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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说：“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一手创作了昆山
腔。”可是，在50 年代后期，人们在明代周元《泾林续记》等书中发现
了这样的记载：明初，朱元璋为示国之祥瑞，把一些高寿老人召到南京赐宴；
其中有位叫周寿谊的，朱元璋知道他是昆山人后就问他会不会唱昆山腔，还
说人家告诉他昆山腔是很好听的；周寿谊说我不会唱昆山腔，只会唱小调月
儿弯弯照九州。如此说来，早于魏良辅二百多年的明初就已经存在“很好听
的”昆山腔了。传统的魏氏“创始”说开始产生了疑问。不过当时由于旁证
不足，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大波动。
1961 年，路工在《戏剧报》第七、八期合刊上披露了他在明代张丑《真
迹日录》中发现的，吴昆麓“校正”、大书画家文征明手写的《娄江尚泉魏
良辅南词引正》，引起了昆腔史研究领域的一场热烈讨论。原来，《南词引
正》中有这么一段话：“。。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
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
昆山腔之称。”
从这段文字看：一，“国初有昆山腔之称”，可以和周寿谊事互为印证。
二，不但证明魏良辅并非昆腔“创始”人，而且魏氏还说出了“创始”人是
顾坚，远祖则是黄幡绰。三，过去还有个疑问：魏良辅实为江西人，流寓太
仓，为何他“创始”的声腔叫昆山腔？现在这个问题似乎也解决了：顾坚、
黄幡绰都是昆山人。于是，有些戏曲史家如傅惜华，据此认定昆腔是：“元
末明初时顾坚所创始的”。（《文汇报》1961 年4 月8 日《曲海新知》）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此案疑点尚多：
首先，如果不能以确凿的史料证实元代昆山确有精干戏曲音乐的顾坚其
人存在，那么他“发南曲之奥”一说的基础就不够坚实。《南词引正》说他
与杨维桢、顾仲瑛等为友，可是在杨、顾等人的诗文中还没有发现过顾坚的
名字。周贻白查出顾坚乃嘉靖进士，并非元人。（《戏曲演唱论著辑释》）
董每戡因为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而又要肯定其人存在，干脆论断顾坚只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昆腔”“昆山曲派”》，见《说剧》1983 年版）。
其他研究者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材料都不太过硬；顾坚其人，目前仍
是戏曲史上一个似有似无的幻影。
再一个疑点是《南词引正》的真实性。坚决怀疑者如周贻白，认为它是
吴昆麓“托名于魏良辅”。（《戏曲演唱论著辑释》）多数研究者虽然感到
“问题都还有待于研究”，但“目前只好暂且承认”它的叙述内容。1980 年，
陆萼庭出版了《昆剧演出史稿》一书，打破休战状态，提出新的论点：这段
文字既非别人假托，也非直陈史实，而是魏良辅自己在故弄玄虚；抬出黄幡
绰和顾坚，以提高昆腔地位，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工作。是非真假，依然各执
一说。
第三，不论魏良辅“创始”，或顾坚“创始”、魏氏改革提高，魏良辅
终究还是昆腔发展中的大功臣，可是在明代己对其人感到茫然，甚至籍贯也
众说不一。近年对其生平探索也颇有分歧。多数意见认为他是普通曲师，因
为他多与下层交往，还把爱女嫁给一个深通戏曲音乐的流放犯。如陆萼庭据
李开先《词谑》说他是“游食四方的歌唱家”，又以医生为“副业”（《昆
剧演出史稿》）。而蒋星煜通过江西的实地调查和检阅有关志书，认为魏良
辅系进士，因招降广西瑶民起义有功而做过相当高位的布政使（《关于魏良
辅与〈骷髅格〉〈浣纱记〉的几个问题》）。可是如此大官又怎么流落到太
仓，落魄得这等地步？
还有一个疑问，如明初已确有昆腔，那时的昆腔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徐
渭说过“如宋之嘌唱”。（《南词叙录》）钱南扬、路工、黄紫冈等诸家多
以为魏氏改革前的昆腔为清曲小唱。独有蒋星煜着眼于“黄幡绰所传”这句
话。据传，黄幡绰之故村绰墩“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语”（《中吴纪闻》）；
