禁令人怀疑其可靠性与真实性。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出李顺实际上是化妆逃出了成都，直到起义军
被镇压后30 多年，才在广州或岭南某地被发现逮捕，以70 余岁的高龄被杀
于狱中。按此说见于宋代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
记》以及周密等人的著述笔记之中，并且大同小异，其中沈括生活的年代距
王小波，李顺起义仅仅60 年左右，因而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综合诸家之说，
李顺之死的情况大致如下：在宋军攻破成都城的前一天，李顺在支持者的帮
助之下剃去头发，化妆成僧人逃往岭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 年）
因人告发被广州巡检陈文琏捕获，后又被押送京城审明确系李顺。宋廷当局
考虑到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将士早已授功领赏了，为了不失面子，才没
有正式公布此事，而是在狱中暗暗地处死了李顺。尽管沈括曾在陈文琏处看
到过这一事件的有关案档文件，陆游、周密也反复声称此事乃“推验明白”、
“覆按皆实”的，但传世的大量宋代官方记录却没有类似的记载，人们仍然
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是出于后人维妙维肖的伪造，而使沈括、陆游、周密这
样的大学者也信以为真了。
正是因为以上二种说法都有点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提出了李顺下落不明
说。据曾经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朝官员刘锡的回忆：“李顺力屈
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即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
（《至道圣德颂》）由此可知占领成都之时宋军确实没有捕获或杀害李顺，
而史书上记载的那个被杀害的“李顺”相传是一个面有胡须、“状颇类顺”
的无辜的受害者。据宋人陆游等笔记的记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
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奏道：“闻顺已遁
去，诸将所获非也。”被太宗以“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
为由驳回。20 多年后，即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年），有人在岭南捕获了“蜀
盗”李顺，押送京师。后经审讯证实，此人系广州人李延志。如果李顺真的
已经被杀无疑了，为什么两宋数百年间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地提及李顺，甚
至在李顺“死后”二三十年仍在寻找并宣称捕获了真正的李顺呢？答案似乎
应该是李顺当年并未被宋军擒获，而是在激战之中下落不明了。从历史记载
来看，指挥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军统帅张继恩是颇受宋太宗宠信的大
臣，因此每当有人提及李顺可能仍然活着的时候，太宗总是很不高兴，张舜
卿为此险些掉了脑袋，最后弄了个降职丢官的下场。可能从此以后，无人敢
言李顺仍然下落不明这一事实，历代相沿，将错就错。也正是因此，宋代的
官方纪录对李顺之死只能语焉不详，后人对此又猜测纷纷，于是造成了目前
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祐间，乃
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份，难以得到较可
靠的正史的直接证实。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保持有疑的态度，
是较为可取的。
（丁之方）
方腊的出身是“富户”还是“雇工”？
方腊是我国民间最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率领的起义军，攻州夺县，
席卷了现在的浙江、皖南和赣东北，影响苏南，波及闽粤，是北宋末年规模
最大的农民起义。这位使赵宋统治者为之惧怕、威震东南半边天的农民领袖
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自然要探究一下他的出身和籍贯。
宋人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及
《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等书中，均说方腊“家有漆园”，但具体情况
如何，没有更多的明确记载。只有曾敏行在其《独醒杂志》中，对方腊的家
产和政治地位，留下了一点简短的记述：“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
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
腊数被困辱，困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多据上述史料，
断定方腊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由于深受“花石纲”征调之苦，被迫起义。
对于这种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未曾提出过
异议，直到1974 年《文物》杂志发表了冠绰的《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一
文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问题又扑朔迷离起来。
冠绰依据谱牒材料，首先否定了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桂
林方氏宗谱》中收录的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
郎彦通公墓亭记》中，分别写道：“有佣人方腊者，其初歙人，来隶公家”；
“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由此提出方腊的出身是“佣人”。不久，安
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组织了调查组，在安徽
和浙江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依靠多种传世的谱牒、碑刻和口碑材料，
支持了方腊出身于“佣人”的“雇工说”。其根据很多采之于民间传说材料，
或说他是“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