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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一起，以奇迹般的努力把自己从企图使他们毁灭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能期
望不出一点事儿吗？当人们饱受压迫的痛苦并受到新的压迫的威胁时，还期
待什么处之泰然的哲学或遇事麻木不仁呢？柏克先生大声疾呼反对暴行；然
而，最大的暴行却是他自己犯的。他的书就是一部暴行录，书中没有为一时
冲动犯下的暴行表示歉意，而是在整整十个月内对这些暴行倍加珍爱：但柏
克先生并没有受到过挑衅，他的生命和个人利益也未处于危险。
他们报复呢？在一次规模浩大的全民奋起中，各种阶层、气质和性格的人混
杂一起，以奇迹般的努力把自己从企图使他们毁灭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能期
望不出一点事儿吗？当人们饱受压迫的痛苦并受到新的压迫的威胁时，还期
待什么处之泰然的哲学或遇事麻木不仁呢？柏克先生大声疾呼反对暴行；然
而，最大的暴行却是他自己犯的。他的书就是一部暴行录，书中没有为一时
冲动犯下的暴行表示歉意，而是在整整十个月内对这些暴行倍加珍爱：但柏
克先生并没有受到过挑衅，他的生命和个人利益也未处于危险。
他们是从统治他们的政府那里学来的，而把他们同空见惯的刑罚作为报
复。这种插在铁杆上的人头，在伦敦的城门上一连挂好几年，同巴黎那些插
在铁杆上的人头的恐怖情景毫无区别；但这是英国政府干的。也许可以说，
一个人死后，随便拿他怎样处理，对他都毫无意义，但对于活着的人却意义
重大。它要末使他们感情痛苦，要末使他们变成铁石心肠，但二者都教会他
们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去进行惩罚。
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政府要有人道。因为是这些政府的血腥刑
罚使人变坏了。在英国，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绞死、溺死，和分尸等刑罚，并
把受刑者的心肝挖出来示众。在法国，在前政府的统治下，刑罚之野蛮也毫
无逊色。谁能忘记用五马分尸处死达米安的情景？向公众展示这种种残酷的
情景其效果只能是毁灭善良的心灵或者激起报仇的意识；而且，由于用恐怖
而不是用理性来统治人的卑劣错误观点，这些情景就造成了先例。政府企图
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最下层阶级的人，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坏的影响。
他们清楚地感到启己是要针对的目标，因而他们也倒过来自己动手干这些教
给他们的恐怖事儿。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英国称他们为“暴徒”。
1780年在伦敦放火劫掠的是这帮人，在巴黎把人头插在铁杆上的也是这帮
人。富隆和贝尔梯埃是在乡间抓到的，然后送往巴黎市政府受审；国民议会
在新内阁就职后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呈交国王和内阁，声称他们（国民议
会）认为新内阁——富隆是其中一员——应对其提出与推行的各项措施负
责；可是一群暴徒为富隆和贝尔梯埃的出现所激怒，就在他们被押送市政府
的途中把他们从押解者手中抢了过来，就地枪决。那么，柏克先生为什么要
用这种暴行来指控全体人民呢？据此，他也可以用
1780年的骚乱和暴行去指
控全体伦敦市民或用爱尔兰的骚乱和暴行去指控他的全体同胞了。
但我们听到或看到令人不快或有损人类道德的一切事情，应当引起我们
深入思考而不是斥责一通。即使犯了这些案情的人也需要我们加以考虑。以
粗野无知的暴徒出名的人，在一切古老的国家中为数这样多，这究竟是什么
道理呢？我们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动一下脑筋是可以解答的。他们的
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所有旧政府结构不良所造成的
恶果。把一些人吹捧上天，把另一些人打入地狱，以致一切都颠倒过来。广