故而蒋氏觉得昆腔把歌、舞、剧较早就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也是不能绝对排
除的（《昆山腔的发展史再探索》）。当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实例。
朋友，当你欣赏优美的昆剧艺术时，没有想到它的发展史上还有这些疑
问吧？戏剧史研究的大门敞开着，希望你也来解开其中的几个“？”。
（缪依杭）
喜剧始于何时？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留下来的剧目，非常丰富。虽然没有根据悲剧、喜
剧的美学理论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但喜剧的存在却是客观的，而且有大
量的喜剧剧目和论述遗留下来。这是因为戏曲是人们生活的反映，生活中本
来就充满着喜剧性的现象。它反映到戏曲中，就成了喜剧。正如元末著名戏
曲家高则诚在他的名著《琵琶记》开场时说的“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
明末戏曲评论家陈继儒在《琵琶记》总评中说的“西厢、琵琶俱是传神文字，
然而西厢令人解颐，。。”。这里的“乐人”和“解颐”，指的就是喜剧的
艺术效果。那么，中国的喜剧始于何时？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喜剧成熟于12 世纪到14 世纪的宋元时期。认为这
一时期的喜剧，无论是作者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安排关目等方面都同悲
剧有明显区别。剧本的取材，往往只取生活中的某个有代表性的局部或侧面，
而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意义，使戏曲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联。如《幽闺记》和《玉簪记》等大型传奇剧便属于这一类。作者在塑造人
物形象时，一方面对反面人物（通常指上层或高贵者）进行无情的讽刺、鞭
挞，揭露他们的愚蠢、卑劣；而另一方面则以更多的篇幅对正面人物（通常
是指下层人民）的正义、机智行为进行赞美、歌颂。如爱情戏中的贵公子总
是愚而卑劣，穷书生总是多才多艺；贵小姐正直而带幼稚，小丫环往往比小
姐聪明、伶俐。典型的剧目有《救风尘》、《西厢记》等。表现手法或采取
旁敲侧击，以弱胜强；或避实击虚，以智取胜；或反言显正，寓庄于谐。使
气焰嚣张的反面人物，在经过几场较量后，不得不败下阵来；而开始处于弱
小的正面人物，由弱转强，终于取得胜利。如《救风尘》，《望江亭》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喜剧是从公元前8 世纪的俳优发展而来的。俳优，可
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喜剧演员。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774 年，西周幽王的官
廷里就养着俳优。
俳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他们专以滑稽、诙谐的人物扮演供国王贵族
玩弄或进行讽刺调笑。为了使这些会说话的玩偶在宫廷里出尽洋相，挑选俳
优时，专门从民间选取那些身不满三尺的侏儒。据《史记·滑稽列传》的记
载，“优孟衣冠”就是中国喜剧的初始阶段。记载说，春秋楚庄王的时候，
楚相孙叔敖临终时，他对儿子说，我死后，你们一定会很贫困，你可去找优
孟帮助。于是，优孟穿戴了孙叔敖的衣服帽子，模仿孙叔敖的言谈笑容。练
熟后，去见楚庄王。庄王怀念孙叔敖，见了优孟，当孙叔敖复活了，要他作
楚相，优孟遂以唱来讽喻庄王。他唱道，住在山里耕田、打柴很辛苦；出来
做贪官，接受贿赂，自身要被杀，家族也要被灭绝；而做清官，像孙叔敖一
样，一生忠贞廉洁，又怎样呢？他的妻儿穷得只好靠打柴维持生活。庄王听
后向优孟谢过，并厚封孙叔敖的儿子。优孟的演唱，就是初始的喜剧。
以后，至五胡十六国时代，俳优发展为“参军戏”。后赵石勒，因一个
担任参军的官员贪污，于是就令一个优人，穿上官服，装扮成参军，让别的
优伶装扮成其他的角色，在旁边戏弄他。从此，由一个优人扮的角色发展成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称谓“参军戏”。这就是喜剧的发展。
再有一种观点是把喜剧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傩祭，认为这种形式就是早期
