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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４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内蒙古第一书记是尤太忠。赵紫阳是第五把手，分管农牧生产。第二年３月又奉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赵紫阳很谨慎，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赵紫阳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将军。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揭发批判的重点是黄永胜。黄是林彪集团成员，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很有势力。
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赵紫阳也紧抓不放。１９７４年，广东的粮食产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粮征购入库量比１９７３年增长了２８％。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阳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不带家眷，只身赴任。他刚到成都，邓小平就第三次失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如果晚半个月，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手。
在１９７５年去四川赴任前，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对赵紫阳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起来造反，地主逃离了家园，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报复。贾启允揭发以后，“四人帮”再找赵紫阳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赵紫阳掩盖过去了。患难见真情。相比之下，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1996年，本书作者同赵紫阳谈起这段事时，他淡淡地说：“小平是口头讲话，怎么能拿到政治斗争中去呢？”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针对多年左的政策对农业的破坏，对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取得了显着成绩。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报报载，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两年粮食共增产１００亿斤，副业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７１。９元，比１９７６年增加了１８。３元，人均口粮达４９３斤，比１９７６年多１２４斤。但是，在政治上他还是很小心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打倒，他都跟着潮流过来了。例如，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时，四川省委和其它省一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第三天，成都就召开了３０万人的大会，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唯一的。赵紫阳在这个会上作报告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标志着我们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坚决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４日《四川日报》）
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局候补委员。在１９８０年２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从组织上向“凡是派”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并选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姚依林等十一人为书记。
此时，华国锋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到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了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短暂的华国锋过渡时代从此结束。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应该肯定；但对此功绩要作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个人。会议认为，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对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宜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虽然在党和行政上没有担任国家高职务，但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如本书前所说的，在中国，这个职务是权力之柄。再加上邓小平的资历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鼎。
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建议。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在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共汽车站，一位等汽车的妇女说：“他是一个老实人。”国外称之为“邓胡赵体制”终于形成。“邓胡赵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对中国改革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人们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找到很多惨痛的例证。不过，这些惨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
在他们后面，由老一代革命家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线的胡、赵只不过是负具体执行之责而已。这老一代革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王震等人为主。人们用汉代的“八老安刘”来戏称这种情况。然而，这“八老”对改革的目标并不一致，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谈不拢”。其实，当时邓小平名正言顺地出任党、政、军一把手比较合适，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牢牢地掌握着三军指挥权。他实际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却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
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怕出现毛泽东、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权力交接。
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的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更换没有实权的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的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然而，不管第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稳定，在邓小平这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把握下的领导集体，终于演出了中国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十分壮观的历史活剧。
第二章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如本书导言所述，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有四种可能的选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全面继承毛泽东的路线；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回到五十年代；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走市场化道路；政治和经济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批倒了“两个凡是”，第一种选择已不可能。第四种选择，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彻底改革政治力量微弱，处于边缘状态，不能成为左右形势的力量。所以，政治斗争只能是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即在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之间发生。而这两个阵线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回到五十年代，还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说，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不过，主张搞计划经济也不完全是五十年代的模式，而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采取一点市场调节手段。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的。
第1节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陈云阵线先下手为强，抢在《邓小平文选》１９８３年７月出版之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就出版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党内发行。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推广之中，城市经济还处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中，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编辑。急用先学。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收集了陈云从１９５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２年的文章和讲话，共２３篇。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这就是说，陈云这段时间的论述，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指导思想。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在《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基础上，开始编辑《陈云文稿选篇（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增补了篇目，扩大了发行范围。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
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２０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力。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校《理论动态》２８２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
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2005年夏天，本书作者到首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写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子想问题》。宋任穷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