大人民被降格投入人类画面的后景，使国家和贵族扮演的木偶戏更加显眼突
出。在一次革命开始之际，这些人只是追随某一阵营而并非追随自由的旗帜，
还需要教育他们如何尊重自由。
出。在一次革命开始之际，这些人只是追随某一阵营而并非追随自由的旗帜，
还需要教育他们如何尊重自由。
这是国民议会与巴黎市的光荣：在这样一个非任何当局所能控制的武装
混乱的可怕场面中，它们居然能够用示范和规劝的力量大大控制了局势。从
未有过一次革命象法国革命那样煞费苦心地去教育和开导人们，使他们明白
他们的利益在于德行而不在于报复。现在我要就柏克先生关于
10月
5日和
6
日出征凡尔赛的记述谈谈我的看法。
我只能从演戏的角度来看待柏克先生的著作；我认为他本人也是这样来
看的，他以诗人的自由略去了一些事实，歪曲了另一些事实，使整个布局产
生一种舞台效果。他对出征凡尔赛的记述就是如此。他的记述的开头就略去
了那些作为起因被证明确凿的事实，其他一切即使在巴黎也都是猜测：接着
他就凭空捏造出一个适合他自己的感情与偏见的故事。
必须看到，在柏克先生的全书中，他从未提到那些反对革命的阴谋，而
一切灾难正是由这些阴谋产生的。只披露结果而不提原因，正符合他的本意。
这也是演戏的一种技巧。如果把人们所犯的罪行连同他们所受的痛苦一起表
现出来，舞台效果往往就会削弱，而有些地方本来要使观众哀痛的，现在倒
反博得他们赞许了。
在对出征凡尔赛这一错综复杂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它依然扑朔迷
离，凡是由各种同时发生的尴尬局面而不是由原定计划产生的事件，都有这
种特点。当人们的性格正在形成的时候——在革命中情况总是如此——总会
相互猜疑，容易误解；甚至原则截然相反的政党也往往会协力推进同一运动，
尽管这些政党的观点不大相同，希望运动产生的结果也大不相同。从这一棘
手事件中可发现很多这类情形，但整个争端则无人知晓。
当时唯一确知之事，就是由于国王迟迟不批准和转发国民议会的几项法
令，特别是包含宪法将据以建立的根本原则的《人权宣言》和
8月
4日法令，
在巴黎激起了相当的不安情绪。对于这件事的最好心又最合乎情理的推测也
许是，有几个大臣想在法令最后批准和发往各省以前对其中某些部分提出意
见；但是，即使情形如此，革命的敌人还是从拖延中获得希望，革命的朋友
则感到不安。
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卫队——它就跟这类部队一样，通常是由那
些与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组成的——在凡尔赛宫（10月
1日）举行宴会，款待
一些刚到的外国军队，当宴会正热闹时，卫队得到一个信号，就把三色帽徽
扯下来踩在脚下，并换上一个特意预备好了的帽徽。这种侮辱行为无异是挑
衅。这同宣战一样；而人们要是提出挑战，就必须承担后果。可是，柏克先
生对这一切讳莫如深。他是这样开始他的叙述的：“历史将记下，1789年
10
月
6日早晨，法国国王和王后在经过了一天的混乱、惊慌、恐怖与屠杀之后，
在公众效忠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躺下来享受几小时忧虑不宁的睡眠。”这
不是历史的严肃态度，也不是历史的意向。这会使人对一切发生猜疑和误解。
人们至少会想到当时发生过一场战斗；事实上，要不是由于柏克先生所指责
的那些人的克制，倒很可能会有一场战斗。柏克先生把卫队撇开不谈，他就
戏剧性地特许自己用国王和王后取代卫队，好象这次出征的目标就是反对国
王和王后似的。但还是言归正传吧。
的那些人的克制，倒很可能会有一场战斗。柏克先生把卫队撇开不谈，他就
戏剧性地特许自己用国王和王后取代卫队，好象这次出征的目标就是反对国
王和王后似的。但还是言归正传吧。
10月
5日，为数众多的妇女和乔装成妇女的男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府四
周，并向凡尔赛进发。他们公开扬言的目标是卫队。但是审慎的人都明白，
坏事开始容易结束难，由于已经提到的猜疑心理又加上这样一支乱七八糟的
队伍，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因此，一等到集合了一支可观的兵力，拉法叶
特侯爵就受巴黎民政当局之命，率领两万巴黎民兵尾随队伍出发。革命是不
能从混乱中受益的，反革命却可能混水摸鱼。在此之前，拉法叶特侯爵曾用