的喜剧。上古时代，源渊于图腾崇拜的先民们，当他们在欢庆丰收、胜利或
驱鬼逐疫的时候，都要进行一种固定的祭祀仪式——傩祭。傩祭时，有一个
核心人物，身上蒙着熊皮，头上戴着有四只眼睛的面具，右手执戈，左手舞
盾，率领着戴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或尊称十二神），以及大队由少年
儿童扮演的“侲子”，号呼跳跃，并合唱祭歌。这种形式犹如今天的载歌载
舞。他们把这种傩祭，作为是中国喜剧的开端。
综上所述，无论是“成熟的喜剧”，还是“优”或“傩祭”，它们究竟
始于何时？还是一个颇难回答的“谜”。
（庞成保）
弋阳腔的发源地在哪里？
稍知中国戏曲史或者喜欢地方戏的人没有不知道弋阳腔的。它形成于元
末明初之际，据《南词叙录》说，它当时盛行于北京、南京、湖南、福建、
广东等地的舞台上。弋阳腔的特点是台上演员独唱，后台众人帮腔，只用打
击乐伴奏，并且创造了滚调。弋阳腔由于传播广，并同各地语言、曲调或剧
种相结合，因而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周贻白在《中国戏
曲发展史纲要》中所指出的那样：”直到现在，还可在赣、皖、湘、鄂、闽、
粤、京、宁等地寻出曾经流行过弋阳腔的线索，甚至山西、陕西以及东北数
省，直接或间接地都曾有过弋阳腔的足迹。”然而，弋阳腔最初究竟产生于
哪个地方呢？
弋阳，作为今天的地名，在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游，其名形成于隋代，
而在古代，作为郡县名的另一个弋阳，治所在今河南省潢川西，辖境相当于
今河南淮河以南、竹竿河以东、灌河以西及湖北东北角。弋阳腔作为一个地
方声腔系统，不可能同时形成于语言、文化差异甚大的南北两地。那么，哪
个弋阳才是弋阳腔的发源地呢？
如果根据明代魏良辅《南词引正》的说法，弋阳腔于明初永乐年间已流
传到云贵一带，结论可能是弋阳腔起源于江西弋阳。
确实，从《猥谈》有关弋阳腔形成的材料分析，弋阳腔可能来自南曲声
腔的演变，是从南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剧种。随着南戏在民间不同地区的
流传，各地民间艺术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越来越大，差异
逐渐明显起来。这种变化使得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各地以后，被戏曲演员以
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音、语调的差别，使之不断改变，在风格上逐渐地
方化。
从弋阳腔演出的《琵琶记》、《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等
元末戏文，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与早期南戏的继承关系。当然，从明人汤显祖
和清人李调元有关弋阳腔的记载中，又可以看出弋阳腔一贯所具有的风格、
特色。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此道有南北，南则昆山，之
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则弋阳，其节以鼓，
其调谊。”李调元《剧话》也指出：“弋阳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
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
据此，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就主张弋阳腔形成于江西
东部一带。并且补充说，这一地区在语言系统上属中州语系，与吴浙音有很
大差别，这就形成了弋阳腔在音调风格上的独特性，在南戏系统上自成一家；
同时，又由于这一地区有着一些特殊的民间风俗，流行着一些与这些民间风
俗习尚有关的民间艺术，比如傩舞、目连戏等与宗教形式联系着的艺术形式，
对弋阳腔的发展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弋阳腔的音调特征，表现形式一
唱众和的特点，以及锣鼓打击乐的运用，都和当地民间艺术有着一定联系。
但是，翻检清人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小惠传》，又可以看到关于弋
阳腔来源的另一种见解，他说：“演剧防于唐教坊梨园弟子，金元间始有院
本。。。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称‘京腔’），
为‘弦索’。曼绰流于南部，一变为弋阳腔，再变为海盐腔。”这就是说，
弋阳腔只不过是北方高腔在南方的流传演变而已。
事实究竟怎样呢？
我们知道，在元末明初，北方杂剧已广泛流行于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广
大地区，据《录鬼簿》说，元代始创南北合套的作家沈和，就居于江州。明
永乐时改封于南昌的宁献王朱权，也曾大力提倡北曲，编撰杂剧，组织王府
戏班。这些活动自然会对民间戏剧产生影响。弋阳腔的一些演出剧目，有些
是由北杂剧改编而成，甚至按杂剧模式演出。因而，清代李渔《闲情偶寄·音
律》指出，弋阳腔照搬《西厢》，“以其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
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这不正说明弋阳腔是
受北曲杂剧的深刻影响吗？
那么，弋阳腔究竟是南戏的支流还是源于北方？看来尚需人们努力探
讨。
（勇木）
苏剧起源于何时？
苏剧原名苏州滩簧，是流传在江浙民间的说唱音乐，是一切滩簧（包括
浦东滩簧、无锡滩簧、宁波滩簧、杭州滩簧等）中最早和最值得注意的一种。
苏滩后又分为“前滩”和“后滩”。前滩又叫“钱滩”。据传清帝嘉庆死后，
不许民间演戏。当时有个艺人汪紫香，因双目失明不能演戏，便集子侄三四
人为一班，改唱滩簧，其脚本半出于昆伶钱坤元之手。钱坤元曾对改昆曲为
滩簧花过不少力气，在苏滩艺人中影响较大，“钱滩”由此得名；后来误传
为“前滩”。从前滩发展为后滩，经历了几个阶段。滩簧时期的演出形式有
些近似现在的说书。滩簧这个名称也是因为有些老艺人把说书叫做“滩册”，
把临时编成的唱篇叫做“簧篇”而得名。当滩簧发展为前滩这个阶段时，叙
事体的讲唱已经初步发展成为代言体的戏曲了。当时许多昆曲艺人由于昆曲
的衰落而改行唱滩簧，因此苏滩在音乐、声韵、行腔、脚本和表演等方面都
受到昆曲的重大影响。
苏剧的曲调丰富，唱同讲究声韵，唱腔柔绵含情、婉转动听，有鲜明的
地方色彩，很能反映苏南人民的心理、性格和感情。它的主要曲调是“太平
调”，简称为“平调”。特点是容量大、音域宽、节奏稳，能够随着角色和
情感而变化，生、旦、净、丑各有不同的唱法。除了太平调以外，还有凄凉
的弦索调、迷魂调和柴调；轻松的费家调；以及大小九连环调、五更调、四
季相思、湘江浪等民间小调，唱腔共有一百多种，其中的阴阳血、山歌调、
紫竹调、费家调、银绞丝等，正被沪剧、评弹、滑稽等兄弟剧种普遍采用着。
苏剧既然是一种说唱曲艺，所以起初演员并不化妆，也没有舞台动作，
演员穿着便服，坐着演唱，如同评弹一样，当时被称作“素衣坐唱”。后又
发展成为化妆坐唱。最早的化妆苏滩，大约是1912 年汪优游、陈大悲等领导
的文明戏剧团“进化团”到宁波演出，苏滩艺人郑少赓、朱筱峰等随团同往。
由于文明戏是化妆演出的，他们也跟着化妆了。1935 年，上海举行了一次救
灾义演，第一次在中央大戏院演出了苏剧《昭君和番》、《描金凤》、《三
笑》等戏。
关于苏剧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陈蝶仙的说法。他作有《安康雅集小序》，认为杭州的滩簧产
生于宋朝末代文天祥时代，甚至远溯到晋代竹林七贤。
第二种是徐傅霖的说法。徐傅霖在《中国民众文艺一斑——滩簧》上说：
“清朝的全盛时代，盛行昆戏，不知哪个皇帝死了，必须在三年国丧期年，
戏园一律停锣。于是昆戏的故乡苏州有一位姓钱的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将昆
曲减去锣鼓与笛，全用丝弦乐器来和唱，把昆曲改成简单唱法，便叫做滩簧。”
但在1951 年民锋苏剧团演出《桃花扇》时，编者徐傅霖登台演说，却指出这
一年是清咸丰元年（1851 年），道光刚死，所以这次的苏剧演出恰好是百年
纪念。有人又说这姓钱的就是苏州吴县的钱明树贡士。又有人以为钱滩指的
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艺人钱坤元。（《新民报》报道说是咸丰皇帝晏驾，同治
皇帝登基，宣布国丧三年，那该是1862—1864 年，就更迟了。）
第三种是李家瑞的说法。他认为：“乾隆寿曲桑农献瑞一种里面己用滩
簧调，霓裳续谱里也选有滩簧调三种。”因此苏剧起源于乾隆年间。
此外赵景深也找到了两个例证：其一是，乾隆间沈起凤的《文星榜传奇》
第四出科诨道士云：“唱滩王是我起首。”又云：“卖橄榄粗话直喷，打斋
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