亲切生动的讲话多次把骚乱平息下来，这方面他是特别成功的；因此，为了
挫败那些谋求将事态扩大到使国王从凡尔赛撤往梅斯成为理所当然的人的希
望，同时阻止卫队与男男女女组成的队伍发生冲突，他火速报告国王，他受
巴黎市政当局之命正向凡尔赛进发，以维护和平与安全，同时表示有必要制
止卫队向人民开枪。①
他在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到达凡尔赛。当时卫队已经集合，人民队伍
也已在早些时候到达，双方相持不下。现在要靠机智与谋略来转危为安。拉
法叶特侯爵于是成为愤激的双方的调解人；国王为了消除因前述迟迟不批准
法令所引起的骚动，召来国民议会议长，并签署了《人权宣言》以及业已拟
就的宪法其他部分。
当时大约凌晨一时，一切都好象已安定下来，大家纷纷祝贺。在击鼓声
中，凡尔赛市民特腾出屋子来招待巴黎同胞。屋内安置不下的人就留在街上
或在教室里住宿。国王和王后于二时就寝。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天明，然后，由于双方中某些人都应受指责的行为，
新的冲突发生了，因为在任何这样的场合都难免会有这种人。卫队中有一兵
士偶然出现在王宫的窗口，在街上过夜的市民向他破口大驾。那个士兵本应
知趣回避，可是他却端起枪来打死了一个巴黎民兵。于是，和平破裂了，人
民冲进王宫去找肇事的士兵。他们攻击卫队在宫中的驻房，并到处紧紧追索，
直至国王的寝室。在骚乱中，并非柏克先生所述只有王后一人，而是宫中所
有的人都被惊醒了；拉法叶特侯爵再次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结果卫队重新
戴上三色帽徽。这样，在损失了两三条生命之后，事情就算结束了。
在这场混乱发生的后半段时间，国王和王后在阳台上同群众见面，他们
并没有象柏克先生所暗示的那样为自身的安全而躲藏起来。事情就这样平息
①可以断定这一点是事实，因为这是拉法叶特侯爵亲口告诉我的，我曾同侯爵友好相处达十四年之久。—
—作者
下来，恢复了安宁，群众齐声高呼：“国王回巴黎去！国王回巴黎去！”这
是和平的呼声，立即为国王所接受。由于这种措施，一切要把国王诱往梅斯
和竖起反宪法旗帜的阴谋部破产了，双方的猜疑也消失了。国王和他的家属
在当晚抵达巴黎，巴黎市长巴伊代表巴黎市民为他们的到达表示庆贺。柏克
先生在书中把各种事情、人物和原则都混淆起来，在评论巴伊的讲话时把时
间也混淆了。他责怪巴伊先生把那一天叫做“一个好日子”。其实，柏克先
生应该知道，这种局面一共经历了两天，一天是以危机四伏开始，一天是以
不受祸害威胁告终；巴伊所提到的正是这种和平的结局以及国王抵达巴黎。
从凡尔赛到巴黎途中，差不多有三十万市民列队迎送，沿途并未发生任何骚
扰。
下来，恢复了安宁，群众齐声高呼：“国王回巴黎去！国王回巴黎去！”这
是和平的呼声，立即为国王所接受。由于这种措施，一切要把国王诱往梅斯
和竖起反宪法旗帜的阴谋部破产了，双方的猜疑也消失了。国王和他的家属
在当晚抵达巴黎，巴黎市长巴伊代表巴黎市民为他们的到达表示庆贺。柏克
先生在书中把各种事情、人物和原则都混淆起来，在评论巴伊的讲话时把时
间也混淆了。他责怪巴伊先生把那一天叫做“一个好日子”。其实，柏克先
生应该知道，这种局面一共经历了两天，一天是以危机四伏开始，一天是以
不受祸害威胁告终；巴伊所提到的正是这种和平的结局以及国王抵达巴黎。
从凡尔赛到巴黎途中，差不多有三十万市民列队迎送，沿途并未发生任何骚
扰。
述
①。
现在我得听柏克先生那一套漫无边际的狂言乱语和关于各种政府的美妙
论述，其中他信口开河，既不提供证据，也不说明理由，自以为人家会深信
不疑。
在任何事情能够通过推考得出结论之前，必需先确立肯定或否定据以推
考的某些事实、原则或资料。柏克先生以其一贯的粗暴态度谩骂法国国民议
会将其作为法国宪法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予以公布的《人权宣言》。他称这个
宣言为“关于人权的一纸既无价值又含糊其词的具文”。难道柏克先生意在
否认人类具有任何权利么？如果是这样，他想必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象权
利这样的东西，而且他自己也不具有这种权利；因为世界上除了人还有什么
呢？如果柏克先生承认人是有权利的，那么，问题是：这些权利是什么？人
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利的呢？
关于人的权利，有些人是从古代汲取先例来推理的，其错误在于他们深
入古代还不够。他们没有追到底。他们在一百年或一千年的中间阶段就停了
下来，把当时的做法作为现代的准则。这根本没有什么权。如果我们再进一
步深入古代，就会发现当时还有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见解和实践；如果古就是
权威，那就可以找出无数这样的权威，它们是一贯彼此矛盾的；如果再往深
里挖，我们将最后走上正路；我们将回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他当
时是什么？是人。人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
但是关于称号的问题，我以后再谈吧。
我们已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及其权利的起源。至于世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
被统治的方式，除了适当利用历史所提供的错误或进步经验之外，就都与我
们无关了。生活在千百年前的人，就是当时的现代人，恰如我们是今天的现
①关于出征凡尔赛的叙述可参见《巴黎的革命》第
13卷，其中载有
1789年
10月
3日至
10日发生的事件。
——作者
代人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古人，古人以上还有古人，而且将来也要轮到我们
成为古人。如果仅仅以古代的名义来支配生活，那么，千百年后的人也将把
我们作为先例，正如我们把千百年前的人作为先例一样。事实上，自古以来
的人想证明一切，结果都一无建树。从来就是权威同权威之争，直至我们追
溯到创业时人权的神圣起源。这里，我们的探索才有了着落，理性也找到了
归宿。如果创世后一百年就发生人权之争，那它们指的必定是这个权威的根
源，我们现在谈的也必须是同一个权威的根源。
代人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古人，古人以上还有古人，而且将来也要轮到我们
成为古人。如果仅仅以古代的名义来支配生活，那么，千百年后的人也将把
我们作为先例，正如我们把千百年前的人作为先例一样。事实上，自古以来
的人想证明一切，结果都一无建树。从来就是权威同权威之争，直至我们追
溯到创业时人权的神圣起源。这里，我们的探索才有了着落，理性也找到了
归宿。如果创世后一百年就发生人权之争，那它们指的必定是这个权威的根
源，我们现在谈的也必须是同一个权威的根源。
如果哪一代人具有决定那种用以永远统治世界的方式的权利，那就只能
是第一代人；如果第一代人没有这样做，以后任何一代人都不能证明有这样
做的权或者建立起任何这样的权。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因为它是从造
物主那里得来的）不但同活着的人有关，而且同世代相继的人有关。根据每
个人生下来在权利方面就和他同时代人平等的同样原则，每一代人同它前代
的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任何一部创世史，任何一种传统的记述，无论来自有文字记载的世界或
无文字记载的世界，不管它们对于某些特定事物的见解或信仰如何不同，但
在确认人类的一致住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处于
同一地位，因此，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恰象
后代始终是造物主创造出来而不是当代生殖出来，虽然生殖是人类代代相传
的唯一方式；结果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
界对他就象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
不论把摩西的创世说视为神圣的权威抑或只是历史的权威，都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人的一致性或平等。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上帝说，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